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庙，每年都能吸引近2.4万个年轻人报名禅修，九成是90、00后。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涌入寺庙？他们带着怎样的经历与心情？而寺庙的生活又让他们短暂地获得了什么？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ID：ifeng-news），作者：曹雕，主编：常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咚——”
傍晚6点30分，太阳隐没在云雾里，江西九江，庐山北高峰峰顶的诺那塔院里，木质钟棰敲击铜钟的声音穿过雾气，和树叶的沙沙声一道，在木结构殿堂间，迂回。
宋辰曦、方娅彤等五十个年轻人，穿着褐色的禅修服，在观音殿的一口铜钟前，一字排开，双手合十。
出家师父唱颂一句“叩钟偈”经文，年轻人们跟着念一句，寺庙义工双手扶钟，一人上前敲钟，再唱，再轮换下一位。
23岁的宋辰曦不自觉沉浸在钟声里，她形容那是一种和寺庙“心灵共振”的感受，好像那些长久萦绕在身心上的，来自家庭、工作的责备、压力、妄念，统统被带走了。
｜2023年3月25日，禅修者们在诺那塔前合影留念。
这是诺那塔院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性禅修活动，从2001年开始举办，每月3次，一次为期5天。傍晚敲钟被称为“洗心钟”，是寺庙生活节律中的一个环节。
这座寺庙占地面积不过20亩地，总共8位出家师父，可同时容纳50名禅修者小住。但近年来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庙，每年都能吸引近2.4万个年轻人报名禅修。寺庙监院（主事）传化法师说，报名的年轻人里有九成是90、00后。
除了火爆的禅修活动外，最近几年，上山拜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座静谧山峰逐渐成了相当热闹的“打卡地点”。
事实上，诺那塔院是中国五千余座寺庙之一，也是眼下“寺庙热”的缩影。据数据公司“巨量算数”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18～30岁的年轻人频繁搜索“寺庙”关键词，与寺庙相关的景区门票日均订单量增幅一度超过150%。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涌入寺庙？他们带着怎样的经历和心情，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小小的断隔，而寺庙的生活又让他们短暂地获得了什么？凤凰深调观察并记录下了这些年轻人在寺庙中体验人生“伤停补时”的镜头。
今年3月，宋辰曦刚考完教师资格证，从江西南昌坐火车来到庐山。
这天正下着绵密小雨，空气湿润。庐山上大雾弥漫，零星红绿的植被像一张巨大的绒毯一直伸展到宋辰曦的视线尽头，她抬头望向云雾中的山顶——即将乘缆车前往人生中的第一个“伤停补时”之处。
｜屹立于庐山北高峰峰顶的诺那塔
下缆车后，沿着山路向上爬十多分钟，寺院门清晰可见。穿门而过，是被山雾萦绕的正殿。寺庙里的白塔和印度五轮式建筑很像，站在塔旁，向院外眺望，能看到整个九江市全景，长江蜿蜒隐约可见。
愣神的片刻间，寺庙义工正悦向她走来，微笑着，问她是否需要指路或者帮助。
宋辰曦长舒一口气，义工的笑容、寺庙的环境像一张温柔的网，将她低落已久的心境托起半分。
宋辰曦2000年出生在江西抚州的一个小县城，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县城能赚钱的活计不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父母决定出城，在一千公里外的山东聊城一个大学食堂内，开一家小档口，卖早餐。年仅四岁的宋辰曦被留下，交给奶奶带。
父母起早贪黑经营早餐档口，每年只回老家一次或两次，每次和女儿相处的时间不过一周。小学二年级时，一次短暂相聚又接近尾声，在妈妈离家前的一晚，宋辰曦偷偷把她的火车票夹藏在一本书里，认为找不到车票的妈妈就不会离开了。第二天一睁眼，妈妈不在了。
父母不在的时间里，他们的脸庞经常会在天黑时出现在宋辰曦的脑子里。虽然每周都会通话，但电话接通后，父母的第一句问候总是“你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这让宋辰曦时常感觉失望，“他们好像并不在乎我过得是不是开心”。
到了初中，父母辛苦挣的钱，让一家人住进江西南昌的一间公寓里，宋晨曦得以从小县城搬进了城市。
生活条件提高了，她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却没拉近——缺失了共同生活的细节和沟通，他们之间经常因为小事爆发冲突。
她记得，一次放寒假回家，跟爸爸说想吃火锅，爸爸觉得很贵，但还是带她去了，两人总共花了一百多元，吃完后爸爸训她：“我看你这个样子，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看你能赚到多少钱，一个月能吃几顿？”过几天，宋晨曦受凉生病，爸爸又说：“叫你要吃火锅，生病了你活该。”
父母在家时，除了写作业和看书之外，几乎不允许她做其他事，总将她的手机没收，查看她的聊天记录。宋晨曦因此和父母吵了好几次架，爸妈情绪激动时，会猛得扔来一只拖鞋，有时抓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高中毕业前，妈妈又看见她写作业时玩手机，立即过来抢走，爸爸听见争吵声，立即跑来打她，边打边说，“你这样以后什么都做不好，去种地别人都不要，快点去死，就当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
那天，宋晨曦把刀子揣在衣服兜里，独自坐在家门口外的楼梯上，一种巨大的痛苦弥漫在楼道中，无声无息，却让她感到窒闷，“我很痛苦，想自杀。”
偶尔，她也会回味和父母之间最亲近的时刻，妈妈在家时经常把水果洗好切成小块，用小叉子叉好，端到她面前。“接受了爸妈的爱，也同时接受了他们的伤害。”她说，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
大大小小的冲突，夹杂着言语身体伤害，宋晨曦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上山禅修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她陷入低落的心境里，感觉身体总被什么重物压住，成日躺在床上。
和宋晨曦类似，同期参加禅修的方娅彤也深受家庭问题的影响。
1987年出生的方娅彤来自广西柳州，妈妈曾经是火车上的厨师，爸爸是当地化工厂的工人，一家人住在化工厂分配的宿舍里。那是用红砖砌成的楼房，每层楼都共用卫生间，每户是不到20平米的单间。家的空间虽小，但一开始生活还是幸福平静的。
冬天睡觉前，爸爸会先到小床上给方娅彤暖缎面被子。家里摆了很多妈妈给方娅彤做的娃娃。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流行时，妈妈拿纸巾、卷筒纸芯做白娘子布娃娃，用家中剩余的毛线和布料做娃娃的头发、衣裙。
方娅彤关于“家”的幸福回忆，戛然而止于父母提及离婚时。
第一次是方娅彤小学二年级时，那天她在厨房里，透过纱窗向房间看去，妈妈坐在沙发上，背对着爸爸，两人表情严肃，没有大吼大叫，似乎是要“分开过”，趁父母没注意，方娅彤悄悄走到家里放证件的地方，把所有重要证件都藏了起来。那一次没有离。
第二次是小学四年级，妈妈突然收拾衣服，准备拿着包离开家。当天爸爸不在家，只有方娅彤和她的表姐。看起来父母已经在外面谈妥，但始终没人告诉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
“她离开家是因为我不好，她不要我了。”她威胁妈妈，说要是离婚，就再也不读书了，不学好了。但这次的威胁不管用，妈妈离开后，方娅彤拿起门边的玻璃瓶，一连摔碎了好几个。
原生家庭的伤痕，让宋晨曦和方娅彤这样的孩子，进入学校和社会、面对外界压力时，也缺失了疏解方式，压力不断累积在自己身上。
高中，宋晨曦在学校被同学取了和外貌有关的外号，同伴的嘲笑让她觉得自卑，她经常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大学，因为失败的恋爱，她总是忍不住流泪。大一寒假，父母回南昌时，宋晨曦终于主动提出去医院看病，她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去年大学毕业，学美术的宋辰曦开始面临就业问题。她入职南昌一家艺术培训机构做美术老师，工作第一年，工资每月不到3000元，吃饭以外，一点余钱也没剩下。
机构要求她教小朋友画规定图案，但她总希望带着学生从事“艺术创作”，“让他们在年纪尚小时感受到艺术的趣味，而不是聚焦在绘画技能本身”。老板不认可宋辰曦的想法，她成了其他老师请假时的代课老师。“要么实现理想，要么能赚到钱，但未来好像两边都不可能实现。”宋辰曦再次陷入窘境。
｜2023年3月24日，娅彤和禅修者们在塔院祖师殿前排成一队，进行洗心钟活动。
方娅彤，热爱的是跳舞。小时候她是学校文艺表演中老师首选的学生。到六年级后，方娅彤开始发育，女性特征出现，她的胸部比同龄人更明显，身体也在发胖，“老师不找我跳舞了，男孩子在我跳绳、跑步时取笑我，叫我大姨妈或者肥婆。”
初中后，再没有人知道她会跳舞。因为身材，方娅彤也不敢跳了，她不会把这些事和父母说，初中毕业后，她放弃了跳舞，转而去艺校学习美声。
方娅彤说自己是有强烈自卑感的人，“特别敏感，动不动就会觉得别人在嫌弃我，无限放大。”这种感受，同样延续到了她的工作以及亲密关系中。
当这些年轻人背负着积累已久的心理压力时，他们也曾寻求帮助。
宋晨曦想过专业心理咨询服务。但父母觉得心理咨询“不靠谱”，听起来像骗术，只是劝女儿“平时不要自己想太多”，要她尝试自己“走出来”。
宋晨曦知晓父母的态度后，难受的时候就去打免费的心理热线。她还开始学冥想，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与朋友闲聊转移注意力，去各地旅行。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的抑郁状况有所缓解，但停药后又会反复，再次陷入低落。
方娅彤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她对丈夫分享了自己所有的经历，两人经常平静地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自己与上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她仍然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伤害自己和另一半。
他们偶尔还会分房间隔开彼此，方娅彤感觉，还需要另一种空间。
禅修与夜话
寺庙，是他们自救路途中的一个驿站。
今年，方娅彤和宋晨曦都是偶然知道诺那塔院的。那时，这座寺庙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留下印记——一位摄影师义工记录下寺庙生活。搜索禅修，诺那塔院排在前列。
起初，她们都抱着试一试或者好奇的心态报名。
上山禅修，要严格遵守寺院的生活节律和规戒，年轻人们颠倒日夜、不规律吃饭的习惯一下子被强掰过来，然后，要和师父们一起打坐、诵经，围坐在一起对谈，还要分工参加打扫、清洗碗筷等劳动。
｜2023年4月25日早晨8点，禅修者们在出坡前集体唱颂发愿文。
｜2023年3月25日中午，义工们进行用餐前的准备。图中，一位女义工正在进行餐前的打板仪式。
｜2023年3月27日，禅修结束的第二天，几位男义工下山扔垃圾。
早晨5点30分，宿舍里，年轻人们的各样闹钟陆续响起，大家穿上禅修服，简单洗漱，就到禅堂准备6点钟的早课香（打坐）。打坐是必须的，传化法师认为，静坐能让人们平衡负面情绪，让自己在相对长的时间保持在祥和宁静的状态当中。
7点钟，就要用正式的早斋，义工们先打板，然后开梆敲云板，师父引磬。禅修者们坐在斋堂，每一个座位前都放着两张纸，一张写的是《食存五观》（和自省有关的内容），一张是写着《供养偈》和《结斋偈》。
义工们已在每个座位前摆上两个碗和一双筷子。餐前由师父带领禅修者一起唱诵供养偈，义工们同时为大家盛食物。
｜2023年3月25日早晨，禅修者们在用餐前唱颂《供养偈》。
饮食间止语，碗里不能剩饭菜。
“每一颗粮食都是捐赠而得，来之不易，香菜、苦瓜，过去我从来不碰的蔬菜，全都吃了。”方娅彤说。
宋晨曦辞职后，几乎每天暴饮暴食，“那时太焦虑了，一下子胖了五六斤。”她说，在寺庙几乎每一餐都会加饭、加菜，结果还瘦了两斤。
早斋用罢便是“出坡”，那是大家一起劳动的时间，打扫宿舍、茶室、清洗碗筷、去寺庙周边捡山上的垃圾，“就像在玩游戏一样，我们一起做。”宋晨曦说。
寺院特意在午斋之后，留3个小时给年轻人们休息，让他们在庐山的自然环境中自处。
“城市人天天面对钢筋水泥，一出门就是地铁、高楼大厦，车挨着车、人挨着人，速度飞快，不知不觉被带进焦虑中。”传化法师说。
整个禅修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是晚上七点半的“普茶夜话”。
那时，年轻人的座位前都会有一张空白的小纸条，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困惑或者问题，纸条以匿名的方式递给传化法师，他以修行人的角度和大家交流。
年轻人们的问题很多很杂，“如何实现财富自由？”“如何克服自卑？”“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应对焦虑？”等等。传化法师说，大家关心的都是生活中的事，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一次会回答十多个问题，持续一小时。
关于实现财富自由，传化法师回答，“要看你的能力和欲望能不能匹配。如果你的能力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就已经自由了。”
宋晨曦听罢，想到自己曾经为经济状况焦虑，“有时这种焦虑并不成立，我并没有多么缺钱，但总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钱，可就算有钱，我的心理状况可能也没有太多改善。”
还有人问“什么是爱情？”传化法师答，“每段缘分的发生都是有客观条件的。比如，一个人处在人生低谷时，即便遇到了理想的另一半形象，也可能因为客观条件无法在一起。”
｜寺庙义工收集好的历期禅修者在普茶夜话活动中留下的问题。
普茶夜话结束了，还有年轻人围着师父问问题。方娅彤没有提问过，但她说很享受整个过程，经常被师父的幽默逗笑。
在寺庙，禅修的年轻人彼此很快熟络起来，无论经历、背景、性别，他们统一称呼对方为“师兄”。同住一个房间的“师兄”，普茶夜话后，还会在睡觉前一起聊聊来寺庙的原因，或者一天中印象深刻的事。
“禅修这几天大家没有利益的瓜葛，所以都显得更加真诚，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最大的善意表达出来。”传化法师说。
寺庙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支持系统
中国城市青年的焦虑和心理健康状况，目前呈现“倒U”特征，也就是说，20到40岁这个年龄层的城市人，心理健康问题较突出——中国城市青年群体健康观念调查报告（2022）指出，“30~35岁的青年是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且焦虑感受最强烈的”。
“社会心理支持”（Psychosocial support）是指在社会中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过程和行为。青年人需要心理支持的时候，可以依靠的心理支持系统是什么呢？
现代社会提供给青年人的心理支持包括家庭，朋友，同事，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或者医院的心理咨询科，以及网络渠道，比如贴吧等让年轻人可以倾诉的渠道。广东培正学院应用心理学系系主任王博说，“目前，我们社会的心理支持系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相对弱的。”
一项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调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青年群体心理问题现状及干预研究》，2022.5.28，作者曾影 ）显示，“家庭关系与青年群体心理问题显著负相关”，即家庭关系越好的青年人，越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家庭是否能扮演心理支持系统，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有关，它影响到年轻人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愿不愿意向家人求助，”王博说，但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逐渐远离家庭。
“现代这种领导与打工人的关系，同事也很难成为心理支持系统的一部分。”上述报告调查显示，城市青年缓解心理问题的方式中，选自己“阅读，看电影，看娱乐节目等”的占比最大，59.3%，而“做心理咨询”的只有12.1%。
事实上，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本身就数量不足，王博对凤凰深调说，一些中小城市还没有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是一个挺奢侈的服务，有名的咨询师，一小时单价 1000 块钱左右。”
“那么寺庙就提供了一个场域，它像心理咨询室一样，给（来者）提供了一个空间”，对于年轻人去寺庙禅修的原因，王博认为，有的是想体验新的生活方式，有的可能是短暂逃避生活，有的是想换一个场域放松下来、想清楚要做什么，还有的，也许纯粹出于好奇心。
｜2023年3月24日晚上，传化法师师父在普茶夜话活动中，回答禅修者的提问。
“寺庙的师父，虽然无意扮演这个角色（心理咨询师），但在那个特殊的场景下，年轻人可能愿意把内心的问题问出来，而在社会的社交里却不可能发生。”
在寺庙，为禅修者营造氛围和建立规则的，都是出家人或者义工，师父们带着禅修者诵经、打坐、夜话，义工们负责禅修活动的接待、后勤、法务及对外传播的工作。
｜2023年3月25日中午，义工们在过堂前排成一队，和禅修者们一起唱颂《供养偈》。
“现在媒体报道年轻人去寺庙旅游烧香，什么上香上班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让人觉得年轻人来寺庙是躺平。但实际上，年轻人来寺庙，一方面是为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探寻。”传化法师说。
“在寺庙这种强调与人为善和利他的场域中，彼此交往，没有平常朋友之间的那种社交负担，人的身体容易达到比较安全的状态”，王博说，“心理咨询也是如此，强调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建立。如果你不信任这个人，你是不会愿意跟他说（心里话）的”。寺庙，就为去禅修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场域”。
内心强大的人，能够自己构建一个支持系统，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选择去寺庙禅修，是许多年轻人挣扎之后的自我调节。虽然未来仍旧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在寺庙“伤停补时”后，多少又重拾起继续前行的勇气。
宋晨曦下山后，离开南昌去了深圳，并在当地找到一份新工作，正在试用期。方娅彤说“真的很不想离开这里”，她打算在寺庙多待两日，帮助义工们做一些后勤的活儿，日后有机会再上山来。
“世界永远都是那个样子，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寺庙的生活让我学会了一种调节方式，无论好坏，都平静去看待吧。”宋晨曦说。
｜2023年3月27日，娅彤与室友告别义工，离开塔院。
特别感谢诺那塔院对本文的支持和帮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宋晨曦、方娅彤均为化名。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提供。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ID：ifeng-news），作者：曹雕，主编：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