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ID：HealthInsight），作者：张雨箫、李琳，编辑：傅辛，原文标题：《「全是萝卜，没有坑」：从骄子到弃儿，创新药退潮期“海归”去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创新药行业开始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
沈睿形容自己，“刚好在那时候，吸着‘尾气’进入的。”
二十年前，中国创新药市场宛如一片应许之地，充满无限的想象。海归回国创业、把海外新技术引入中国、嫁接国内外资源……能做的事应接不暇。
在中国创新药上升的年代，海归像行业里闪着金光的零部件，装在一个马力十足的车里，带着特别的气质提供绝对的动力；而当那辆车不再马力十足，金光闪闪的零部件也无法燃烧自我。
近二十年过去，曾经的应许之地不再，行业远没变得成熟，就开始保守。这个一度被“吹大”的系统当下正在缩水。虽然于行业而言，洗牌、整合是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对于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而言，这绝对不是好消息。
而今，再进入创新药企的海归，像创新药下坡路上一个苍凉的侧影。
曾经远超他人的待遇不再，薪资回到常规水平；曾经理想的职位和岗位不再，海归的身份在公司最实用的技能甚至是“有英文基础，也需要和国外的第三方外包公司沟通”；曾经火热喧嚣的行业不再，行业里充满各种样貌的凋敝……
创新药进入“冷冻期”，海归去哪里？
业内交流时，同行们忍不住自嘲：一心想做first-in-class的中国创新药企，最后连me-too药都做不了，me-better也是奢望，纷纷做出了一些me-worse。
变化明显。沈睿感觉到，中国创新药这几年发展快，但行业快速扩张后，曾经一度争抢的海归人才“一下子就饱和了”。
国内创新药企的海归人才市场快速饱和，也有另一个原因——2021年分水岭，那是一种更直接的寒意——国内有创新药企开始“砍管线”。“砍管线”意味着产品减少，产品减少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人，裁员、缩减团队、上下游岗位迅速减少。
到了2023年，昔日生意火热的猎头告诉沈睿：整个环境比前两年还要差一些。
这怎么可能是回国“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
偏偏眼下，沈睿一位同行要从国外回来，也打算“吸着尾气”进入国内的创新药企。但offer所供都是“非常普通、基层的岗位”。沈睿替朋友遗憾：“太晚了，相当于在下行趋势里上车，没什么优待了。”
仅仅3年前，海归可选择的中国创新药企的情景截然不同。
李赞或许是乘上了生物医药最后一波时代红利的海归。
那个时候投资机构给创新药企投钱，创新药企扩充管线、扩张业务，迫不及待地把生物医药的海归人才收入囊中。“毕竟有钱就有岗位。”沈睿说。
回国创业对李赞来说，似乎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必经之路。2019年的中国之于李赞，是与亲人团聚的故乡，也是创新药的热土。因此，当一家基金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回国，成为一名早期的投资人时，李赞与它一拍即合。
时间倒回2009年，李赞在国内Top2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一所常青藤大学读博，专攻病毒分子生物学方向研究。2015年博士毕业，李赞进入了一家当地的创新药企。这是一家处在上升时期的中型企业，从2011年~2015年，股价一路飙升，市值直接涨到了500亿美元。
那时，这家做蛋白药物起家的企业认定，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它急需一批人才，在内部建立起做基因治疗的部门。
李赞是第一位加入这个新部门的科学家。那段时间，作为内部创业者，他“啥都得做”，既要研发技术、搭建预算，又要研究对外的合作战略、甚至招兵买马。对刚毕业的李赞来说，这是一个锤炼自己的难得机会，也为他后续创业的决心和能力打牢了地基。
回国后，李赞一直怀揣着创业的想法，基金给予了他快速了解国内市场、公司运作、政策变化和融资渠道的途径。
国内缺乏基因治疗方向的人才，漂亮的海归背景和能力，让他更容易在国内环境下拿到融资。
在李赞眼里，2021年之前，生物科技产业是“热”的，有热钱，有疫情带来的热度，也有一批被“热捧”的海归。
为了弥补中国在创新药领域长久以来的空白，整个行业处在一种“赶英超美”的势头中。这时候的创新，也并非全球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将国外药物引进，利用海归的国外经验，迅速将药物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起来，并试图做得更好。license-in、me-too、me-better等术语的诞生，就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而不过三年后，李赞发现，行业融资环境越发遇冷。
这种冷，是市场对行业创新期待的调整，也是一种洗牌。资本的热钱不再追逐从前的“开荒式创新”，转而观望更加独特的新生代公司。这些公司需要突破舒适圈，在全球竞争中仍然保有领先的技术和能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自然比“抄作业”更有风险。在没有样本可以借鉴的当下，运气、能力、经验，都成为了筹码。
谁能脱颖而出，资本也没有底。
不再一味地搬运国外技术，而是靠自己研发出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技术——新的时代，对创新药企和生物医药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研成果“绩效化”
生物医药的猎头比海归更早感受到行业减速的脉搏。
“全是萝卜，没有坑。”曾做过早研方向生物医药人才猎头的Savi苏，发现整个行业都变了。
2018年，年轻的Savi苏还在领英上搜寻想要回国的生物医药人才。那时，高通量测序、基因编辑、早期研究成果方向的BD等，都是热门工作领域。在资本热钱滚动的催生下，企业也能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Savi苏回忆，当时企业的招聘门槛并不是“很硬”，一些海归哪怕经验并不完全匹配，只要学历背景合适，企业都愿意给他们一个转行的机会，让他们“试错”。
5年后的今天，热钱少了，企业不愿再耗费成本培养人才，更务实地希望找到上任即可胜任的人。
Savi苏发现，生物医药人才已经完全饱和，对候选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往外筛人”。企业不再试错，学历背景相同的条件下，他们更愿意招聘有经验有行业积累的候选人。
容错率低、追求效率的气氛，也弥漫进了早期研究的象牙塔。Savi苏观察到，从来不设置所谓“业绩考核”的早研领域，如今，对科研人才也提出了一套业绩标准：
在规定时间内出不了成果，就没有业绩。
意外回国的陆曼，就一脚踩上了“科研业绩考核”的时代。
2017年生物专业博士毕业后，按照“业界共识”，从事基因相关研究，美国科研发达、行业发展成熟，是全球相关专业人士的首选。在所有人看来，不管要不要留在美国，至少要去“顶峰”工作几年。
同年8月，陆曼在美国顺利入职某研究机构，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疾病与基因组突变的关联。按照他的计划，“不在美国长干，工作三五年就回来”，陆鸣签了一份5年的合同。
2020年年初，陆鸣请假回国办事，意外却接连而至：中国新冠疫情燃起，特朗普下令不允许中国人当下返美，签证也不顺利。美国是回不去了。
起初陆曼心态不错，计划安心在国内远程办公，等疫情好一些再回去继续科研。
结果那场世纪大瘟疫和人类开始了长达3年的拉锯。到了远程办公的第二年，陆曼的好心态被磨完了，回美继续科研几乎是幻影，长久的远程办公没有同事交流。5年的合约期没到，陆鸣提前解约，“提前结束在美科研生涯”。
解约后，陆曼开始认真规划起自己在国内的职业生涯。几乎一刻没停，陆曼应聘、面试，顺利进入了国内一家研究机构，岗位还是博士后。
一切的变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虽然早有耳闻，但科研的压力依旧毫无防备地扑面而来。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对科研结果的考核指标，随后拆解到每一月、量化每一周任务和进度的压力。
“签约时就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说是暗示：成果产出和下一步的晋升有明确关系。”
陆鸣在努力适应新的规则，在3年合同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重要成果的文章，这些都是硬性条件。产出成果后，才能从博士后出站，申请副研究员、研究员，进入到下一个序列。
陆曼和同行都进入过中美不同的科研机构，感受到对比异常明显。在美国签的是履职合同，而非“结果式合同”；在国内，科研成果和待遇、晋升路径是明确挂钩的。不仅如此，做科研是有失败风险的这一点，国内机构似乎很难接受。
更要命的是，对科研结果不容争辩的要求，会表现在日常的科研过程管理中。那是一种无法忽视的束缚。
“过程管理很密，问得也很紧。”陆鸣说，就像同样一个研究报告，在美国是两周写完，只要两周后交了就可以；在国内，7天写完，而且7天里，领导可能会反复来询问你每天的进展，就有种被盯着干活的感觉。
陆曼找不到原因，或者说也不想去找原因。
淘汰机制横在眼前，每年有前赴后继的海归科研人员进入系统，随后有人淘汰出局。陆曼现在每天都在努力改变前几年在美时的“科研动作”，适应国内的节奏，只求进入下一个序列。
三代海归，不同的命运
在海归云集的生物医药行业浸淫久了之后，沈睿嗅出一些规律：在中国创新药赛道里，海归们的地位之差，“能力高下”并非唯一的度量，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最终的结果：
回国时机。
2020年，沈睿所在的创新药企才刚刚成立，公司的3位创始人都是海归，年龄35岁至50岁不等。公司里负责战略规划的一位高管也是一个海归，本科学医，博士学生物，曾供职于国外某咨询公司，在“高点”时回国加入，“进去就是高管，还比我小一两岁。”沈睿印象很深刻。
这几个人有相似的学历背景和海外工作经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上升期回国，天时、地利、人和。
2012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林昼，没有任何犹豫，就回到了中国。对她来说，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美国对她没有吸引力，反观国内遍地黄金，就业机会繁多。
好山好水好寂寞，“穷山恶水”好快活，这是那一代海归对中美机会差异的形容。
主修公共政策的林昼，出于对医药领域的热爱，跨界进入了这个行业。
十余年来，她经历过跨国药企、医药咨询、创新药创业，看见过无数行业模板、业务形态，亲历了整个行业的潮起潮落，目睹了身边与她一样，投身于这片热土的海归，所呈现出的代际变化。
生物医药背景海归的回国潮，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那是“公派留学”的年代，那批留学生是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家，毕业后在海外药企工作多年，再趁着发展的东风回国创业。
那个年代，出国意味着接触真正前沿的技术。在林昼眼中，这批海归是行业的领军人物，是稳扎稳打的前辈，也是被人们频繁讲述的主角。有着相似成长轨迹的90年代海归，如今已是他们的并肩战友、左膀右臂。
进入新世纪，于2010年归国的第二代留学生闯入了美国药企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一个企业如何壮大、成长。而这样的感受与抱负，也被他们带回了中国。
在林昼看来，这代人中鲜少“老科学家式”的研发型人才。经过投资机构或BD（Bussiness Development）岗位的历练，他们中涌现更多的是商业管理和运营人才。
而2010年后，更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中，“一毕业就决定不再做科研”越来越成为生物医药博士的主流选择。这是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的时代，资本驱动着一切行业的迸发与革新。在海外率先受到冲击的年轻人，回国后更愿意投身于这场刺激的浪潮中。
林昼的团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海归。他们在博士最后一年，发完paper，做完项目，便与科研告别，转身拥抱咨询和投资工作。一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本，再调头重回企业或自己创业。许多中小型Biopharma或Biotech公司的BD或VP（Vice President），便成长于这样的路径。有人毕业于生物医药博士，但几乎没有待过一天研发岗位。
进入2021年，医保谈判“灵魂砍价”直接捅破窗户纸，让人们看到了创新药明确的定价封顶，加之证券、资本市场调整和整体经济放缓，急转直下的资本寒冬再一次将行业洗牌。投资机构不好进了，甚至连咨询也不好进了。
时间是命运，也是循环。林昼发现，这一批年轻海归似乎没有及时意识到生物医药领域的寒冬。
他们对行业的认知，仍然停留在3、5年前行业泡沫高涨的时期。有人刚毕业就要求高额的年薪，有人只看VC岗位，不去药企，不做研发。
行业冷冻的当下，仍怀抱高预期的生物医药博士们，免不了产生心理落差。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有人重回企业踏踏实实做研发，有人将目光对准了高校，卷科研、卷文章，试图在剧变的环境中寻求一个稳定的未来。
学历通胀时代的迷茫一代
今年硕士毕业的王乙竹正处在一种深刻的迷茫中。
那是所有年轻人都会经历的迷茫时刻——刚出校园，进入社会，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但这也是独属于他的迷茫时刻——面对与他一样迷茫、停滞的生物医药企业和资本寒冬，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屈从于行业的学历内卷，继续读博，还是遵从内心，进入企业？
王乙竹外向，喜欢与人打交道，这样的性格让他希望进入企业工作，而不是埋头苦读、搞科研。但他也清楚，生物医药行业，博士是所有拥有较高发展空间岗位的起点。
“这是一个处在发展和摸索的行业，”王乙竹说，“好处是有很多机会，但坏处是，它需要靠一些高学历的人去带动，而不是成熟到只要本科和研究生就能干活。”
王乙竹毕业后，进入了当地一家实验室，一边拿着仅能维持生活的薪水，一边申请博士。虽然对埋头学习不感冒，但他放不下对生物的热爱：“毕竟21世纪才过了四分之一，这个行业至少到我去世之前，都是非常有成长性的。”
王乙竹的朋友张靖宇，常把“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这句话挂在嘴边，有时候像真心认可，有时候又像自我安慰。
这是张靖宇在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的第三年。从本科的生物专业，到研究生的植物学专业，再到博士和博士后的生物计算机专业，她把求学的大部分时光都献给了这个学科，和这个学科所需要的基础研究。
当她学成回国，想实现自己当老师的梦想时，发现时代似乎在她醉心于象牙塔的时光里，悄然发生了变化。
国内生物医药岗位已趋于饱和，无法再吸收过剩人才，大量海归涌向了教职。
大学竟也顺势提高了对教职的要求。多年前开始，大学教职就需要求职者至少在博士学历的基础上，拥有三年的博后经验，除非博士“特别优秀，能被破例招进去”。
对于刚毕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Savi苏直截了当地表示，在生物医药行业，若想进入大外企的核心岗位，海归硕士学历基本上不够看，“博士学位，是你和公司谈判的基本筹码。”
回国后，黄芩托关系进入了一家药企，做市场方向的工作。她的中国同学们，大部分回国，少部分留在海外继续读博。回国的同学们，一半都转了行。
黄芩也在考虑换工作，比起市场，她更喜欢与研发相关的MSL岗位。但这些工作要么需要临床背景，要么需要更高的研发能力和学历。
学历通胀，海归不再被神化。当被问起海归背景为她的求职带来哪些帮助时，黄芩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可能是英语好吧。”
（沈睿、李赞、陆曼、林昼、王乙竹、黄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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