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胡泳(ID:beingdigital),作者:胡泳,编辑:徐瑾,题图来自:图虫创意


按照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的说法,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合、被集成)而来的。换言之,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那么,如何区分新旧技术呢?人们常常借助一种方法,即通过描述新技术所没有的东西,来将新技术与旧技术予以比较。


这固然增进了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然而,它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人们对未来的预测由此总是受限于现实,只会想象已有之物的一个更复杂和更先进的版本。


想想“无马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这个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时的说法。与先前技术的关联,不仅是命名上的,也是视觉上的。汽车的早期设计显然保留了马车的大部分外观。第一代汽车工程师将乘客安置在车辆的前部——就像马车一样。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几乎每次车祸都是致命的。直到后来的设计师放弃了无马的马车的隐喻,将驾驶员和乘客坐落于发动机后面而不是前部。


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不仅倾向于将新发明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而且还试图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方面解释新发明。仿佛被遮罩遮住了双眼的马一样,汽车的发明者无法预知汽车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包括我们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衍生业务。打个比方,你很难在有马和马车的日子里想象汽车的无故障保险。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


由此,研究技术需要倒着放映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技术爆炸,才能看清这些技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如艺术家需要从尾到头倒着构想艺术品一样。只有倒着播放,我们才能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新中体验旧,并因之受到震撼,所以最终我们所预测的,不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已。


以此观照媒介变迁,可以发现一个主要的分野横亘在两类思想家之间:一类坚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旧媒介会被完全彻底地吸纳进入新媒介的轨道,持此主张的人代表着媒介的断裂史观;另一类尽管承认数字媒介对于社会的特别意义,却更乐于看到并指出历史的延续:过去与现在是不能截然割裂的,需要认识到新与旧、变化与延续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这种看法不妨称作媒介的延续史观。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用两分法谈论旧媒介与新媒介。“旧媒介”的特点是对内容的投资和创造,由此塑造了一套共同的属性——确定的和权威的新闻报道,固定的文本,对最优秀作者和顶尖创意人才的追求。新媒介则处处与旧媒介不同,拥有自己的另一套属性——动态文本,交互性,用户生成的内容以及平台的主导(组织和个人创建的内容驻留在平台上并由平台予以分发)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当中,曾经在“被动的旧媒介”和“互动的新媒介”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他预测说,广播电视网将要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窄播”和随需定制的分众媒体。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将会被拆分成许多家庭手工作坊,今天的媒体帝王将看到他们的中央帝国的坍塌。在这样的观者的眼里,新媒介汹涌到来之时,旧媒介将被夷为平地。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是,一种媒介的内容也许会转换(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讲故事的媒介之后,收音机转而专注音乐),其受众也许会发生变化(报纸可能从从前的主流媒介变成今后的小众媒介),其社会地位可能沉浮(戏剧从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变成了精英形式),但是,一旦一种媒介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传播选择的更大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介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介共存。

《媒介:回归与创新》,胡泳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第1版<br>
《媒介:回归与创新》,胡泳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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