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荔荔
编辑 | 罗山、甲乙
人们正从自己的生活里体会到形形色色的失控感。
失控往往是从“钱”开始的。比如商人杨斌。继承了家业的他近几年在拓展文旅业务，但投资亏损不少。放入股市的钱也遭遇震荡，连“理应”保本的理财产品都兑付不出预想的收益。
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卢宁和外企白领黄蕾则更关心升学、裁员、脑梗和心脏搭桥手术。这些名词伴随着35岁的关卡，开始闯进他们的日常生活。
小到对收支平衡的信心，大到对未来和人生的期待，重要的人生大事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能达到理想的职业高度，在退休前累积到丰厚的财富，并度过安稳幸福的一生……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富与人生呢？
掌控力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倘若将其量化，则能更直观地审视自我。近期，南方周末联合汇丰，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指导下发布《城市人群经济掌控力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透过近2000人的答案，探究了城市人群对自身财富与人生的认知状态。
当个体的主观认知扩大到群体的量化数据，人们参差多样又趋势相近的共同误区逐渐浮出水面：城市人群，普遍管不好自己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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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格的”城市人
按照可投资资产规模的不同，本次《报告》调研的对象分为高净值人群、中产人群及普通收入人群；为了探究不同人群的经济掌控力，《报告》构建了科学全面的评估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掌控力由“财富健康状况”“财富规划意识”“财富规划行为”和“信心程度”几大要素共同作用决定。而根据模型测算，我国城市人群平均得分仅4.97分（满分10分），低于及格线（6分）。
从资产规模上看，高净值人群更谨慎和保守，中产和普通收入人群在对经济掌控力的自我认定中则更为自信。但从模型评分结果来看，高净值人群有更高的经济掌控力。
然而不论是可投资资产5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的普通人群，还是可投资资产在6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都不约而同地担忧自己的财富积累是否能够覆盖未来开支。“有钱万事易”显然不再是当下城市人群评估财富安全感的准则。
既然财富的多寡并不必然带来幸福，调研便向这2000人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赚钱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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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是为了什么？
“一个海外深造的机会”“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套让父母安逸养老的房”“一份让小孩拥有无忧人生的托底”……关于赚钱是为了什么，受访者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围绕着各自的人生目标与需求。
财富，既是未来生活延续的保障，亦是人们得以实现阶段目标的支撑。即便深刻地明白这一点，真正付诸行动“让钱在人生各阶段都能发挥其准确效用”，并“把钱都花在刀刃上”的人，却少之又少。
《报告》显示，城市人群普遍缺乏“未雨绸缪”的习惯——超半数受访者还没有开始对未来全生命周期中需要“花钱”的场景进行对应规划。
比如，经济条件宽裕的高管卢宁尚未想过应当为孩子的教育专门留出一笔钱。在他眼里，培养一个孩子即便要花费一两百万，以他目前的资产也“应当是够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海外院校学费正持续水涨船高。
《报告》发现，家庭可投资资产50万以上的人群中，仅不到五成拥有合理的规划意识，而资产50万元以下的普通人群中，缺乏全生命周期规划意识的比例高达60%，“钱到用时方恨少”，恐成为隐忧。
此外，高净值、中产和普通收入人群的共同困扰，还有资产配置与财富目标的错配。
不同人群赚钱的目的或许各有差异，但《报告》数据显示，“购房”与“购车”仍是城市人群未来3年的共同短期目标。然而，需要大额支出买车买房的人们，在实际“管钱”的过程中普遍却更偏好风险资产。在受访的中产人群里，34.55%在管理财富时首选权益类产品，在普通收入人群中这一占比上升到35.86%。
这使得他们面临一个严峻困境：当短期内需要掏出大额首付，而所投资的风险资产又暂时面临回撤时，就只能在“割肉”和“放弃目标”之中做二选一的抉择。
选择权益类产品或许是出于让财富快速增值的目的，但高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在资产配置上，多数人只考虑了赚钱而忽略了避险。
比如，和众多中产人群一样，卢宁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承担着家庭的一切开销，却从未考虑过为自己购买保险。
通过财富实现人生目标，却没能用合理的配置助力目标实现。尽管城市人群总体对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的展望中性偏乐观，但从本次调研足见，相当多的人并未做好十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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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源于何处？
调研发现，无论资产规模大小，人们对未来的“安全感”均有一定程度的担忧。
超五成普通收入人群悲观于现有财富状况；高达58.19%的受访者担心经济环境和收支变化可能会一定程度甚至大幅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即便是从上一辈继承了大量资产的高净值人群，由于其个人收入较低，对“守财与生财”的焦虑也十分明显。
那么如何能使人感到更加安全？超五成人群投票给了：开源节流。
遗憾的是，“开源”对大多数人而言，难以快速实现。
对城市人群的收入结构做切片分析可见，城市人群的薪资收入占比76.34%，其中被动收入（金融资产投资、不动产投资等）的贡献并不突出。受访者中，基本没有被动收入以及被动收入占总收入10%以下的人群合计占比约八成，部分人表示有明显的现金流压力。
中产人群以工资收入为主，资产主要是住房，而普通收入人群则几乎没有被动收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缺少获取被动收入的路径和渠道，但即便是拥有大量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仍有74.51%受访者的被动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在30%以下。
主、被动收入的不均衡，成为继“普遍无全生命周期规划”和“资产配置与财富目标的错配”之外，另一大影响城市人群经济掌控力的共性因素。
这在一个侧面提示人们，需要格外重视单一收入来源的风险管理。失业、破产、经营不善等情况都有可能对个人甚至家庭的财富稳定性造成致命打击。
开源若有阻碍，那“节流”呢？
《报告》显示，超过40%的中产受访者选择通过在未来减少开支进一步提升安全感，但实际上，其中超过八成受访者当前的开支占收入比重已经控制在50%以下，进一步缩减开支则有可能影响现有生活质量。
对“开源节流”的普遍认同，反映出大多数人选择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抗衡风险，然而在重疾、意外和市场不确定性面前，个人的抵御力量往往不堪一击。尽管城市人群普遍担忧风险的破坏力，中产和普通收入人群将保障类资产作为提高安全感首要选择的比例却不足10%。
这亦是调研反映出的当下城市人群的共有困境：尽管忧患，却不知应该如何恰当地提升安全感，于是掌控力减弱，许多人不得不与风险相伴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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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门槛，掌控自我
尽管资产规模各不相同，受访者们却在一件事上凸显共识：他们都认为财富规划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
这一观念来源于人们对财富规划目标的误解。
事实上，任何资产规模的人群，都有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需要，而为自己赚到的钱做好规划，即是更高效地让目标实现。
“门槛论”的误区背后，即是对财富规划缺失的意识和实践行动。
“走一步看一步”，仍是既想买房又肩负赡养双亲重担的黄蕾当下的理念，这也是她背后逾半数缺乏意识人群的所思所想。“将来事情来了我去解决，但现在让我假设以后事情真的发生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没有特别清晰的应对措施。”
人们普遍认为的门槛，还包括专业知识的支撑。矛盾的是，尽管自身缺乏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却仅有一成的城市中产人群会主动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
杨斌就是坚信自己有能力打理好资产的人群之一，他选择的“稳妥”的投资渠道是房产。
在享受过西安、成都等多地持有十几套房产的红利之后，他在今年仍有打算再买几套房子，却丝毫未意识到“房住不炒”定位已成型、行业风口已经过去。他亦不认为财富管理机构能解决他眼下的问题，“他们讲的那些产品太复杂了”。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外部机构的不信任。《报告》显示，高净值人群中超二成认为“没有可信任的财富规划机构”。卢宁也坦言自己的意见，“机构推荐的产品回报并不会特别高，因为机构也要盈利。我希望在投资这件事上由自己做决定，哪怕亏了也是对自己的结果负责任。”
但相对于个人摸索，专业机构在事实上可以提供健全的产品体系，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规划建议。比起让未接受过系统性投资者教育的个人去分散寻找机构或产品投资，机构的服务无疑更有专业和信息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居民财富结构逐渐转变等向好趋势，更多机构的业务模式也正随之转型。专业机构正在通过识别不同客群的痛点，对应提供定制化和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以帮助财富穿越市场波动和周期，最终帮助更多人群实现不同阶段的人生目标。
跨过门槛并拥有经济掌控力的信心，并不应该是某一类人群的私有化产物，也不应因财富多寡而决定。在专业人士和机构的辅助下，更充分认知自我、更客观理解财富、更清晰规划未来，亦是增强人们缺少但期待的“安全感”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汇丰私人财富规划提出了“风险保障”“人生目标”“财富增值”三笔规划方法论。
第一笔规划，即自身及家庭保障规划，铺好人生的“安全垫”，更从容地应对可能来临的风险事件。如何在自身力量之外借助金融产品立好“留得青山在”的“青山”、在资产配置中做好基础的保障规划，是第一笔规划的意义所在。
第二笔规划，着眼于人生目标的规划。只有当资产配置以每个生命周期的目标为导向，才能让财富更好地为未来的目标和计划服务，从而带来与人生阶段相契合的安全感。
这样，在有了风险保障与目标规划的安全垫之后，可以更放心地进行资产配置的第三笔规划——进一步寻求财富有机、可持续增值的可能。
毕竟在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同时，拥有强经济掌控力，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人生哲学的践行。
（应受访者要求，杨斌、黄蕾、卢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