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十年砍柴

文史专栏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一篇报道《33岁,我带着父母一起“断亲”》,引发诸多读者的共鸣,当然也不乏争论。广东一座小城长大的女生潘朵拉,从小目睹大家族中长辈的嫌贫爱富与自私自利,大学毕业后先后去深圳和香港工作,和老家这些亲戚断了来往。用她的话说:“没有比自己好好生活、努力赚钱更重要。毕竟,遇事能用简单的金钱关系解决,就不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脱离了人情,亲戚的人际网也对我没了作用。”

读完这篇文章,我对小潘的通透、清醒和决断很是佩服。潘朵拉所述的大家族那样的人际关系,其实在中国社会是常态。势利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不独在中国广泛存在,读过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就应明白,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家乡亲属为什么会成为束缚?


从年龄来讲,潘朵拉比我差不多小20岁,我和她父亲是一辈人。我的老家湖南和广东一样,重视家族关系的传统比北方厚重。在很早以前,我对宗族、亲戚关系的面纱掩盖下的利益算计认识得清清楚楚,但和小潘的父母一样,即便有清醒的认知也不可能干脆利落地“断亲”——这是处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我们这代人的无奈。所以,小潘的父母只是不强求她和老家的亲戚来往,而他俩和弟弟、妹妹即小潘的叔叔和姑姑不可能真的断绝来往。

小潘这代80后、90后的成长,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在城镇出生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三口的小家庭之外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如果不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断绝来往几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用付出什么精神或现实层面的代价。

如果她和父亲一样有同胞兄弟姐妹,虽然兄弟姐妹少年时会有争吵,长大后对社会的认知和处事态度有差别,但在同一个家庭长大,这种手足之情并非说断就能断的。



由小潘的故事,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 (我的父亲在2015年故去) ,回老家办完丧事后我坐上回北京的高铁,列车启动,故乡的风物很快就消失在窗外。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父母皆已见背,故乡从此成为异乡。”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此后,我也是如此处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

在我大约两岁的时候,全家除父亲还留在县城工作外,母亲带着我们四位兄弟姐妹被下放到老家的山村里。这是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大多数人是没出五服的宗亲,当时我的祖父尚健在。饶是如此,在那些宗亲看来,这么一家子回到村里,又没有男性壮劳力,这是和他们抢饭吃。

于是,他们想一切损招来为难我家,包括教唆同龄的小孩孤立我们兄弟姐妹。等着过了几年,他们又开始衡量利弊而调适对我家的态度。因为我父亲回到老家的公社当卫生院长,他们有事还得求着,我的母亲又能干强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三兄弟看起来都不笨,没准将来会有点出息。

等我父亲退休回到村里养老,我三兄弟已经在省外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父母获得了乡邻和宗亲们的很大尊重,爱面子的母亲也给我找了不少事。因为我在外混了多年,多认识几个人,有时候能给乡亲帮点忙。比如一位本家叔叔在广东打工受伤了,老板不愿赔偿,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再找朋友和那位交涉,使本家叔叔获得满意的补偿;再如,某没出五服的族兄弟被人欺负了,找人给他讨回公道。........

我大学毕业后到父母先后辞世之间,有廿载左右的时光。这二十年里,在乡邻和亲戚的眼中,我是一个念旧情、重亲情的人。对乡邻和宗亲的精明与势利,我何尝不明了在心?



我高中住校,18岁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其实和大多数宗亲没有什么人情纠葛和情感牵绊,所做这一切,只是为了父母高兴,给他们长脸。

父母病重和出殡时有两件事,让我更看清一些人以宗亲关系进行道德绑架而图利的面目。

2014年秋天,我的父亲再一次从市第一人民医院ICU里抢救过来,我们兄弟回到老家给他办完出院手续然后护送回老宅休养。有一位和我父亲共高祖父的族叔,是一个吝啬的人,他闻讯后竟然买了一个西瓜前来探望。他走后,父亲颇不怿地说了句:“他是来看我还有几口气,是不是快死了,他想做我这笔生意。”原来这位族叔和人合伙组织了一只白事鼓乐队,他早谋划我父亲归山后揽下生意。

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后,这位族叔未能及时得到讯息,邻村萧家一位女士也是做白事鼓乐队的,她得知后立刻来到我家帮忙,给我的亡母洗身换衣,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后便聘请她的鼓乐队。那位族叔稍后也赶了过来,得知这生意给了别人,大为不忿说,“这怎么得行?我同一个家族的嫂嫂过世,还请外姓人的鼓乐队来做事。”然后反反复复唠叨此事,最后我家只得多花一笔钱,请了他和那位萧女士两支鼓乐队,一支迎送吊客,一支负责出殡。



这位族叔的说法,在都市人看来可能觉得太没道理,可在乡村社会里,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凭着和某人的亲戚关系,可以主张要求权。比如你帮了一位共高祖的族兄的忙,过不了多久,和你共曾祖的堂兄找你帮忙,你不想帮或者帮不成。那这位堂兄认为你分不清亲疏,近乎对曾祖父的不孝。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你更亲,你能帮他为什么不能帮我。——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什么“个人权利本位”,不认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

父母去世后,我确实觉得与故乡、与乡亲之间,有一种解脱。今年清明节,我和兄弟回到老家,用一个上午给父母、祖父母挂青扫墓,然后就离乡返城。



古今亲属之别,背后是人越来越自由

已故农学家叶笃庄 (叶笃正之弟) 在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中,讲述了其曾祖父叶伯英 (官至陕西巡抚) 在任所去世,其祖父护送灵柩回到安庆老家营葬,却被叶氏宗族的长老软禁起来,逼迫其捐出一笔巨款。《浮生六记》中的作者沈三白,憨直而散淡,应科举不成,游幕也没挣上什么钱,被父亲视为没出息而将其夫妇赶出大家庭。其妻芸娘病重时,他想去求人借钱,芸娘对他说“求亲不如求友”。

其实,对中国以宗族、姻亲为经纬的传统人际交往的弊端甚至龌龊,古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民间俗谚曰:“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这么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是把锯,你有来我有去。”此类说法承认基于宗亲戚属关系的人际交往,是以利益考量为重,但也需要有起码的公平。

可是,在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里,没有明晰的边界和刚性的权责划分,存在着太多的模糊地带。虽如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这种人际关系,除此而外,并无更好的替代模式。

少数出仕的士大夫的人际交往尚有其他的选择,宗族、亲戚之外,还有同学、同年的社会资源。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半径很小,他一生所能凭借的社会资源,几乎都是靠家族、宗亲、姻亲而获得,离开这个由内向外推移的一圈圈同心圆的差序格局,就是一片孤立无依的树叶。单个的人身处其间,有再大的不满意,也不得不依赖于此。

儒家意识形态区别亲疏尊卑,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官方的制度和文化也维护着这样的人际交往格局,如重农轻商,固土安民。一个人的籍贯比其工作地、出生地更重要,即使在外游宦多年的士大夫,退休后多数回老家养老,他的儿子哪怕生长在外省,得回老家参加科举。

如此,古代王朝用制度把一个人和宗族、故土做了利益和情感的捆绑——当时,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鼓励墨家主张的人际关系那一套,离开故土的陌生人可以结拜异姓兄弟,凭志趣和利益结成小共同体,还了得?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从农耕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也即大多数人由生活在熟人社会、变为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以家族、亲戚、乡亲为主的人际关系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需要适应时代的重构。



对潘朵拉这代人而言,亲戚关系已远不如上几代人重要,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使,每个人的社交方式远比以前多样化,社交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不同工作岗位的同事、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同一个团契的教友,乃至孩子同学的父母,与之交往可选择的空间更大,更自由而无强迫性。

有了互联网后,人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气味相投、三观一致的朋友,上几代人不得不看重的亲戚关系因种种不合时宜可以舍弃。

潘朵拉求学、工作的经历已说明这一切。城市化的加速使人员流动加快,一个家族的成员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分居在各地成为常态,地理上的阻隔使亲戚之间缺少走动,久而久之关系淡薄了。也就是说,亲戚关系已不是人际交往的必需。

虽如此,亲戚仍然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亲戚之间,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牵挂了,彼此疏远如陌路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必惋叹;如果亲戚之间感情尚可,如叔姑舅姨曾经很关爱晚辈,表亲、堂亲或远方亲戚曾经一起成长,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能够在思想交流中获益,在现实交往中彼此帮助,那当然是一件美事。这样的亲戚,何必要“断”?

从集体本位到个人权利本位,是一种社会进步,人际交往亦是此理。潘朵拉这代人能摆脱亲戚关系对人际交往的束缚,可看作中国改开四十多年的成果之一。

亲戚的交往,固然不必强求维系,但也不必刻意去“断亲”,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自主地选择人际交往、构建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当代青年适宜的社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