作者丨黄非
全球史专业学者
灾乱所过之处，狼藉遍地。公共建筑冒起黑烟，被打劫的商店徒留空空的货架与碎玻璃。暴乱者沿途焚烧汽车，留下斑斑残骸。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日夜逮捕作乱者，全国上下都在担心局势是否失控。以上并非发生在中东或非洲欠发达地区的日常，而是过去一周法国所经历的“洗礼”。
6月27日，在巴黎市郊的楠泰尔，一位17岁少年因未按交警指示停车接受检查，驾车逃跑，被警察拔枪击毙。法国警方开始对外宣称执勤警官面临威胁，然而随后浮现在社交网络的现场视频表明，真实状况和警方所宣称的并不相符。刺激性的内容在互联网的爆炸性传播，抗议随之而来，迅速蔓延成遍及全国的大混乱。法国警方一度部署超过四万名警察，在动乱的高峰期每个晚上逮捕超过700人。
据相关报道，截至目前，法国大规模骚乱已导致超过1.2万辆汽车被烧毁，2500多座建筑物损坏，超过200个商业实体被洗劫，300家银行网点被烧毁，250家烟草专卖店遭破坏。全法公共街道共发生23878次纵火，12031辆车辆被烧毁，105个市镇政府着火或受损，并发生168次攻击学校的行为……
是什么点燃了法国的社会情绪？
就在几个月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因延迟退休的改革，触动了全国范围的罢工与游行。他的少数派政府通过强硬手段，最终通过了法令，抗议逐渐平息，法国政治似乎也逐渐走向正轨。紧接着，这一突如其来的骚乱爆发，对他来说属实天降打击。以至于过去一周中，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预计的访法行程和马克龙本人对德国的访问，都统统推迟取消。
无论是2018年的“黄马甲”抗议，还是今年的养老金抗议，都是针对他推行的不受欢迎的具体政策，社会的反弹属于意料之中。 但是，这次骚乱的规模，仿佛从无物之地凭空燃烧，迅速烧遍全国，却是始料未及的。一开始，少年被击毙的“事件”仅仅是导火索，暴乱者似乎陷入无组织、无目的、无纲领的狂欢，破坏和掠夺行径成为目的本身。这一切都令人想起2005年同样席卷法国的郊区暴乱。彼时，官方最终通过宣布紧急状态，遏制了暴力的蔓延。
对于这次的社会骚乱，马克龙发挥了他的“沟通技巧”，将之归咎于“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他呼吁家长们“管好自己的孩子”，并请求媒体平台管控、删除煽动暴力和劫掠的内容。抛开法国总统略带冒犯和居高临下的语气，他的评论并非全无道理。这次混乱的参与者，确实带有时代特征。
法国《世界报》对暴乱参与者的采访调查表明，这一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年轻：最小的甚至只有12-13岁，而鲜有30岁以上的。他们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成家立业、老实工作的白领，也有处在社会边缘以灰色手段谋生的街混子。
这是社交媒体的一代，习惯于通过TikTok、Snapchat之类平台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摄入信息，并且在抱团中“物以类聚”，互相激励。同样，他们也是“新冠一代”，在过去的三年中领受了无数的挫败和打击，内心颇有不平之气。这种危险的“鸡尾酒”混合，确实只需要一个由头就会点燃，以闪电般的速度扩散传播。
许多分析将骚乱的动因指向法国警方存在的“种族主义”。楠泰尔、里昂这些“爆心点”的居民，长久以来存在如下印象：执法部门的检查和逮捕，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行为，而是他们的身份。这一主张受到正统观点的抵制：法国向来以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自豪，官方叙事并不承认法国存在类似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政策与历史遗产，法国官方的肤色平等政策也拒绝在统计数据中单独列举种族因素，因此很难通过数据分析展现出警察的执法和暴力是否不成比例的针对了肤色少数族裔。
不过，一些半官方的数据和个别的案例表明，法国执法部门确实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种族差距，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法国的总体情况，而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此次事件的暴力和混乱特征，仍需要打一个问号。
不过，有一点具体的政策倒是十分明显：相对于英、德这样的欧洲邻国，法国警方在使用致命武力上更加宽松。尽管远不如枪支泛滥的美国，但法国在2017年放松对警察开枪的控制之后，死于警察致命武力的人数确实有所上升。2022年，法国有破纪录的13人死于交警手中。引起此次暴乱的楠泰尔少年则是2023年的第三人。2005年暴乱的遗产，也同样影响了法国执法部门的运作风格。
这些年，法国逐渐抛弃了上世纪80-90年代更为温和与克制的群体控制战略，而转向更为激进的装备与运作模式。当北欧、英国和德国都把肢体接触和防爆装备的运用视作最后手段时，法国宪兵和警察则不太忌惮采取霹雳手段 。这在何种程度上震慑了潜在的捣乱分子，又在何种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也是此次风波平静之后，全法上下都需要坐下来研究反思的课题。
马克龙为何不再克制？
当然，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滤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看待事情的角度与分析逻辑。法国执法模型的激进化，迎合了法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选民和政治精英“右倾化”的焦虑与不安。这次，法国最大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毫不意外地将混乱归咎于“非法移民”和对破坏秩序者的“绥靖”。
但是，无论是被射杀的17岁少年，还是参与破坏的青少年，大部分都是法国公民。他们出生、成长在法国。无论这一群体有什么“问题”，都实实在在的是“法国问题”。 至于所谓心慈手软，更是无从谈起——前文已经提到，法国的执法模式相比其欧洲同行，已经算得上重拳出击了。
相应的，左派-极左派的话语则习惯性地诉诸于“结构性问题”的宏大叙事。类似于楠泰尔这样环绕都会中心的“城郊”高层住宅综合体的命运，是左派理论家的哀愁和道成肉身。从70年代野心勃勃的社会住房项目的乌托邦理论衬托出的战后乐观主义与骄傲，到80年代以来的衰败和社会区隔，这些社区寄托了左派话语关于阶级、全球化、种族、去工业化的批判，是他们情感投射的身体感觉所在。
法国政府近些年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加大对城郊区的投资与改善，就算贫穷和社会区隔仍然是问题，它也是个正在改善而非恶化的问题。将此次恶疾爆发一般的混乱，归根于这一长久以来的慢性社会病症，也只是在重复法国左派认知上的懒惰。
说到底，意识形态的棱镜更多是折射出不同群体的感情和利益，而非对现实的客观认知。但是，感情和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民的政治行为。从过去一周的观察来看，法国总统的回应还算是稳扎稳打：马克龙首先表明警察的行径“无可饶恕”、“不可理喻”；随后又表示对“破坏稳定的行为绝不姑息”。他的前一个表态激怒了右倾的警察工会，而后一个表态在左派那里也拿不到什么加分。然而，或许对他而言，这已经是最佳策略了。
对于刚刚获得连任，理论上不能再次参选的马克龙来说，如何在两股意识形态的夹击下走出一条窄路，也就成了一道考验他传达政治信息能力的难题。无论他的表态是过于偏向左派还是右派，都会助力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削弱本就少数的中道力量的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在政治极化的时代，中间派政客没有办法的办法。
截止到7月8日，法国的局面似乎在步入平静，警方的逮捕数量逐渐下降，街面上熊熊燃烧的烟火也渐渐扑灭，社会秩序回归指日可待。此次事件留给法国社会的物理破坏固然是明显的，但在肉眼可见的破坏之外，寻找和修补社会内在伤痕，反思一直被掩盖的困难问题，才是摆在法国全体民众面前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