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不羽

财经专栏作家

5月1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致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高级别议员称，宣称美国政府可能最早于6月1日出现史上首次债务违约，本轮“美债危机”正式爆发。



美债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

确切的说，这场“美债危机”应该称之为“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危机”。这要从美债的发行机制说起。

发行美债涉及三个主要部门：国会参众两院、财政部和美联储。出面借钱的是财政部，借出的是美联储，国会负责财政部举债的上限。两院还有不同的分工，由众议院通过具体的方案后，交由参议院审议。

因此，美国政府想要提高债务上限，就要和国会进行谈判。这既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角力，也是两党之间的博弈。

美国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为目标；民主党更偏向“大政府”，更倾向于提高政府财政的公共支出，致力于社会福利等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而美债上限直接决定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就成了两党争锋的焦点。

本轮美债上限危机，就是党派政治教科书式的表演。联邦政府由民主党掌控，参议院中民主党略占优势，而众议院则是共和党掌控。因此，目前阻止拜登政府扩大美债上限的主要阻力来自众议院。

众议院共和党人倒也不是非要阻止美债上限提高，而是把政府减支作为谈判筹码，就是“多借钱可以，但是政府就得少花钱”。

这些都是美国政治的“传统节目”了，隔三差五就要来一回。自1960年以来，美国已经上调了78次债务上限，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这次之所以特别受关注，首先是因为美债上限已经处于高位。目前美债上经高达31.4万亿美元，而美国2022年的GDP为25.46万元，政府负债率达123.3%。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负债率仅次于日本的253%，更是高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80%的安全线一大截。确实惊悚，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忧虑。



不喜欢政府高负债的民意，给了共和党人硬扛的底气，使得这次两党角力特别胶着。拖到了接近6月1日的最后临界点，可谓戏剧性十足。

如果这场“美债上限危机”真的造成6月1日美债违约，升级为真正的“美债危机”，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美元的主要国际中心货币地位会把危机传导向全球金融体系。



美债从上限危机到美债危机，可能性还不大

二战后美元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成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很高的比例。美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础资产。

很多金融机构都会把持有美元转为美债，作为固定收益投资。各国央行、主权基金等大型基金，都是美债主要投资者。而这些金融机构又连接了各国的金融市场，乃至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美债任何异常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比如前段时间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美国商业银行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欧洲金融市场，“百年老店”瑞士信贷应声倒下。如果不是欧美金融体系联手干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这场游走在危机边缘的风波，就是美债快速升息引发的。

仅仅是升息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可以想象如果6月1日美国政府真的“赖账”，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假如把硅谷银行破产风波比作一场雷暴雨，那么美债实质违约将是一场洪水。

好在出现这一最坏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别看美国目前的府院之争、两党角力的场面分外热闹，长期形成的底线默契还是有的。

归根结底，两党政治是“轮流坐庄”，砸烂美债信用的底线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算共和党人成功引发美债危机赢得下次总统大选，接管信用破产的联邦政府也是一件苦差事。到时候轮到共和党政府出面收拾金融危机的烂摊子，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

更何况民意变化微妙莫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天美国民众支持共和党政客在美债上限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不意味着民众希望看到美债违约的最后结果。

要知道美国养老基金是美债的最大持有者，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养老金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共和党真把“美债上限危机”搞成了“美债危机”，只会成为民众唾弃的责怪对象，而不是选战赢家。



债务问题背后的政治理念分歧：大政府Vs.小政府？

美国立国两百余年，也是两党政治运作的两百余年，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尽管近年来美国政治撕裂加剧，政争大戏连番上演，但是远没有图穷匕见的穷途末路。尤其是美债问题，可以说是美国两党政治的重要起点之一。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战争留给这个年轻的国家，高达5400万美元的国债，和十三州独立发币的混乱财政。此时美国政坛上，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为首的两大政治派系已经形成，双方在联邦政府权力大小、经济发展方向等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双方的分歧是美国两党政治的起点，很多议题甚至延续至今。

当时的国债处理及其背后的财政问题，也是双方角力的焦点。1790年1月，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一项债务重组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发行新货币限制各州财权，增强联邦政府财力，从信用层面解决债务问题。这一方案和杰斐逊一向坚持的州权独立性无疑是冲突的，汉密尔顿深知没有杰斐逊的支持这一计划难以获得国会支持。

他请华盛顿出面斡旋，最终和杰斐逊达成了妥协。汉密尔顿成功说服杰斐逊接受自己的债务重组方案，同时他也做出了重大妥协，承诺协助杰斐逊说服各州同意将永久首都设立在弗吉尼亚州。一场政治交易结束两场纷争，解决债务危机和首都选址两大难题的结果无疑是好的。

这场美国建国之初的债务危机，对今天理解美国两党政治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后来的美国政治人物的平均水平、社会声望无法比肩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但是这些杰出先辈们开创的政治运行机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磨合，依然有效发挥着作用。

两党政治难免无聊党争的困扰，但是在美债问题这样的重大议题上，历史上就多次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一战、二战的“战争国债”，更关系到是战是和的重大抉择，两党终究还是经过协商达成了一致。

这次的债务上限争议虽然很激烈，但是实际上只涉及1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提高，实质意义有限，没有理由认为两党会为这点钱会掀桌子。

美国的党争不乏戏剧性，靠选战吃饭的政客乐于以立场鲜明的夸张表演争取“铁票”。这种政治生态确实会带来作秀的恶果，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党派政治与无底线的政治恶斗划上等号。

此次政治纷争或有过度作秀之嫌，却也有着引发民众关注政府财政问题的正面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国会对国债上限的立法程序限制，没有议员们公开的唇枪舌剑，美国国债早就失控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无从谈起。

即使来自国会的制约不尽合理，党派纷争的政治秀并不好看，但是有制约终归比没有制约要好。



负债率远超安全线，为何还不爆发经济危机？

美债的真正危机因素并非国会里唇枪舌剑的政治纷争，而是美国政府负债率过高的经济问题。毕竟市场接受美债，是基于美债作为稳定优质的金融资产属性。

如果美国政府的负债率高到失去市场信用的程度，纵使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再世，也无力挽救。在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凌驾市场之上。



就目前而言，美国政府突破120%的负债率远超IMF给出的80%安全线，拉响了警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危机会立刻爆发。

到底政府负债率达到多少会引发债务危机爆发，没有经济学家可以给出标准答案。政府负债率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债务危机爆发还涉及该国的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经济运行质量等等复杂因素，因此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美国目前的企业负债率、居民负债率不高，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高度发达保证了经济质量，这些都是缓冲债务风险的有利因素。加之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殊地位，进一步扩大了缓冲空间。

目前看来，美债还有腾挪的空间，短期内爆发美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即便危机“含而不发”，美国经济依然会为过高的政府负债率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再大的缓冲空间也会迅速消耗殆尽。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社会围绕控制债务上限的争议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