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50%左右。同年，苏联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占英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90%。1933年，美国罗斯福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苏联，也是基于这样的经济背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怪兽讲谈所（ID：guaishoujiangtan），作者：怪兽观察员，原文标题：《经济危机系列（一）：苏联经济神话？始于欧美经济大萧条，终于欧美第三次科技革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个问题困扰博士良久：苏联曾经那么强大，它的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到底有没有根本上的创新呢？思考的阶段性答案是：也许有，但不多，它更多的是一种阶段性特殊安排，而不应该作为长效机制。（温馨提示：文章略长，感兴趣不妨收藏后分几次看完。）
随着近几年经济环境众所周知的变化，大量彷徨中的青年苦苦思索，努力寻找答疑解惑的良方。回头一看苏联曾经有过的高光时刻，似乎从苏联那里能够找到当下的药方。
我们都知道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够解决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问题，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重大变革，也正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发生的。当1929~1933年欧美经济陷入大停滞时，苏联却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以往的西方经济学，可以认为是强调市场完美、自由放任，也就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把行政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使得西方决策层和经济学界反思自身的短板，尝试吸收苏联计划干预手段的有益成分。这种反思的成果就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
以上这些，似乎佐证了苏联经济制度的神话。既然如此，为什么苏联最终会走向解体？欧美国家又为何再度强调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伸得太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苏联的解体单纯解释为苏共“背弃理想信仰”，不从经济制度上挖掘根本性缺陷，就犯了唯心主义错误。而如果把苏联经济体制批得一文不值，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二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模仿型经济，不是原创型经济。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且只能是科技的创新。一个国家、一种经济制度如果想长久立于不败，就必须保证能够持续激发出创新活力，在科技的原创、应用上始终走在世界前列。靠模仿是无法牢牢屹立于世界的。
苏联经济神话，正是从模仿开始，并最终终结于模仿。
无论任何经济制度，工业发展都离不开原始资本的积累、先进技术的获得。这两方面，苏联可以说都没有。苏联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在欧洲国家中属于非常落后的，它几乎没有什么外汇创收能力，自然也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当时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想要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迅速赶超，也几乎是天方夜谭。
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政权。面对严峻的国内外政经形势，斯大林废除了列宁具有浓厚市场化气息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实行高度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唯有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从苏联农民身上强力榨取剩余价值，从而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唯有依靠行政力量，才能把宝贵的建设资金优先用在建设重工业上，为工业化打下地基。
然而，只是这样，就够吗？先进的工业技术从哪来？靠闭门造车显然是不行的，先进技术只能从西方发达国家舶来。
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协约国对苏联长期以来无论在外交还是经济上都是严加防范的。经过努力，苏联先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相互关系并不好。
1927~1929年间，苏英发生冲突，两国外交关系中断。美国则迟迟不肯承认苏联。这种情况下，苏联只能同德国发展关系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与刻板印象中铁腕、强硬的形象不同，斯大林其实是一个极为灵活、务实的人。斯大林用尽各种策略试图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其目标除了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不受西方强大力量的反扑外，最重要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尤其从西方国家进口重工业所需的各种工业设备和技术。
西方国家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带给困难中的苏联巨大的机遇。
1930年6月，斯大林在第十六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今后我们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1930年10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想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通过对等反制的方式破除西方国家在战略性物资上的限制，获取苏联工业化所需的长期贷款和工业设备、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这一时期，苏联主张的对外贸易基本原则是贸易不应受姓资还是姓社的限制。
三
西方的反应如何呢？显然，面对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巨大打击，欧美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妥协了，而且可以说是180度大转弯，纷纷掀起了对苏联出口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关键工业制成品的高潮。苏联外汇储备不足、没钱买怎么办？那就争相把钱借给苏联。
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做这种“资敌”的“蠢事”？因为如前面所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是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的原则。企业主想和谁做生意，政府是管不着的。甚至政府就是企业集体利益的代言人，企业没钱赚，政府就要想办法给他们找出路。
在资本主义模式下，资本的流通再生产必须要依靠货币作为中介、市场作为场所。当经济危机发生时，通货紧缩、市场失灵，生产严重过剩，失业率飙升，1929～1933年大危机时，德国有800万人失业，美国有1600万人失业。
由于缺乏政府强力干预调节的经验和制度，西方国家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饮鸩止渴”。只要能带来订单和收入，就算是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苏联，也是西方各国必须争抢的生意伙伴。
在这种背景下，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50%左右。同年，苏联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占英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90%。
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波罗热钢铁厂——都是通过引进美国技术和资金建设的。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佣美国技术专家，于1933年建成的。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援建的新厂；而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尔这两个老厂得到了扩充，用新的外国工作母机全部重新装备。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整套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的。
在经济大危机发生以前，苏联在国际上被围堵和孤立，很难拿到国际贷款。在1926年之前，苏联从西方得到的数量不多的短期贷款，利率高达15%～20%。大危机发生后，英国、意大利、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等国纷纷为苏联提供信用保证和贷款，利率仅为5%～6%。
1933年，美国罗斯福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苏联，也是基于这样的经济背景。
与此同时，在1928～1933年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102%，重工业增长了173%，机器制造业则几乎增长了3倍。苏联的工业产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这样的速度在世界工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的路程。这为日后苏联在二战中所扮演的东方领袖角色，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四
至此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传导链：苏联的工业化基础是从欧美买来的，而其他落后国家如中国等，又是从苏联这里获得援建工业基础。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哪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做起来的。那个最最重要的科技原创与工业化的源头，往上追溯，还是西方发达世界。这种西方主导的格局，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在根本上改变。
斯大林模式的本质，是把苏联全国上下都打造成一家垄断型公司，在这家公司里，行政任命的官员是主要的权威，同时借助计划经济委员会充当决策智库的作用。这套模式，相当于化零为整，把全国所有经济主体都合并为一家，剥夺了各经济主体的自主性。
当处在模仿和追赶阶段时，这套模式由于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最大化利用有限资源达成优先级的目标。但是当通过模仿成为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时，一下子没有了模仿对象。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科技原创、资本创富、战争扩张三位一体的有机模式。这个模式的承载主体，主要是私人企业，政府在其中其实是个协调者的角色。最主要的技术创新是由企业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是由私人财富所资助的私立高校院所完成的，资本积累主要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战争企业、战争资金的募集对象，归根结底也是私人的，战争的目标也是服务于私人企业的扩张。这个模式完全由私有企业利益驱动，具有强大的活力。
而在苏联模式下，一旦国家完成了居民福利的普遍提升，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与西方社会的科技原创、资本创富、战争扩张三要素相比，苏联只有行政指令（官员雄心与私欲）、战争称霸两要素。
苏联解决不了科技原创与应用的原动力问题，这个问题和苏联经济部门多样性低、产品种类单一、军工重复低效建设等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旦官僚阶层走向特权和腐朽、甚至苏联在国际争霸中处于上风时，命令体系、模仿机制就趋于失效。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期，苏联恰恰就是这样的状态。官僚臃肿而腐朽，在国际上压美国一头。恰恰这时也正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拐点。
30年代，苏联从欧美引入的是欧美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成果和过剩产能。这些工业成果实际上是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应用侧趋于成熟、乃至过剩的大规模释放，是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之间的明日黄花。在引入“器”与“技”的同时，苏联还引入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生产组织模式——福特制。
福特制因由福特汽车公司首创而得名，通过高效的流水线、集约化安排，把原本很多分散在外的生产环节整合到一家巨型集团当中来，最大程度追求效率，同时给予工人一定程度的休息和较好薪水保障，使得工人又变成自己产品的消费者，以此实现闭环。斯大林正是把福特制与他对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想象结合起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把整个苏联变成了一家超级福特制工厂。
也就是说，苏联在1930年代所引入的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组织管理模式上，吃了半个多世纪，把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利用到渣都不剩。当浩浩荡荡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企业组织变革浪潮到来时，苏联只能被淘汰出局。
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落后的直观体现就是苏联的经济效益差。按单位最终产品计算，1980年苏联所耗费的原料和能源相应地比美国多出0.6倍和1.1倍。苏联工业企业的平均建设时间超过10年，美国则不到两年。
在以微电子革命为引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苏联落伍了。1985年，微软正式向市场推出了划时代的windows系统，而此时的苏联科学院总部计算机中心里，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却只能开发简单如俄罗斯方块的游戏。
1991年1月，美国在海湾战场上掀起“沙漠风暴”时，蓝星最强科技所支撑的超高水平战争机器，让所有人都知道，持续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游戏结束了。1991年底，苏联红旗黯然落幕。
五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西方在后面半个世纪里，又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西方没再卖给苏联先进技术？其实这个问题在1934年就已初见端倪。对西方国家来说，与共产主义的苏联做生意，无疑只能是权宜之计。
美国于1933年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而仅仅在第二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就急剧下跌到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而此前在1931年时，这个数字是4.2%。显然，一旦经济好转，西方国家头脑还是清醒的。
如果说战前的西方对苏联更多还只是疑虑，那么二战后成为世界两霸之一的苏联，就是西方国家的梦魇。1949年，美国纠集17个成员国，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目的就是限制成员国向苏联阵营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多达上万种产品。
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天然为苏联官僚所排斥。苏联体制下，福特制与苏联官僚制的结合，使得手握计划指令大权的各级苏联官僚得到了最大的利益。现代西方的一切企业组织变革方向，都是以降本增效为根本目标的。
而苏联各级官僚缺乏提效、降本的动力，越是管理不科学不到位，越是存在浪费，他们营私舞弊的空间就越大。各级生产官僚，从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出发制定生产计划，而无视消费者需求。
所以，无论是科技和先进装备，还是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都难以再落地到苏联。苏联的衰落，就只是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千年贸易战争史》，彭波、施诚著，2021年1月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著，2013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
3.《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天新著，2013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
4.《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潘亚玲 译，2019年1月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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