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模式扩展到国家舞台时，却失败了。在其领导下，印度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尽管莫迪上任后承诺增加1亿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但2017年至2021年，印度反而失去了2400万个就业岗位。印度现在的失业人数比2011年还要多，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城市的就业前景如此黯淡，以至于现在印度农业雇工比5年前还要多。与越南和孟加拉国等类似经济体相比，印度在增加制造业就业方面的失败尤为突出。2000年至2020年，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都翻了一番，而印度只增长了2%。现在，1亿人口的越南与14亿人口的印度的制成品出口额大致相同。
莫迪对物流和运输的押注，也未能激发印度国内投资。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恳求印度资本家在本国投资，而后者却倾向于将利润转移到海外，并将拒绝投资的理由归咎于需求不足。莫迪的官僚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大规模向上分配，但未能形成一个足够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以吸引投资者扩大投资。过去10年，印度庞大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在快速消费品、入门级汽车、铁路旅行等方面的个人消费指数停滞不前。
据英国《经济学人》此前报道，2019年至2020年，印度私人投资仅占GDP的22%，低于2010年至2011年的31%。投资者私下承认，他们担心莫迪对税务部门非常态和任性的使用。
与其全球经济开放的形象相反，莫迪政府还提高了各种商品的关税。投资的另一个障碍是印度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在莫迪的经济战略中，财富先于民众健康。新冠肺炎使数百万人离开工作场所，但莫迪政府拒绝优先投资初级卫生保健，这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卧床不起，无法为经济作出生产性贡献。
污染还使印度北部2.48亿居民的预期寿命缩短大约8年。2019年，莫迪政府向污染宣战，但只拨款42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2014年发起的治理污染之战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印度政府甚至将环保活动人士列为恐怖分子，并以煽动叛乱之名逮捕他们。制度化的性别歧视也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增长。30多年来，女性就业率一直在下降，现在每100名城市女性中只有7人就业。
莫迪巧妙地运用了直接收益项目助力竞选，比如为民众安装厕所、通电、分配煤气。这些项目和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噱头，分散了支持者对其政府无数次失败的关注。
将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莫迪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已经脱轨，即使对该邦也是如此。印度现在陷入了一个没有就业的增长陷阱——政府优先考虑资本，却忽视了低劳动参与率和低人力资本。（作者蒂姆·萨哈伊，陈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