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胡泳（ID：beingdigital），作者：胡泳，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今，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机器和新算法，似乎技术正在造就经济的极大繁荣。然而，在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戈登 （Robert J. Gordon）看来，过去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远不及二战后的几十年 （戈登，2017 年）。
全要素生产率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速是经济学家衡量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表现的主要指标。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它计算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投资之后剩余的生产力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力，使用相同数量的土地和机器，工作产出却比以前还多。这是我们衡量难以定义的创新和改进的最佳尝试，正是这些创新和改进，借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著名说法，即做到“更聪明地工作”，为我们带来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根据戈登的计算，与那些时时涂抹玫瑰色未来的技术主义者的论调相异，近几十年来，TFP基本处于持平状态。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戈登用大量数据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他的样本以1970年为分界线，结果发现，自197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仅及1920至1970年的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把这换成经济学外行也能听懂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更穷，工作时间更长，给我们的孙辈留下了比我们从祖辈那里所继承的更糟的世界。
戈登的统计给笃信发展进步为天经地义的人以当头一棒。例如，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即孩子会比父母过得更好的几率）正在降低，这对于这个号称“机会之地”的国度来说构成了一个极度令人不安的事实。创业能力正在下降（技术行业最近取得的惊人成就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工资和福利的发放占GDP的百分比也在下降。
放眼全球，出现了一系列“逆向”因素，并且还在日益强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教育水平不再提高、人口趋于老龄化，等等。如果下一代工薪阶层收入保持停滞或继续下降，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全球经济布满礁石，以前只是因为水涨船高，使船上的人误以为可以顺流而下，一日千里。如今水位渐退，礁石尽显，我们的下一代的航旅，突然之间充满了凶险。戈登问道：“19世纪末以来，每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水平都会超过父母一倍，如今的年轻人还能做到吗？”
“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或许这个观点与高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家散布的高科技乐观主义显得格格不入。可是，哪怕就是在它们的大本营，也即那些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行业，其全要素生产率、产出或就业增长也并未表现得更好（阿齐默鲁等，2014 年）。
更加可怕的是，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使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全球少数非常成功的超大型科技公司的决策一手打造了美国乃至全球的技术格局，而这些科技巨头往往劳动力需求低，且商业模式需要依托于自动化技术（阿齐默鲁和雷斯特雷波，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指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企业愿景往往是以“算法代替人工”为核心，将会加剧经济增长不被分享这一本已十分严峻的问题，导致优质、高薪、稳定的工作岗位逐渐消失，低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逐年下滑。
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他们本能地懂得内卷是他们的宿命，而躺平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躺平是因为不平等已内化为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年轻人觉得完全无能为力。换言之，成长中的一代在为他们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而这个世界的最大特点是不安全：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公共生活不安全。
如何让自己充实其生活的空虚、摆脱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将是这一代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作为父辈的我们，恐怕需要承认，我们欠我们的后代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所以我们只有和他们一起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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