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3），作者：蔡勇平，编辑：温丽虹，原文标题：《读博的滋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读博愁毕业
毕业一年后，回想起图书馆常去的位置，邓维刚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56、57号，准备博士的毕业论文时，近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两个位置上变换着学习，每天超过8小时。
那是 20 多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除毕业论文，博士毕业的条件还包括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比起在核心期刊发论文的厮杀，很多博士认为毕业论文简单很多。
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量，还得尽量多。因为毕业后想找到高校和研究所的工作，就必须在读博期间多在专业内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那样简历上才有东西，首先看的就是你在哪里发过论文，有几篇。”
写论文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苦修。许多博士像邓维刚一样过着日复一日读书、写论文的生活。有些人为憋论文，坐得久了得了痔疮。
杨旭是邓维刚的师兄，写博士论文时甚至大病一场。杨旭录取博士研究生时已经工作5年，已经成家有了孩子，这意味着读博期间，他要背负养家和毕业的双重压力。
他不敢浪费时间，每天早上八点多起床，“一睁眼就想着将来要去哪儿。”杨旭说。一整天，他大都在寝室盯着电脑看文献，看屏幕看得眼睛疼了，就把文献打印出来继续看。看够了，就写。一直到深夜一两点入睡，醒来后重复前一天的日程。读到博二，杨旭在核心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过了三年，他发了四篇核心期刊，毕业了。
勤勉帮助杨旭顺利毕业的同时，磨损掉了他的健康。
毕业论文写到一半时，杨旭突发腰疼，他勉力爬到上铺休息。情况没有好转，他给同学打了求救电话，“我可能出大事了”，同学们很快到他的寝室，把杨旭抬到了校医院。校医院的医生一看，果断地将他转院到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在医院做核磁共振时，杨旭看到一旁的医生表情特别严肃。他顿感不妙：“完了，还有机会见到孩子吗？”
直到诊断大夫说没事，杨旭才舒了口气。医生说，他是急性骨膜炎，疼起来要命，但不会真的危及生命。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操劳。从医院出来后，杨旭回家躺了一个月。
“很多人腰有问题，脖子有问题，真是这样，你想留在北京，你就得这样”。在翟军的理解中，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砸时间仅是最基本的要求。翟军写一篇大概1万字的论文，需要有60到70条的注释。有一篇论文，翟军改了半个月，改了七稿。“写一篇论文可能一个月，但改也要一个月，写论文是个非常枯燥的事情。”翟军说。
论文改完，熬人的过程也不会结束。等待发布是下一轮煎熬。翟军投过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等了整整12个月才发出来，“比医院做手术还难排，有的甚至排两年”。
发论文阶段，核心期刊竞争强度大是博士生们共担的压力。
韩立新是一名主动延毕的博士生。他拿人文社科刊物举例，核心期刊一是高校学报的社科版，一是各省社科院的刊物，还有一种是专业刊，比如《中国法学》，“而法学领域的专业刊非常难打”，韩立新说，学法律的人太多了，这些刊物博士和讲师、副教授一起竞争，谁写得好收谁的，“或者说，你有点关系。”
韩立新研究的领域比较传统，论文叠论文，已有的研究成果满满当当，但韩立新说自己有天突然开窍了，另路突击，在当下时新的科研伦理方面结合自身专业发了两篇C刊，而专业领域内，韩立新亦有一篇论文得以发表。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邓维刚入学的那年，全国招收博士生10.52万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毕业，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校共招收了9.55万博士生，正常的三年学制后，毕业的博士生为7.2万人。
做了7年律师后，梁春爽决定读博。她热爱学术，最后又主动选择“挂掉”。梁春爽爱刑法学，但在论文选题上，她关心的选题无法被通过，而那些热门的数据安全、元宇宙的刑法规制等题梁春爽又觉得没意思。母亲很是担心，曾问梁春爽：“博士是你真心想去读的，不是为了混文凭，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博士学位？你把律师证看得比命还重，有没有想过一句话你就再也不可能做律师了？”
“如果不能发声，要这个文凭和律师证干什么？”她这么想，但摆在她眼前的现实问题是，因为她不愿意写那些没意思的题，论文发表的数量不够，她只能延期毕业。
能否顺利毕业，论文之外的重要因素是导师。特别是理工科专业。
梁春爽的导师比她更着急，说要带着她写论文。邓维刚的导师很温和。疫情期间进不来学校，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邓维刚使用。他每个月听取邓维刚的进度汇报，指出问题，没说过过分的话。
时莹是大气科学专业的博士。她的导师很严格，时莹说，自己做什么都很难得到导师认可。有的导师很捧学生，论文大部分是老师来做，学生署名第一作者，以方便学生申请国外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博士。
这类导师的思路是，学生去了更好的平台，师生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时莹的导师只安排学生做自己的部分，组内鲜有和师兄师姐的合作。
发泄
邓维每天坐在图书馆，把女朋友坐走了，“没时间谈情说爱”。博士阶段需要输出内容，需要长时间一个人进行思考。各种不安情绪由此涌现。
《自然》杂志 2019 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 690 名中国博士生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读博期间曾经抑郁和焦虑，而在2022年末，有关博士生的抑郁的话题曾引起过网友的讨论，一度登上热搜。
抑郁和焦虑更多来自找工作的压力，如果选择高校，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1年的高校专任教师比前一年增加了5.22万，但2020年毕业博士生是6.62万人。
博士也越来越多，一篇来自教育学术月刊 2022年第12期的论文《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扩招的历程、动因及进路选择》显示，在2017年专业学位博士扩招后，其增长幅度的峰值一度达到151.26%。
压力如影随形，很多人情绪变成炸药桶，一不小心就会崩溃爆炸。
时莹则一度想转硕士，开组会，时莹说她社恐了，老师和同学笑，他们说，如果时莹社恐，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人社牛了。“我确实社恐了，笑什么”，时莹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后脑勺一片红色的小点，痒得不行，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
随之敏感的还有睡眠，室友起夜上厕所，门关得稍微用力点，“嘭”的一声，时莹便会惊醒，连那些下床的声音、洗漱池的水声，以前时莹不在意的声响现在都在影响着她。
硕士时，翟军每周都会去看电影、话剧，周末再攒个局。读博后为了完成学业，他成日成日地坐在图书馆看书，“你万一没写出来怎么办呢？”书也有看不进去的时候，但翟军安慰自己，“今天至少看了书，没有虚度一天。”
邓维刚曾经以为自己也会延期毕业。
学校的图书馆里，白炽灯一直亮着，邓维刚靠窗外那棵大树感知外界变化。阳光打在树枝上，雨水沿着叶子滑落，北京的大风刮起时，会扰乱树的意识，也会动摇邓维刚的思考。实在写不下去，邓维刚就走到对着停车场的那扇窗边，站定往下看。他爱看那些人倒车，“有的人倒车技术特别差，要回好几把，有些人就一把就进去了。”最久能看二十多分钟。
晚上回到寝室，大多数博士研究生不会想在夜晚交谈。看文献、写论文已经令人疲倦，再去了解别人的论文、工作进度只是徒增焦虑。白天偶遇同学一起吃饭，大家也会默契地避而不谈，只是吃饭。
线上的“交谈”反而是种释放。在一个近500人的博士延毕群里，一会不注意未读消息就会冲破99条。去年冬天，群里有博士在寝室楼大厅装了厚门帘，有博士认为门帘难以清洗，容易沾染病毒成为传播源，该博士在群里分点论述为何要取消门帘，另外的人在群里反驳不能取下，理由是住在一楼的同学会冷，值班的宿管直对着门，更冷。
这事儿闹了两轮，群里还经常有人出来指正错别字，在群里的时莹记得，北京在去年冬天感染人数陡增后，门帘被取下过，但后来实在太冷，有人发起投票，又给装回来了。群里还会为了食堂的菜难吃、超市物价高、不让外卖快递等事情“闹”。
时莹一开始纳闷，为什么这些延毕的博士生，还有心思为这些琐事争辩，她听说带头主张门帘脏容易感染的那名博士生，在电梯间都不戴口罩。为此思来想去，最后时莹猜：“可能也不是为了防感染什么的，就是个发泄？”
和心理咨询师倾诉，是邓维刚读博期间少有的享受时刻。有段时间，他陷在分手、论文撰写和寻工压力揉成的漩涡里。为此他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12次，开始每周都去，后来两周去一次。
在心理咨询室，邓维刚会觉得“今天终于又到了可以找个人说话的时候了”。咨询师告诉他：你的情绪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老是批判自己，认为自己很脆弱，想哭的时候，你就哭。邓维刚哭出来了，以前他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总是克制自己。
12次心理咨询结束时，邓维刚慢慢接受了自己，“找不到工作就算了，大不了再停一年。”他知道有其他学校的博士，毕业没找到工作，gap了一年再以应届生的身份参与考公。
2022年年初，邓维刚参加预答辩，他的观点得不到认可，说服不了老师，但答辩老师也说服不了他。有的老师认为邓维刚是对的，但答辩组老师的意见和他相左，邓维刚不敢改，“如果我照着答辩组老师意见修改，万一我外审碰到的老师又不是这种观点，那不就相当于白扯了？”
高学历就业陷阱
在博士翟军的理解中，读博是一项职业选择。选择读博，就得花3到5年像上班那样对待，才有可能出一些成果。并且出路很窄，多是高校和事业单位的研究岗。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期刊2022年7月份的一篇论文，《博士就业去向与择业心态——基于两次全国调查的对比分析》（以下简称“博士就业”），选取了 2021 年261所博士培养单位，共计 14869人的有效问卷，调查显示，人文学科的博士去了高校就业的占比87.1%，科研机构的为1.7%。
邓维刚论文答辩校内通过后，还是每天坐在图书馆座位上，除了改论文通过外审，他正式开始操心找工作的事。每天，他打开各类网站，把北京地区针对博士的招聘岗位都报上名。随后，他每天被线上的笔试、面试推着走，最多时一天两场。
经历得多了，他发现，那些有自主权的事业单位好像不太在意笔试成绩，“如果你有关系，那其他人基本就在陪考了。”
邓维刚最后拿到了两个工作机会。北京某研究所邀请他做研究员。某地方高院也要了他。他很是纠结。他怕过早接下工作机会，会错过高校的橄榄枝，此前，他朋友给某事业单位交了档案，后来收到更好的高校offer，该单位不愿意退档，朋友只能硬着头皮去事业单位上班。
而且，选择了北京户口，就意味着要家里出资在北京买房，“工资一万多，不分房，我甚至在想，工资以后可能都不够给我孩子报班，还有房贷。哪怕双方的父母支持，仍然压力很大，好像不能给下一代提供很好的条件。”
2022年11月本是翟军博士后出站的时间，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申请了延期。
翟军有同学去了山东一所高校任教，一万至一万五的工资，不给房。翟军本来有机会去到南方某省的社科院，对方承诺 15 万元左右人才引进费，还是学科带头人，但他思来想去拒绝了：“其实带的是我自己的头，一个快退休了，一个不做研究了。而且人才引进费用不一定拿得到，只是先给一部分，再看论文发表成果。”
翟军另一个同学想得很是清楚，不做学术，找了个高校做行政，拿了北京户口，主管学生工作，每周组织年轻人玩剧本杀、打桌游，“很舒服快乐，看着比我有活力，钱也不少，一万多。”
很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想去高校任教，以高校任教为目标读博的也大有人在。实际上，现在高校人文社科类的岗位似乎越来越少，翟军2022年找工作时，发现北师大、人大、北大等高校，已是萝卜岗位，退一个人或者有教授去世，才会新招聘教师。“除非地方新建校区，扩张时缺人，会有大量带编制的岗位放出来。”
邓维刚也听说，前几年，整个北京高校刑事诉讼法的教职只有一个。上述《博士就业》的论文称，截至2020年，全国在校博士生数超过46万人，与2017 年相比增幅超过 10 万人。
延毕群还有博士说，再不毕业，过了35岁就考不了公务员。那就啥也没有了。
不少想留在北京的博士们不得不再去读博士后，按照规定，博士后不占用签约单位的户口名额，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全国博士后办公室统一解决北京户口。《博士就业》论文中被访者有22.4%的人进入了博士后岗位。
2022年6月，邓维刚法学博士毕业，选调考试考取了北方某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他需要下基层锻炼两年。到社区街道办事处后要经常下乡。基层的工作他的专业知识用不上，他害怕时间久，专业知识生疏，于是总得忙里偷闲地看专业书。
在社区街道办公室，邓维刚经常发呆。那些撰写的年度报告，日常汇报好像找不到任何意义。再往前，他拿着个大喇叭在乡镇的主街道上呼唤乡民出门做核酸，负责帮乡民扫码、维持秩序。还负责接送医护人员到乡镇的核酸点，帮他们贴试管上的条码。
时间久了，邓维刚有点恼火。“这些是个人就能干的事情。”他觉得高学历在这里全然无用。
邓维刚的室友与湖南某个985高校法学院谈好去做讲师，买好了机票，但该高校又说，讲师岗位只招聘博士后，契约作废。室友又去谈了武汉一所高校，一个月工资只有七八千，三年需要发两篇核心期刊，再做一个课题，非升即走。
室友左右为难，最后选择了西北某高校。
不执着于高校任教，时莹想在国内找份工作则简单得多，行业内公司的技术岗年薪普遍在四十万左右，面试氛围轻松愉悦，巴不得博士们明天就入职。上述《博士就业》论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工学、理学去往企业就业的比例达到了24%左右，而人文学科的博士在企业工作的只有2.2%。
最终，时莹决定出国读博士后，体验国外的培养体系，再回国找份高校教职。
还在等待工作的翟军甚至不求一间办公室了，只要有个工位，有个北京的编制他就满足了，“看看书，写写论文”。
这是他读了18年书最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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