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刘学州网暴自杀案”到“网课爆破致死案”，几乎每一起引发舆情的严重网络暴力（下称“网暴”）事件，都伴随着生命的消逝。
这也让不少局外人困惑，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正常人患上抑郁，甚至放弃鲜活的生命？
追踪多个案例后我们发现，网暴往往会从线上蔓延至线下：除了在线上遭遇失实“小作文”、恶评与谩骂，在一些案例中，网暴受害者还经历了个人信息泄露、持续被信访举报、公司劝退、因生病影响学习成绩而被规劝休学，甚至“社会性死亡”。
为避免悲剧重演，各方提出的治理方案包括压实平台责任、专门立法、形成软性法治体系，甚至动用刑法等。中国也正在加大对网暴的治理力度。
那么，有没有治理网暴的最优解？
我们将从遭遇网暴的受害者、作为网暴发生地的平台等角度，逐一探讨这个议题。
2022年3月，朱雯琪（网名@牛津Kate朱朱）在社交平台发布短视频，庆祝自己以牛津数学系第一名硕士毕业，随后她经历了网暴，被嘲“学媛”，争议一度达2亿浏览量。在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中，朱雯琪将复盘她的网暴之殇，并讲述她如何在各方支持下，“战斗”与“疗伤”，逐步走出阴影，并自我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伤痛，需要多少支持，才能在遭遇网暴后，真正“重生”？
当一位打扮时尚的90后女性因为“数学好”而被网暴狂热分子“狩猎”，打击她的不仅是蔓延至线下的谣言、谩骂、中伤，还是家中被撬开的车库，塞满垃圾邮件的学校邮箱，更是深深的自我怀疑。
朱雯琪是牛津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在社交媒体上，她以@牛津Kate朱朱的身份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学习、社会问题的思考。2022年3月中旬，朱雯琪从牛津大学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专业毕业，她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毕业视频，标题是“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视频出圈后，朱雯琪被质疑学历造假，是卖衣服的微商和骗流量的网红，并被污名化为 “学术媛”。随后，她的外貌、穿着打扮、学历、工作，朋友圈也被挖出，并逐一被嘲讽。
这并不是朱雯琪第一次经历类似的暴力。朱雯琪认为自己的求学经历较为特殊。十岁时，她就曾因学习成绩不好、特立独行而在公立学校遭遇校园暴力，被老师和同学孤立。在接受两年家庭教育后，朱雯琪考入一所国际学校，并在16岁时被牛津大学数学系录取。2014年，朱雯琪因在人人网上传泳装照一度引发关注，此后也曾多次遭遇网络上的言语攻击。
但直到毕业视频风波后，朱雯琪才第一次感受到网暴带来的直接伤害——“很崩溃”。随后，朱雯琪的导师引导她启动了堪比危机公关的处理流程，牛津大学甚至专门邀请朱雯琪参与了年度纪录片拍摄，展示她在牛津的生活。
通过对“反击”网暴的复盘与心理疗伤，去年5月，她最终选择继续在社交账号中表达观点，但会“更关注大家需要我说什么”。
她也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博主的影响力实现“反歧视”“反网暴”的愿景。
“如果沉默的人和看热闹的人能够给受害者支持，也许事情不会走向特别糟糕的境地。”朱雯琪说。
以下是朱雯琪的口述：
因为“数学好”被人肉
2014年从牛津数学系本科毕业的时侯，我在人人网上发过一个泳装毕业照，开始受到一些关注。其实很偶然，因为牛津的习俗是毕业考完试后要去跳河，跳河之前我穿着泳装被人拍下来了，随后我就把毕业照片发到了人人网上，账号一下子涌入999+的好友申请。
后来，我渐渐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图文和观点，就像是在和远方的朋友聊天，没有做博主的感觉。
直到2022年3月14日，我因为做数学题在网上引起热议。那天是国际数学日，我发了毕业视频。最开始毕业视频是在粉丝群体和朋友中流传，收到的也是大家的恭喜和祝福。
后来，视频被一些金融博主转出圈了。可能是因为那几年A股市场不太好，大家比较“混”。很多人看了视频说这是“学术媛”，觉得我牛津毕业是编的，还说我当时的视频封面太模糊，要我去牛津拍一个新封面。其实，他们如果从封面点进去，就能看到我的视频都是在牛津拍的。类似的评论大概有几百条，当时是英国的凌晨，所以我一开始都没看到。
最开始我不在乎，直到一个教育博主也开始讽刺我的毕业视频，说牛津大学哪有什么数学建模系之类的。这位教育博主是微博PhD圈的，看起来是一个研究员或博导的角色。我在申请博士时还关注过他，算是我比较崇敬的一个人。所以听到他也这么说，我觉得不太舒服。于是我给他的微博账号留言，告诉他牛津的确有数学建模系，但当时他没有回复我。
之后，另一个PhD圈的博主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位博主是拥有289万粉丝的数学大V，还出过书。他说给我出道题，大概是个本科生水平的题。我看到题是英国早上六七点钟，当时正在做运动。会做，于是我就把题做了出来。其实回头想，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当你做完题，如果对方一口咬死你做的就是错的，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出过书的数学大V，这样我是说不清楚的。当然这位数学大V没有这么做，他在看到我的解答后，就说我的牛津学历应该是真的。后来这件事就逐步发酵，引发了更多人关注。
真正可怕的是，四五天后，有人就人肉到我在学校附近的住址，还把房子的车库门打开了，甚至去骚扰我的朋友。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网暴，我很崩溃。我心想，我现在人在国外，如果在国内岂不是会更危险？因为国内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如果他们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公布了我的地址，那可能会有更多人骚扰我。当时我就报警了，但没有什么调查结果。我给房子装了摄像头，自己搬离了住处两三个月，后来又把房子全部重新装修，之前的车库全部推倒并安装了新的安保系统，应该很难再出现车库门被打开的事情了。
回顾过去，我遭遇网暴的时间其实很长。但在这个事件之前，我都没有把相关经历当作网暴。因为我十岁时曾经在家受教育两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太了解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很接地气。有段时间，我会觉得网友有不同声音是在交流观点，所以不是很有所谓。
来自大学的支持：我选择先“战斗”
网暴事件发生后，牛津大学给了我很多支持。有学校的支持，也有老师的支持，学校官方还邀请我拍了一个纪录片。
牛津有一套处理流程，当你去寻求帮助时，他们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你。我们数学系还有一个Equality小组，专门针对歧视等问题提供帮助，成员就是系主任和相关的负责人，我也参与了Equality小组去聊我的困境。
我的导师很支持我。其实被网暴那天，我本来要和导师聊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但当我告诉她网暴的事情，她立刻终止学术讨论，就只和我聊网暴，还带我去找了学校的Equality小组和IT部门。
学校里的心理团队也提供了帮助。当伤害发生时，很多人对于看心理医生是抵触的：“我不看，我没病”。我的导师也一直安慰我。
其实，牛津官方每年都会拍一个纪录片。得知我被网暴后，校方就邀请了我。校方说，要去反击网暴，与其他们说什么我们回答什么，为什么不拍一个纪录片展示你在牛津做了怎样的研究，你在牛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所以整个纪录片都在系里拍摄，展示我如何做数学研究。
当时牛津有一些中国学生组建的微信群也开始传我的谣言，说我被学校开除了。其他各种谣言也在学生群体里发酵，非常伤害我，让我觉得网暴已经转移到了线下。
记得在大学刚入学时，新生教育中有关于校园暴力的内容。我现在觉得内容太过时了，在现实中一个学生打人、骂人毫无疑问就是校园暴力，但在学生自己组织的500多人的大群里发布针对某个学生的不实信息算不算校园暴力呢？校园暴力已经从线下变为线上，变得不好捉摸，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它。
我以前工作过，在高盛、摩根大通这些公司里，类似行为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这些公司为了防止信息泄露等问题，会对员工的社交媒体进行严格管理，大群小群的管理都有一套规章制度，如果你在群里发表了对同事的类似评论，公司一定会采取措施：小到约谈，大到开除。在牛津，如果一个学生在线下打了别的学生肯定会被约谈或者开除，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线上，学校又要怎样处理？
所以，我当时就跟Equality小组的人谈了很多跟制度相关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够借鉴大公司的经验。后来在新一年的新生教育中，Equality小组还问我他们能否使用我这个案例。
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小组的人也很担心。他们说你是不是该花一些时间去平复心情，包括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我觉得与其疗伤，不如战斗。去找医生就像是治疗自己的伤口，而战斗就是去和Equality小组讨论这件事。3月中下旬发生的这件事，之后一个月我一直都是战斗状态。虽然我是受伤了，但我觉得不重要，因为这场战斗还没结束。
从“自我怀疑”到“自我成长”
事情发生以后，我感觉就像之前在金融机构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巨大的负面消息，你需要去紧急处理。所以我一直都在非常机械地处理这件事，也是把自己抽离开。那段时间，面对网上骂我的言论，我思考的是：作为一个网络形象，我哪里激怒了网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怎样降低对我身边人的伤害？
比如，我的邮箱地址被公开了，有一些人向我发送了垃圾邮件，所以我要向学校的IT部门报备，请他们帮我加强邮件管理。这些事情非常耗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处理。
那个月我瘦了特别多，每天没什么时间睡觉。直到4月中旬，我和朋友出去吃饭，朋友告诉我，他也因为这件事被人在网上说。那天我是开车去的，吃了一家韩国菜，在餐厅也喝了些酒。喝完酒我就开不回去了，坐到车上的那一刻我哭了。这是我在那场风波后第一次哭，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网络上的言论击中了我。我真的在想那些网络喷子说的是不是对的。那一刻，我是一个接近崩溃的心态，比较感性。
我当时想，我这样表达是不是错了？我在学术圈里是不是很奇怪的存在？我身边的人会支持我这种表达吗？这些自我怀疑的想法让我压力很大。例如，我今天见到一位同学，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隐隐地想对方有没有看过做题风波，会不会和网暴者有一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对我有恶意。
4月中旬事情差不多忙完了，我开始进入一种比较崩溃的状态。从4月中旬到5月，我每天都在哭、在写日记。在硕士期间，我没有一天是休息的，每天都在做数学、在工作。网暴事件是我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休假，第一次几天都没有读书。后来我去了一趟荷兰休假。在荷兰期间，我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思考、权衡利弊：再继续输出观点，我一定会受到非常多的争议，我还要不要继续做自媒体？如果继续做自媒体，我还能不能自由地表达？如果只说一些大家想听的话，还有什么意义？
当时一位学长告诉我：表达欲应该要有使命感，就是你在传递一些正确的理念，比如反对歧视、反对网暴。这种使命感应当大于随处涌现的表达欲。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需要扼杀一些表达欲。比如我今天买了一个包，以前我可能会发在网上，但是为了达成更重要的目的（例如传递关于女性成长的观点），我应该扼杀炫耀新包的想法。
我小时候一直特别崇拜岳飞。文艺作品里的岳飞一直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特别沉稳、正经的角色。其实史书记载，岳飞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交朋友，也很喜欢喝酒，但因为他要带兵打仗，有更大的责任。于是皇帝跟他说你不能再喝酒了，然后他就戒酒了。后来，岳飞开始变得越来越沉稳，这也扼杀了一些他喜欢交朋友、喜欢表达的性格，
去年5月份是一个分水岭，从那时开始，我算是告别过去在互联网上的形象重新开始了。之前11年，我的微博都是公开可见的，后来设置成了半年可见。我也会更关注大家需要我说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不是关注我自己今天想说什么，我想做什么。
我感觉，这十多年互联网的氛围变化很大。
那时候在人人网，我发泳装毕业照，大家没觉得那么夸张。但我现在不敢再发这种照片了，平台审核也不会通过，网友对这些照片的恶意也比以前更大一点。
我觉得，做数学题这件事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激起了大家对性别的集体记忆。几乎所有人在这个风波里反应最大的部分就是性别，很多人都说女生到了高中理科就不行了。
在数学题风波里，有些人看到我做题就很愤怒。他们发现我能把题解出来确实很厉害，但他们又开始说牛津的硕士很水，然后他们发现我居然是牛津的本科，16岁就入学了。他们又会说我毕了业也找不到工作，但接着他们发现我已经在高盛工作了很多年，是放弃百万年薪去读书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的穿衣讲话风格，说我的风格会让我在学术圈“社死”，说我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或许这就是他们人肉我的原因，
人肉别人是很费劲儿的，必须要有一种愤怒才能支撑这种行为。他们查了我半天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于是就开始查我住在哪里，查我是不是真开这辆车，查我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查你是不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查你的男女朋友、你的父母。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发数学系毕业视频被质疑，确实很像一个女性会遇到的质疑。但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质疑之后还会去谩骂、人肉你，我怎么也想不通。
经历网暴时，我没有使用“一键防暴”“关闭私信”等功能。我还是想看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解对方的思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事情。但我还是很建议遭遇网暴的人使用这些功能保护自己的，我自己面对网暴的想法可能不适用他人。我觉得网暴从来不是一个非黑即白、战斗还是逃避的选择。我选择战斗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选择战斗，如果你觉得应该逃避那就逃避，没什么可耻的。
我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网暴受害者。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给网暴受害者足够的支持，这样的声音肯定越多越好。我个人感觉是，在网暴中暴力分子其实没有那么多，只占所有网友的1%到5%，沉默的人是大多数。如果沉默的人和看热闹的人能够给受害者以支持，也许事情就不会走向特别糟糕的境地。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就是看个戏、吃个瓜。但实际上，看戏、吃瓜也会对受害者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当我情绪崩溃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留下了一个中性的评价，但这句话会让当时的我觉得，他已经是在“围观我”“嘲笑我”了。
这种事情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希望沉默的人或中立的人，可以多去释放一些善意。面对风波，我们还是要多做善意的评价，甚至发声帮助被网暴的人，这可以支撑网暴受害者走出来。
实习生杨柳对本文亦有贡献
近年网暴典型事件
2018年8月“四川女医生遭网暴自杀案”
2018年8月20日，被害人安女士与13岁少年在泳池内发生碰撞，少年朝安女士游走方向做吐口水动作，丈夫乔先生看见后打少年一耳光。此后，乔先生夫妻个人信息被曝光，安女士遭网暴后选择自杀。
2021年8月6日，四川绵竹市人民法院对德阳女医生遭网暴后自杀案宣判。法院审理认为，常某一、常某二、孙某某在网上煽动网络暴力，公然侮辱他人，致被害人安女士自杀身亡，其行为均已构成侮辱罪。三人分别获刑一年半、一年缓刑两年、半年缓刑一年。
2020年10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
2020年7月，杭州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某偷拍。随后，郎某某与何某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经检察机关的推动，该案从“刑事自诉”转为“公诉”。2021年4月30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两名被告人皆被认定构成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该案于2022年2月入选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
2022年1月“刘学州网暴自杀案”
2022年1月24日，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在三亚留下遗书后自杀身亡。刘学州在社交媒体发布的遗书中称，他寻亲成功后，因在网上公开自己被生母拉黑的截图、被“一些颠倒黑白的人说要求买房子”等经历，遭到网络暴力。遗书最后，刘学州希望人贩子及“在网络上丧尽天良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2022年8月“上海女子打赏骑手200元被网暴坠楼案”
2022年4月3日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上海虹口区女子在送菜小哥帮助下，给身处青浦区的听障父亲送菜。为表感谢，她为送菜骑手充上200元话费。不过，当这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布这段经历后，不少网友纷纷在留言里指责她小气、给的太少。后来，因不堪忍受网络暴力，她选择跳楼自杀。
2022年11月“网络爆破致死案”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刘某某网课后在家中猝死，引发了广泛关注。2022年11月2日凌晨，刘某某的女儿在微博发文称，10月28日晚，母亲在网课期间遭遇了“网课爆破”（意指一群网友闯入正常的网课课堂、破坏秩序，甚至播放血腥色情画面）。“爆破手”前后通过语音辱骂、共享屏幕干扰课件等多种方式刺激母亲，导致其情绪激动落泪退出直播课堂。
2023年1月“染粉色头发被网暴抑郁致死案”
2022年7月，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郑灵华在爷爷的病床前记录下了和爷爷分享录取通知书的瞬间，照片里的她留着粉色中长发。但她却因粉色头发而遭遇大规模网暴，被指责染发不“正经”，还有声音批评她不配做老师等。郑灵华由此患上抑郁症，在2023年1月23日，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