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坛经济观察（ID：titansportsindustry），作者：莫小隽，原文标题：《大徐接棒姚明，他怎么让CBA联赛更有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5月24日，中篮联体育有限公司宣布，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不再兼任CBA公司董事长，委派中国篮协副主席徐济成担任CBA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在成为CBA公司第三任董事长之前，徐济成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新华社体育部资深记者，后来在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冬奥组委宣传部担任要职。被圈内人士尊称为“大徐”的他和姚明一样，是职业篮球运动员出身，是中国篮球诸多重大时刻和决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一、早在一年前就有“董事长交接”的声音
作为三大球运动之一的篮球，在中国体育历史上写下过很多热血时刻，但在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亦被各种争议事件缠身：新疆男篮退出又回来的“葫芦案”，获得自由身的周琦未来走向，篮协重拳处罚上赛季因为消极比赛而引发滔天舆论的江苏和上海队的相关人员。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背后，让中国篮协和CBA联赛的公信力受到拷问，也让中国篮球处在了备受争议的存亡时刻。
那姚明此次卸任CBA公司董事长跟之前这一系列争议事件有必然的关联吗？在体坛周报篮球记者邵化谦看来，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推动关系，他觉得之前一系列不论是消极比赛，还是周琦的归属问题等都算是CBA联赛过程中爆发的“偶然因素”。邵化谦透露，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有消息称徐济成会去CBA公司接任董事长。“现在只不过这个事儿落定了而已。”
二、淡出日常管理已多时，姚明把重心放到奥运任务
还记得新疆男篮那洋洋洒洒地退出公告吗？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姚明，觉得他既负责中国篮协全面工作，又身兼CBA公司董事长，所谓的“管办不分”。扣帽子容易，摘帽子难。从此，有关“管办不分”的争议就一直围绕着中国篮协及其掌门人姚明。
但其实所谓“管办不分”，根本不是姚明一个人能解决的，中国篮协和足协一样是社会团体，但从没与体育总局脱离关系，何谈完全的管办分离？毫无根据的指责让姚明背锅实则不公。
据了解，在姚明宣布卸任CBA公司董事长之前的过去两年多，他事实上已淡出了CBA公司的日常管理。
为何？身为董事长却很少插手CBA公司日常管理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姚明出任CBA公司董事长时，与一些CBA俱乐部在讨论联赛相关事务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歧出现，拥有了自主权的CBA球队在和CBA公司前董事长姚明开会的有些时候，也更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俱乐部们之所以有了自主权，是因为2017年，CBA公司头号大股东中国篮协将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二十支球队。这番让渡股权被看作是中国职业体育联赛改革的重大一步。这意味着CBA的球队不再像以前归篮协的联赛部管理，中国篮协从此不再有一票否决权，而两者之间也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据了解，姚明近年已经较少参与CBA公司的股东大会了，最近一次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姚明与俱乐部坐在一起开会，还是在讨论八一队解散时队员去留的问题。那之后，姚明很少参与CBA公司日常会议，而大多时候只是出席如CBA赛季发布会，总决赛颁奖等场面上的活动。
既然淡出，姚明也把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到了中国篮协，放到有亚运、奥运备战重任的中国篮球身上。毕竟，作为中国篮协主席，在巴黎奥运还有一年多的关口，一定背负着总局给下达的KPI。先且不论中国男篮在巴黎会有怎样的前景，先至少得冲进奥运再说。今非昔比的中国男篮在将于8月25日开启的男篮世界杯上的形势，多少就有些凶险。想力压东道主菲律宾、日本直通巴黎奥运的难度还是不小的。一旦有所闪失，中国男篮将继无缘东京奥运会后再次无法在奥运会上登场，那对中国篮球来说，才是无法想象的至暗时刻。
其实卸任CBA公司董事长，也不意味着姚明身上的担子就轻了，冲击奥运的重任非同一般，姚明仍然“亚历山大”。
三、大徐挑战不比姚明少
说完姚明，再看看更换掌门的CBA公司。在姚明淡出董事长管理职责前，CBA公司的一把手实权是在2020年出任CBA联盟CEO的张雄手里，他全面负责CBA联盟的日常运营管理。
如今，徐济成以CBA公司董事长的身份空降，作为篮协副主席，他分管领域就是篮球产业领域，比如商业化、联赛运营等。他在篮协负责的领域和张雄在CBA公司负责的领域有诸多重叠，俩人在公司重大人事发生变革后的新局面下如何齐心协作，全面推进工作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出生于1963年的张雄已临近退休年龄，而“大徐”其实比张雄还大三岁。
接手之后，徐济成面临的挑战不可谓不多。
首先，虽然他是职业球员+媒体人的身份出身，在篮球圈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但实际上，他在退休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介入过二十多家俱乐部这个复杂而深远的运营圈的。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从前的朋友关系变成管理他们的关系，也是大徐新官上任要面临的不小考验。之前有关NBL的争议就让12家俱乐部非常不爽，而现在CBA联赛的20家俱乐部可比NBL诉求更多，大徐和最初的姚明一样，有着诸多难缠的问题要面对。
其次，有关CBA形象恢复工程任重而道远。假球风波自毁颜面，伤了万千球迷的心。其实联赛有关形象重塑的细节还有大量的工作去落实。比如在上赛季CBA直播过程中，每次遇到球员冲突镜头，转播方会立刻切走，让不管是球迷还是想了解真相的人都无从知晓，颇受争议。形象塑造不是朝夕可成，而是看管理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态度，细节做起，真正维护联赛赛风赛纪和品牌形象。
第三，CBA商业化的推动举颇为艰难。负责联赛商务运营的CBA公司从接手后就经历了市场下行、疫情干扰的不断挑战，如今，恢复主客场制后，球市回暖，球迷观赛热情高涨，上赛季甚至很多热门场次出现一票难求。拿3月在厦门举办的全明星而言，全明星赛收获了总计3万现场球迷、近5000万电视收视人数和近30亿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的数据。但联赛想重新获得市场关注，包括赞助商的投入，还需要长时间的耕耘方可收效。当下，CBA虽然有各级赞助商达十家左右，但构成营收基本盘的赞助主要靠李宁、中国人寿和咪咕，其余赞助的钱都不算多。
邵化谦认为，“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也不是太好，但未来还是向好的，只要有足够持续地投入和运营，吸引球迷的关注，整体上提升联赛的关注度，还是会有可能会再吸引到大赞助商的兴趣。一切都是连环相扣的，改善市场环境绝非一日之功，如何在未来让联赛更商业化，更成熟，打造成熟优质的联赛品质，拥有更多目标人群关注都是提高联赛商业价值的前提，也将是大徐老师在新岗位上要面临的挑战。”
2017年CBA公司成立，时至今日已迈入第二个“五年计划”阶段，2021-22赛季CBA每家俱乐部的分红均在3千万人民币以上，这也是CBA联赛历史上分红最多的一次——联赛分红，是20支CBA球队最重要的收入。而此前，CBA各俱乐部在2020年分红为2639万元，这个数字在2021年是2285万元。
虽然CBA赞助商的总数量较之从前有所下降，但在基本盘稳固的前提下，能在疫情受影响的当下创造CBA联赛分红的全新纪录，也看得出篮球在中国还是有着粘性的群众基础和可以不断开发的市场潜力。纵然扩军、裁判水平、消极比赛等很多细节仍拖延联赛的成熟化的后腿，但不管是联赛的竞争力和观赏度在恢复主客场制后还是有所提升。
姚明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市场是重要的伙伴，我们希望有个好的环境，要把我们CBA打造成一个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球迷都会关注的联赛，这个是我们想做的，这个目标不会随着市场的冷热而改变。
如今，这个任务交给63岁的徐济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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