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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股市涨势如虹,一季度经济数据抢眼,全球瞩目。而不久前的G7峰会首脑宣言,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去风险化”,这其实就是去中国化。那么日本经济究竟好不好,日本经济已经具备去中国化的底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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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甚至将本次数据与日本众议院选举相关联,认为当前势头如能维持两个季度,首相岸田很可能会将此作为政绩,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选举,扩张政治版图。本轮复苏当中,日本消费、投资、出口均有不俗表现。其中消费最为抢眼,居民消费占日本GDP比重常年超过50%,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散,内需稳步恢复,日本消费一季度环比增长0.6%,连续四个季度正增长。居民消费中,汽车消费贡献最大,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紊乱逐步缓解,日本国内汽车销量报复性反弹,以丰田汽车为例,一季度日本国内销量同比增幅为达31.4%。在“与病毒共存”的政策主导下,餐饮、客运、酒店业也呈稳健复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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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居民消费共同撑起日本内需的企业设备投资同样表现不俗,录得0.9%的环比增长,维持了上季度以来的复苏势头,此前民间机构大都预计一季度本项数值为负。日本内阁府表示,商用车销售火热对企业设备投资增长贡献最大。房地产方面,住宅投资连续两个季度正增长,本季度增长0.2%,而自2021年2季度以来,日本住宅投资已经连续下滑了5个季度。公共投资则实现环比增长2.4%,连续四个季度正增长。出口方面喜忧参半,本季度日本出口环比下降4.2%,连跌六个季度,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汽车出口下滑,拖累日本出口整体表现,但亮点在于外国访日游客人数急速回升(外国游客境内消费计入日本GDP),目前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的70%。在海外主要国家货币紧缩,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日本出口能有如此表现也属不易。通观日本一季度经济数据,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7%,外需则为-0.3%,内需成为日本经济的中流砥柱。核心指标方面,日本核心CPI(除去生鲜食品及能源价格)4月上升4.1%,年度“春斗”(日本工会组织的全国性劳资谈判)预计涨薪近4%,工资上涨,物价上涨,通胀远超曾经2%的政策目标,脱离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一切似乎稳中向好。涨势如虹的日本股市与GDP数据交相辉映,截至5月22日,日经指数年内录得涨幅19%,收31086.82点,自1990年7月以来首次突破31000点大关。2021年4月起,海外投资者已购入约440亿美元(约6万亿日元)的日本股票。日经指数突破1989年的历史高点似乎已近在咫尺。高盛认为,日本股市正在接近十年一次的大牛市。与此同时,巴菲特大笔增持日本五大商社股票,据彭博社测算,巴菲特持有的日本商社股票价值,已由2020年的61亿美元翻倍至130亿美元,消息公开后,外国投资者的买入量在过去一个月内急剧增加。巴菲特表示,日本股票是其在美国以外国家中持有的最大头寸,未来还会进一步增持。5月6日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已清仓台积电的巴菲特更是公开表示,与台湾(地区)相比,他更喜欢投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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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日本公共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长期低迷,税收增收困难;二是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支出愈发庞大;三是存量债务规模过大,利息负担沉重,需要不断借新还旧。2022年日本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规模约为110万亿日元,其中社保支出占比32.9%,国债利息支出占比22.1%,为填补收支缺口,日本政府新发公共债务39.6万亿日元,占一般财政收入的35.9%,这是日本近年的常态。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戈夫在2009年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一国公共债务对GDP比超过90%即进入危险水域,抑制经济增长,财政存在破产风险,罗戈夫的观点影响深远。但国际市场唱衰日本债市泡沫已有10多年的历史,也曾有对冲基金押注日债暴跌而血本无归,日本国债泡沫究竟会不会破?会,但是有过程。当前日本债市泡沫之所以没有破裂,关键因素在于,日本公共债务多为以日元计价的内债,且日本维持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净资产,连续31年稳居全球最大债权国,没有外债。公共债务绝大部份被日本国内机构消化,而本币债务名义上基本不存在违约风险,委内瑞拉经济崩盘后,本币债务依旧按时还本付息,只不过本币已几乎没有购买力。日本债市泡沫更像是一场政府财富消耗速度与国民财富积累速度之间的比拼。如果“国富”禁得起、跟得上政府消耗,政府债务可以越滚越大,但如果某一天跟不上了,日本开始举借外债,这就会成为危险的开始,因为外币债务无法通过“印钱”来稀释。而这个泡沫如何才能维持下去,它需要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需要日本企业维持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外债违约的国家会有何种下场,希腊,斯里兰卡,甚至恒大都是前车之鉴,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症结是少子高龄化愈演愈烈,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4月发布的报告测算,至207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约30%,降至8700万人,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由2020年的28.6%上升至38.7%,0-14岁人口比例将由12%下降至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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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2070年日本人口年龄构成人口减少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很多国内解读从未来房市缺少“接盘侠”的角度进行考虑,但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人口减少主要通过劳动力减少、资本投入减少、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三个渠道,制约经济长远发展。随着少子高龄化加深,人口规模萎缩,劳动投入减少,而老人通常收入少,刚性支出多,老龄化导致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投入不足,而人口规模萎缩对全要素生产率同样会带来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科研人员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如下图所示,随着老龄化的深入,20多年来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呈萎缩态势,目前主要增长动力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但其本身也在逐渐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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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关联表》,最下方蓝框为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日本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有以下两项例证:一是全球范围内,以市值计,跻身行业头部的日本公司不论是数量,还是相对规模,都在走下坡路。2001年,全球12大汽车公司中,有6家是日本企业,前4名中,日本企业占据3家,丰田汽车高居榜首。而截止5月23日,全球市值最大的12家汽车公司中,日本企业仅两家,分别是位列第二的丰田和位列第十的本田,两家公司市值合计,尚不及特斯拉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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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用真金白银对公司前景作出评判,这可能是日本汽车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最佳证据。第二项例证来自车企最“卷”的中国市场和日本一季度的出口数据。日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3月,日本对华整车出口同比下降幅度分别为69.4%、54.9%和67.9%,是造成一季度日本出口数据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日企对华汽车出口下滑幅度远超欧美等其他地区,理论上存在中国经济疲软影响日本车企外需的可能。丰田公司也将自己在华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空档期,和去年以来的零部件供应紧张。但如果横向对比今年一季度国内车市数据,这种可能性很难站得住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一季度车市表现的确欠佳。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销量426.1万辆,同比下降13.4%,国内汽车销量的下滑幅度与日本对华汽车出口的下滑幅度并不成比例,日本车企自身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更高。在新能源汽车的爆发期,近年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车企先是押错技术路线,重点发展氢燃料电池,但液态氢本身的制造、运输、存储标准较高,推广难度大,而在汽车智能化的大潮中,日企因IT人才不足,体制僵化等多方面原因,也并未跟上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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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汽车2022年在中国售出194万台新车,与上一年相比下降0.2%,连续10年下降。日本车企的颓势在国内甚至可以目测,我们可以站在街边,分别数一数有多少新能源牌照的特斯拉和日本品牌,答案一目了然。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日本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有强烈的解决意愿,但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并非是抢眼的单季度经济数据能够解决的。在消除公共债务隐患,重建日本财政方面,日本学者岩田规久男曾指出,如果日本能够摆脱通缩,GDP名义增长率达到4%以上,日本有望解决财政危机。本季度日本GDP年化名义增长率为6.8%,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而人口危机和企业竞争力问题,从单季度经济数据上都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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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开始搞起了植田新体制”——植田和男,被认为兼备理论和实践,二战后的第一批学者出身的日本银行总裁。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日本央行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名义上的独立性,但央行总裁人选须由首相提名,国会审议通过,当中应有政治勾兑,所谓独立性听听即可。那么日本有无可能成功维持当前的通胀水平?很难。如前所述,目前日本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俄乌战争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加息等外部冲击,并非内生通胀,前内阁府官员斋藤润撰文指出,目前除去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出现上涨,更多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至其他消费品,长期持续的不确定性很高。而日银总裁植田对此也有认识,在上月进行的G7财长及央行总裁会议上,他预计日本通胀将在下半年跌回2%以下。财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的主要选项是增税,以及通过提高社保缴费等方式平衡社保收支。增税的主要对象是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两者也是日本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2022年数据为例,消费税占一般财政收入比例为19.6%,为增发国债以外的第一大收入,企业所得税占比则为12.1%。自1989年起,日本消费税经历了漫长的增税周期,税率由3%,逐次提高至5%,8%,并于2019年提升至10%,为重建日本财政,IMF在2019年的一篇报告中,明确建议日本应在2030年前将消费税率提升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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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和学界内部,近期关于继续提高消费税率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去年10月,日本政府税制调查会(首相咨询机构)上,多数与会专家表示,为消除财政隐患,日本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率。本月15日,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后藤茂之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为确保应对少子化的财政支出来源,不排除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率。提高消费税率不同于低通胀,对民众造成的“痛苦”立竿见影,民意阻力巨大,影响政府支持率。同时,提高消费税率也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财政增收的效果,商品价格上涨会压制部分消费需求,以上世纪90年代桥本龙太郎政府提高消费税率为例,实施后消费税收不增反降。企业所得税增税其实已经提上日程,为应对军费扩张带来的财政缺口,日本政府预计于2024年后,将企业所得税提高4到4.5个百分点,然而企业界对增税也不情愿。近期日本国内热议少子化应对举措的财政来源,岸田迫于民意压力明确表示不会增加消费税,财源主要通过医保缴费上涨和增加企业缴费金额来实现。经团连会长十仓雅和对此颇为不满,他对记者表示,不应排除增加消费税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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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提升日本核心产业竞争力,安倍执政时期从企业管理层面着手,力推公司治理改革,但时至今日效果有限。如今的岸田政府则主要试图重振日本半导体行业。1988年,国际半导体市场中,日企份额曾高达50%,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9年已跌至10%。为重振半导体行业,日本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联电、因特尔、美光等国际巨头在日设厂,扶植国内产业链。在本月初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半导体及数字产业战略》中,日本政府计划2030年前,将国内半导体市场销售额提升3倍,至15万亿日元。这一数字与汽车行业60万亿以上的规模相比并不算大,日本半导体产业能否重振,重振之后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整体经济,都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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