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前文链接：《重读熊彼特：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上）》
一、只有创新才是企业家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并强调只有企业家才能实现新组合（创新），人只有在实现新组合（创新）时才是企业家。熊彼特说，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称为企业家，新组合就是新的生产力。
熊彼特不同意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关于企业家是管理者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定义把管理者当成是正常的“循环流转”的现象，没有把关键点表达出来。而作为企业家，必须是创新者。熊彼特强调，一个人只有实现了创新和新组合时才是企业家，一旦不创新了，只是履行日常管理的职能，那就只能是一个管理者了。
熊彼特推崇供给学派的先驱萨伊关于企业家职能的见解。按照萨伊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它们带到一起，因为只有在要素是每一次组合时，才是一种特殊行为——如果只是在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中去做事，就只是例行工作。熊彼特认为萨伊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和他自己的定义是一致的。
《经济发展理论》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郭武军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年4月
熊彼特还区别了资本家和企业家，他认为资本家是单独提供资本的人。早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合二为一的；发展到后来，大概就变成了单纯的资本家（投资者）和单纯的企业家。熊彼特强调，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静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制，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活力生涯中很少总是一个企业家。熊彼特还强调，金钱财产和个人品质是可以继承的，但企业家职能或精神却是不可继承的。
二、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在评价熊彼特的思想时写道：“创新就是有难以预期并有可能出现危险的后果。在开始阶段，它常常是不确定的、缺乏效率的，如果是根据科学的发展，新的想法就是不可捉摸的。任何防止环境破坏，防止工作场所不安全，以及任何防止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危险的、保护安全的规章制度，将永远不可能让一架飞机飞行，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了。规章制度依赖的是现有知识，创新需要新的知识，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如果让国王选择投资的方向，这个国家肯定色调单一。故此，企业家必须有冒险精神。”
《财富与贫困》
[美]乔治·吉尔德 (George Gilder) /著，李毅 贾男 陈晓玲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10月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通常以自我为中心。那是因为他相比其他类型的人，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历史上讲，企业家的独特任务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一个社会的发展要依靠千千万万的企业家，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宽容。
吉尔德在评论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时，对活跃的思想做了多角度的论述。他说，是活跃的思想，而不是笨重和结实的建筑物，构成了财富的源泉。美国的财富不是库存产品，是活跃的思想。创造财富的过程与平等主义者和计划者是相冲突的，因为这个过程会以各种无法预料的生产方式产生堆积如山的新财富。但是，对自由企业来说，最基本的混沌状态是不可预判的，它否定所有的经济模型和计划。企业家创造了新的层级。他们没有占领旧的制高点，他们用自己的成功把自己推向了顶峰。
那么，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之源是什么？
首先，熊彼特观察到，典型的企业家只有当（并且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感到再也不能胜任时才退出舞台。企业家不是把物质层面的享乐作为动力之源的，因为这些享乐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的，而企业家缺少的恰恰是闲暇。那么，企业家持续创新的动力之源，首先是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社会的认同。
熊彼特指出：“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达到的地位仍然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他机会以得出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量是特别强烈的。”
其次，企业家有着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有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是金钱上的竞赛、而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考虑，只有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
最后，企业家之所以有创新，是因为他们十分享受创造的欢乐、享受把事情办成功的欢乐。
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他们还必须战胜自我，因为创新要打破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一种否定，是要冲破已有的习惯的束缚。
熊彼特在描述已有知识的惯性时生动地写道：“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根植于我们之中，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基根植于地面一样。它不要求被连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 这种“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的已有的知识、观点和方法通常是很难改变的。
熊彼特还说，“科学史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感到极其难以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至习惯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些习惯的节约能力的作用，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的结果，是不怕或不接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个别事实与之发生矛盾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障碍物。”
“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中，习惯的力量升腾起来，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识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式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定出的新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用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场白日梦。”
熊彼特的论述告诉我们，相对于未知世界，人们已经认识的只是极小部分，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思想是不断解放的，稍微的停滞和些许的懈怠，都可能面临着被淘汰。
三、企业家的思维
企业家的创新是凭直觉。此类案例不胜枚举，福特之所以选择汽车产业是凭直觉，老本田选择纺织机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也是凭直觉。
对于此类现象，熊彼特说，“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说以一种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被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物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依据的原则，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彻底的准备工作、专门的知识、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当然，直觉不是空穴来风，直觉是积累，积累同样需要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直觉是一种条件反射，在那一瞬间，体现着人们的最高背景和生活阅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阐述了快思考，比如某位象棋大师路过街边棋局，只需瞥一眼就知道三步之内谁胜谁输。这是丰富经验积累下的条件反射，企业家的思考当属此类。而那种更慢、更严谨，需要投入更多脑力的思考形式则是慢思考，那通常指严谨的研究。
《思考，快与慢》
[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著，胡晓姣 李爱民 何梦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2年7月
创造性思维应当有丰富的联想、甚至宗教色彩。吉尔德在论述创造性思维时，证明了想象的重要性。他举例说，伽利略并不是以通过观察千百条真实的轨迹，并从中得到重力定律的方式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因此吉尔德说：“我把我想象的成果，设想为一个运动物体从水面升起并且摆脱了一切障碍。通过想象的飞跃，在与阻碍的空气对峙时摆脱一切真实运动着的物体所处的环境”。
思维先于认识，创造性思维并不是一种归纳的过程，即不是科学家通过中立而“客观”的方式收集证据直至从中发现理论的过程。相反，创造性思维首先提出理论，再由理论决定需要什么证据。创造性思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联想需要厚积薄发。
创造性思维的主要信条可以被总结成信仰、开放性、冲突和可否定性。这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结合。浪漫主义是波澜壮阔地想象，英雄主义是坚忍不拔地追求。
四、创新为什么是非连续性的
熊彼特观察到，创新或者说新组合的出现是非连续的。他描述到：“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像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是均匀分配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能够选择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且，一旦出现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
[美]托马斯·K.麦克劳 /著，陈叶盛 周端明 蔡静 /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1年3月
那么，为什么创新的出现是非连续性的呢？有能力、敢于打破僵局和消除障碍的创新出现时，因为其示范效应，后来者会纷纷模仿，使企业家连续出现。熊彼特带有总结性地写道：“这完全是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以促进几个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伴随企业家的间断性出现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或者说是“产业突变”。按照熊彼特的描述，其大体过程是：
1. 在繁荣开始的时候，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之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有所竞争，或者说创新可以替代的那些行业的利润就首先减少，然后所有旧产业的利润都减少，只是由于它们的底子厚，使得它们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
2. 繁荣的出现从来不是普遍的，首先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然后逐渐地扩大至其他部门和领域（这多少有点像刘易斯所讲的回顾、旁侧、前瞻效应和凯恩斯所讲的乘数效应）。
3. 正像企业家相对集中地、成群地出现那样，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的。由于企业家是各做各的，而且是做非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看来重复建设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现象）。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历的那段平均时间——尽管实际上很自然地依赖于其他许多因素——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繁荣时期的长短。
4. 新技术、新产品带来的产业突变引起价格下跌，从自己这一方来说终止了繁荣，或许会导致危机，或必然导致萧条，于是所有其余的事情接踵而生，最突出的表现是通货紧缩。面对萧条，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是进一步的创新。
熊彼特的这些论述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它首先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下，重复建设具有必然性。这就是他所讲的，企业家通常做非常类似的事情。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然后要比拼规模效应、比拼品牌，最终优胜劣汰，但这以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前提。这种重复建设不同于我们现实中的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所形成的重复建设，行政力量保护的重复建设只会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浪费。其次，熊彼特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更多的创新发生在萧条时期，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才会走出萧条。
五、创新与信用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离不开信用的。他用了相当的篇幅阐述创新与信用的关系。按照熊彼特的论述，信用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
1. 信用可以把已经使用着的生产手段从循环流转中，从旧的行业、旧的产业中转移出来，因为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给出比在循环流转中更高的价钱。把旧行业、旧产业的资金转移到“创新”中，社会回报更高。
2. 实行新组合者，最初购买生产资料的资金从何而来？除了有限的储蓄，利用银行信用是一个有效的途径。熊彼特强调：“这是新的组合常得到资金供应的源泉，而新的组合总是会要从它得到资金供应”。按照这一论述的逻辑，高风险性行业的创新，没有必要的信用支持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3. 在交易过程中用信用充当支付手段。信用作为支付手段，在贸易中起着与现金完全相同的作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直接起着这种作用，另一部分是因为它可以立即转换为现款，作为小额支付。发生信用关系的一方，即出资者，最后由私人出资者演变成了资本家。
熊彼特所讲的创新与信用的关系，实际是讲创新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发展到今天就是资本市场和风险性投资，我们从硅谷的一系列创新可以看到创新和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博弈和发展。
创新是企业家的创新，只有企业家的创新是破坏性的创新，破坏性的创新可以引领经济同步地发展，并且淘汰落后产能。我们需要做好的，就是创造出能让企业家诞生和生长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