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ID:fengluntalk),作者:冯仑,编审:陈润江,头图来源:《猎场》剧照



在企业经营当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种特别的决策环境:外部的不确定性特别大,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原先都没设想到的情况时,决策就会变得很困难。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突然遇到了比较严格的封控,或者,十几年前地震的时候,正好在汶川。


还比如说,我们在某地做房地产,本来市场还不错,突然出现了一个政策调整,限购或者限售,或者是其他某些条件发生变化了,于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决策了。


我有一个朋友,公司做得很不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出现意外。他的子女还比较小,公司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公司的高管也面临着决策的难题。


总之,在外部环境出现不确定的时候,在公司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说企业里的每个人怎么做决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




在一些商学院里讲企业管理的教授们有一些经验,他们大体上提供了一些说法,或者说是建议,就是决策模型加外部的信息环境,这两件事组合起来做一个决策。


这些理论,比如说波士顿矩阵,或者SWOT分析模型,分析优势、劣势、机会,还有挑战,不管外部怎么样变化,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些东西来组合看自己是该进还是该退。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它们的前提都是有一个信息环境。但这个信息环境,短期内有可能是不具备的。当对外部的信息环境掌握并不充分时,你即使用这个模型也不能马上开始做一些决策,还是要等你拿到充分的信息,对趋势进行充分的预判以后,然后再根据SWOT的方法也好,根据波士顿矩阵的方法也好,再对企业做一些判断。


实际上,最难处理的就是外部信息环境。外部信息环境有两类,一类是可预见的,还有一些是不可预见的。


在过去30多年当中,企业家也好,企业管理者也好,在遇到不确定的环境时,最担心或者说最不能把控的实际上不是教授们讲的决策环境,而是除了相对确定的环境,永远都还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


所谓相对确定的环境是市场需求。比如说,这款饮料有多少人喝,多大年龄的人喝,价格变动以后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变化,口味调整了以后哪个地方的人更喜欢,哪个地方人不喜欢?


这种纯商业的判断或者是商业环境的趋势判断,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然后给出确定的判断。商学院教我们的大部分内容,不管刚才提到的模型,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都是这种决策模型,都是针对于相对确定的商业环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商业环境,以及非商业风险。


非商业性的风险实际上是由非商业的环境决定的。而这些非商业性环境变化非常大,而且是我们在企业决策当中最头痛、最难把握,也是最不确定的,最难预期的。


我们对比过去30多年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死掉的企业和一直到今天活下来的企业,实际上,因为中国经济一直在向上走,它们在商业上的失误其实并不多,失误多的往往都是对非商业风险的预判,以及对非商业环境、非商业性因素的判断。


以下几个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民营企业的决策者需要注意的。


第一,体制环境。


以前我们是计划体制,现在变成市场体制,某些领域还是半市场体制,比如商品房买卖就是个半市场体制,它不是市场体制。举个例子,之前说是你买了地,然后盖了房子就可以卖。我有一个朋友,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块地,他是按照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在做决策。


买了地以后突然限购、限价、限售了,于是他这项目去化比原来想象的慢很多,而且价格比原来想象的低很多,结果是亏了很多钱。现在这个公司已经破产重整了。


这就是体制环境,原来说是市场的,现在变成了半市场,甚至变成行政性管制的一个外部环境。


矿也是这样,开始管得特别严,后来管得又相对比较少,然后又整改、又民营、又整顿、又退出,然后国有又进来主导,山西、陕北都出现了一些这种体制性的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过去30年,在计划向市场转变当中,相关经济领域的体制一直在变,有很多开始是放的,然后又收回去,有些是收了又放。


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企业经营者没办法决策,怎么决策都有可能错。


我经历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20多年以前,1990年代,当时我们除了做房地产,还做了一些其他的生意。有一次我到陕北去,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矿在招商,面积很大,大概100平方公里,底下的矿,还有个编组站,以一个很低的价钱就能拿下。


我跟着下去看了看,坐滑轮车下斜井,感觉特别瘆得慌,特别深。我上来以后很犹豫,这个领域我不懂,我就去研究政策、体制,看来看去,我觉得民营公司做这个事有点悬,最后就放弃了。放弃了以后发现,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可以做的,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在矿上确实做得不错,规模很大,也赚了很多钱。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就是读书太多了,你看我们这拿到矿的都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最后拿到矿都挣钱了,哪有人研究体制,研究这的那的。”


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事体制是什么样的,会怎么管。我考虑的不是供求关系,煤当时肯定是有需求的。这个事我就做了个决策,就没做,对还是不对?不知道。后来有些当地的朋友说我错过了机会,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也对,因为我比较谨慎,我做每一件事情,如果发现体制环境不允许,我就不会做。


当然,这个事还有个后续。后来有一些在这些矿上挣了钱的老板进去了。而在煤矿行业整顿期间,也有一些人的生意因为整顿也没了。


所以,非商业风险的第一点就是跟体制环境的稳定和确定有关,而体制的稳定、确定与否是跟法律有关的。从1993年12月份出现《公司法》之后,到现在有将近400个与挣钱这件事有关的法律,所以我们的体制是逐步地走向更清晰、更稳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越来越具有了一个法律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


第二,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实际上又是三个方面。第一是你跟国有资本的关系。比如,混合经济怎么混合,混合以后公司治理怎么做,很多都是非商业性的。


国有资本的运行规则、管理模式,等等,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作为民营企业,与其打交道,你就得搞明白这些。


第二个是企业和政策环境的关系。上文提到的体制和政策也属于政商关系当中“政”的一面。比如说政策环境、房地产领域,各级政府加起来差不多每年会出将近四五百个文件,这些文件就是房地产行业的环境。


我们还有行政法规,还有行业管理,还有领导的讲话,以及一些临时的会议决议、政府通知,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企业跟“政”这个领域里头的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且这种“政”表现为刚才讲的文件、会议、决议、批示、讲话这一堆东西,你怎么处理,这就是政商关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每一个企业决策者必须明白的事情。


第三是你跟领导的关系。比如你跟市长、区长、书记之间的个人关系,是不是按照“亲清”的原则来处理的,如果你们建立了“亲清”的关系,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有灰色地带,或者有一些不当的交易,那么当然你就会失败。有些企业发展得还不错,但是和个别官员在一些事情上有说不太清楚的关联,后来官员因为贪腐被抓,企业也受到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商关系是非商业性风险中很大的一个风险。


此外,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忌,做企业的必须要懂。有些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事情,在特定的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些要求,都是很严肃的,是硬约束。


总之,这些非商业性因素中,体制有关的也好,政商关系也好,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要求、原则,都是不能犯错的。


一个企业家也好,一个企业管理者也好,能够10年、20年、30年,发展起来做得还不错,做得很稳定,而且持续地得到客户、股东、政府、媒体、社会各方面的接受和支持,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一些企业家,可能因为一个发言,一个商品的图案设计,或者自己一时冲动去了某个场所happy了一下,然后公司可能因此就垮掉了,往往都是缺乏对非商业性风险的认知造成的。


所以,我们在企业决策的时候,既要看到商业风险,更要关注到非商业性风险。惟其如此,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捏好当下的状况,同时做好决策,让企业活下去,让事业不断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ID:fengluntalk),作者:冯仑,编审:陈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