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年高考过后，关于选择什么专业的讨论都沸沸扬扬。这种讨论的背后，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中国是一种理想，“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才是摆在面前的社会现实。
中国就业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农民、产业工人、生活服务业从业者、体制内白领、体制外白领五大类别。2022年，这五个大类的从业人员的数量大致如下。
但就收入层次而言，非农就业大体又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1.5倍及以下的中低收入者，（以全国平均水平计，月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构成社会就业的绝大多数，这一个层次主要由普通产业工人、一般服务业从业者（如餐厅服务员）、和低级白领（如中小企业文员）构成。
第二层次是在社平工资1.5倍到3倍的较高收入者（以全国平均水平计，月收入在1万元到2.4万元），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白领，无论是体制内白领还是体制外白领，大多数收入在此区间。但也有一部分蓝领收入在这一区间，如高级技工，部分劳动强度较高/供不应求/有技术门槛的工种（如木匠、泥瓦工、保姆）。
第三层次是社平工资三倍以上的高收入者（以全国平均水平计，月收入超过2.4万元）。这一个层次就是高级白领和金领。蓝领几乎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收入层次的。
在中国，专业选择焦虑和“读书无用论”为何并存，和社会的收入层次有很大关系。
高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很大。很多人填报了所谓“天坑专业”，毕业之后在“天坑专业”对口就业，其收入其实在全社会层面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收入者”，但这部分“较高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所以“生化环材”的毕业生就老觉得自己跟计算机系相比亏了。这是专业选择焦虑的来源。
另一方面，一部分低级白领由于技能不具备稀缺性，已经和普通蓝领到了一个收入区间。大学生挣三千，泥瓦工挣一万，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性现象。所以一些人开始说，在中国“体脑劳动差别已经消灭”，大学生只要愿意吃苦去做蓝领就好了，收入也不低的，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这仍然只是个“田忌赛马”，因为蓝领收入是有天花板的，整体上是没有办法从“较高收入者”跃迁到“高收入者”的。
在一个社会里，高收入的来源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纵向高收入是指，越高级别的人收入越高，总经理的收入就比普通职员高；横向高收入是，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行业。在中国，绝大多数的高收入者，来源于“横向高收入”——自己所在的行业足够好，好的行业的普通员工收入可能远超一般行业的管理者。非高收入行业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者，在高收入者中只占少数。
为什么一个行业会成为高收入行业？
很多人会简单地用市场规律来解释。一个行业人员“供不应求”，那收入就水涨船高，一个行业从业人员过剩，那么收入就低。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其实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并不完全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即以当下环境而言，程序员市场可能已经供过于求，但卡车司机等一部分体力劳动岗位却是供不应求，但为什么程序员工资还是高于卡车司机呢？
实际上，在就业市场上，一个行业的收入中枢是这个行业的人效比决定的。供需关系会使得行业的收入水平上下波动，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高收入行业和中高收入行业之间的收入鸿沟始终是难以敉平的。
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一个行业的人效比要足够高，本质上一定是“边际成本低，边际收益高”的行业。所谓“边际成本”，就是供给方新增单位供给需要的成本，“边际收益”就是新增单位供给所获得的收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王者荣耀的皮肤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为游戏皮肤的成本就是开发成本，开发完成之后有一个玩家买，1000个玩家买，1000万玩家买，或是1亿玩家买，成本都不会再增加了。但是游戏皮肤的边际收益并不会递减，第一个买皮肤的用户买皮肤的价格，到第1亿个玩家还是这个价格。可能卖出500万套皮肤游戏开发的收益就回本了，那么从第500万开始后面新增用户的收入，全部都是净赚了。
绝大多数行业，就没有王者荣耀的这个效应。比如，一家利用自家门面（不用付房租）经营的薄利的面馆，煮第一碗面需要面粉、水，煮第1000碗面还是需要面粉和水，边际成本是不可能因为规模扩张而降低的，这种行业大家就说它是“赚辛苦钱”。
那么话说回来，什么样的行业赚钱符合前述特征，人效比较高呢？
大体上有三类，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网络效应带来规模经济。在中国，为什么互联网行业连年成为收入Top的行业，就是因为规模经济。运营一个日活100万的App和运营一个日活几亿的App，技术成本和运营成本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在日本，一个App的用户天花板只有1个亿，在中国，月活超过3亿的App可以数两只手。塞冬兄在《超低生育率养成记》中，对这类高收入的成因有更详细的分析，我就不赘述了。
第二，资源稀缺和牌照管制。有一些资源整体是“稀缺”的，但是开发难度并不一定高，比如中东的石油，又比如“钱”。金融业为什么是特殊行业，因为它本质上流动的产品就是“钱”，而在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生产“钱”本来就没有太高的物理成本。而且金融业的边际成本也很低，逻辑很简单，贷出去100万还是一个亿，其实银行都要走同样的流程，都要做背调，都要找抵押物，都要做合规，对应的人力成本是一样的。那么银行业务规模越大，人力成本就会被摊薄，人效比就会越来越高。
中国是个超大经济体，这就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超大体量。但是不同于互联网行业，金融业赚钱的技术门槛并不那么高，但它对稳定性和风险管控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这个行业实施了特殊的牌照管制。牌照本身又意味着一种稀缺，所以这个行业的利润十分可观。这几年金融业经历了强监管，金融业也在限薪降薪，但客观来说金融业收入比起绝大多数行业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为人效比摆在这里。当然，因为金融业的门槛主要不是技术门槛，所以入行设置的基本门槛就只能是学历门槛和其他软门槛。
金融业不是中国唯一类似的行业。烟草、石化、能源，这些行业实际上都有类似的属性，资源足够稀缺，且在上游的生产成本未必高（而下游终端价格可能是管制的），不需要很多人就可以创造极高的产值，因而“人效比”很高。要之，这第二类行业要不是特殊行业（金融），要不是垄断行业，绝大多数行业内的企业，都是国有的。
第三，品牌或技术驱动。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概念，叫“高附加值”，什么是“附加值”，其实就是指一个实体产品有它生产原材料和人工之外的价值。那么“附加值”从何而来，就是靠品牌，或者技术，或者兼而有之。
茅台一瓶酒的生产成本，除了厂房人工其实就是只是5斤高粱的成本，几十块钱，但茅台的出厂价都上千（还不要说终端销售价），你为什么愿意花至少1499甚至动辄两千多去买一瓶茅台，那购买的是茅台的品牌价值。法国从19世纪开始成为欧洲和世界的奢侈品中心，生产一个奢侈品包的物理成本，可能比东南沿海生产的A货高不了多少，你为什么要买正品，也是为了这个正品的品牌价值。品牌价值是无形资产，边际成本为零。所以每多卖一个产品，固定成本就会被越来越摊薄，人效比就会越来越高。
另一种因素是技术。很多公司的产品定价里，绝大部分的构成也不是物理原料，而是自身独有的技术和专利，为什么西方很多高端工业品卖得很贵，因为技术往往是独家的、不可替代的。技术开发当然需要成本，但一个技术和专利一旦开发出来，它应用到100件产品或者1000万件产品，也不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这和茅台或香奈儿的逻辑是一样的。苹果手机的物理成本也只占其售价的大约40%，剩下60%其实就是它的“附加值”，当然苹果这个附加值，既来源于其技术带来的功能和体验，也来源于品牌效应，所以一些“高附加值产品”是品牌和技术两个驱动因素兼而有之。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为什么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非常显著。
其实，前面提到的第一类互联网行业，和第二类稀缺资源型行业如金融业，要形成高收入群体，最关键的条件都是规模。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相关产业较高的人效比，而小国的类似产业，相关行业的人效比就不可能做到这么高，收入也不会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太多。一些国内一线城市的白领到欧洲发现，在金融、互联网这些行业的收入也不见得很高，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巨大的规模效应，而相对小的经济体没有。
而前面提到的第三类行业，品牌和技术驱动的产业，恰是中国的短板。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就在于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工厂”，但是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足够的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即以两岸经济差距来看，台湾地区比大陆领先的其实并不只是台积电，还有统一康师傅和捷安特，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市场，但大陆头部的自行车企业前些年只能靠共享单车订单勉强度日，而一家台湾企业却能稳坐世界最大自行车企业的交椅。
没有品牌和技术带来的溢价，制造业产值再高，赚的都是终端产品和原材料之间这点差价的辛苦钱。所以，中国制造业的人效比和发达经济体差距很大。
所以，在中国，个别高收入行业的人效比高于中小型发达经济体的对应行业；但制造业的人效比却要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对应行业。所以“小国寡民”的发达经济体，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小，体脑劳动差别几乎消灭，而中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体脑劳动差别不仅远未消灭，甚至仍然很大。
所以，巨大的行业间收入差距，首先是超大经济规模的产物，而不只是分配制度或行业“新兴”与否导致的。事实上，只要一个经济体规模够大，互联网、金融等具有强大网络和规模效应的行业，收入就会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美国也是一样的。
要减少行业间收入差距，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一种思路是压低所谓高收入行业的收入。这并不是一条好的路径。诚然，中国的一部分高收入行业有政策和管制的因素，但应该看到还有一些高收入行业，就是因为超大市场规模带来的红利，有这样的行业和行业里的头部企业，是中国的幸运。中国没有必要也不能向那些因为体量小而难以发展互联网等产业的“小国寡民”国家看齐，对优势产业的正确态度是最大化其红利，而不是自废武功。更何况，中国的高收入行业也是美国的高收入行业，人为压低这些行业的收益和员工收入，只会在全球激烈的科技和人才竞争中进一步把STEM人才往美国推。
真正合理的路径，只能是形成更多由品牌和技术驱动的行业和企业。
以中美两国相较，中国在强网络效应的行业差距是比较小的，但在品牌和技术驱动的行业上差距非常大。美国的金融和互联网收入也很高，甚至比中国更高，但是美国在其他领域同样有很多提供高收入的企业，而这恰是中国最大的短板。美国有苹果，有高通，有英伟达，美国也有宝洁、可口可乐、耐克、星巴克，所以美国至今仍雄踞在全球经济链条的顶端。
现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OEM代工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还很高，代工只能在“微笑曲线”中拿到利润最薄的部分，只能是挣辛苦钱。中国必须有越来越多有技术和品牌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才能往产业生态链的高处走，才能创造更多高收入的岗位。具体来说，首先要在既有的重要产业中持续攻坚；第二，要立足未来布局可以换道超车重新形成技术和品牌门槛的行业（中国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上下重注即是这一考虑）；第三，要释放民营经济的真正活力，让企业家真正有做“百年老店”，树“百年品牌”的动力。文化和品牌也是一种实力，不要说只有“硬科技”才可能有高附加值，你的品牌和文化也可以有巨大的附加值，看看法国就知道。尤其是在消费品领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头部品牌与中国经济的体量还很不相适应，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个领域产生更多世界级的企业，要提升产业工人的收入就缺少抓手。
事实上，以中国国内市场之大，正是本土企业实现“从0到1”开启世界市场之旅的绝佳舞台，用好国内市场做大本土企业，空间仍然巨大。
制造业和硬科技当然很重要，但有些人在这方面仍然存在认知误区。他们简单地认为，应该把其他行业的资源分给制造业和硬科技，就能把制造业和硬科技“砸出来”，这未免想得太简单。
恰恰相反，技术驱动也好，品牌驱动也罢，真正高质量的制造业和硬科技，需要的从来不只是资源投入，不只是政策倾斜，而是产权和专利的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全社会的创新精神，相较于那些具有网络效应的行业，制造业是“慢行业”，它比其他行业更需要长期的积累，也更需要长效的机制。
一个收入分配更均衡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追求。但要实现这一点，最关键的路径首先是做大蛋糕，然后才是分好蛋糕。发展制造业和硬科技，是为了让更多的行业走向技术和品牌驱动，从而做大中国经济的总盘子，而不是把现有的高收入服务业岗位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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