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4月25日，在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及老龄社会30人论坛五周年庆典上，人口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高级科学家易富贤表示，中国是人口大国，长期占据世界三分之一人口。182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37%，1950年降低至22%，现在是16%，未来这一比例还会持续降低。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李佳告诉《财经》记者，虽然从时间上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历经百年，但从冲击的强度和烈度上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堪称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结构的“超级老龄化”。
中国正以超快速度迈向重度老龄化。以主要国家老龄化率从7%至14%所用时间来看，法国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72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中国仅用了21年。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几乎与城镇化和数字化同时发生，这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首席专家、老龄社会30人论坛梁春晓说，同步共振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
梁春晓表示，即使没有老龄化，因为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叠加老龄社会，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不仅是超级老龄化，还是复杂老龄化。
“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不适应才是问题。现代社会的体系是与年轻社会相匹配。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梁春晓说。
一个新概念已经出现，即“适老化”。李佳告诉《财经》记者，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将“住宅和环境”列为老年人的七项特殊需求之一，认为“充分的居住条件和令人愉快的物资环境对于所有人的幸福生活都是必要的”。由此，人们开始关注家庭和社会环境不适老的问题。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新增了“宜居环境”专章，提出“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的特点，统筹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这是中国在国家层面推动相关工作的开端。
一是公共服务模式。由政府出资，向社会组织或企业购买服务，为纳入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的家庭提供免费的居家适老化改造。
二是社会公益模式。由福彩等公益基金出资，通过向社会组织或企业购买服务，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免费的居家适老化改造。
三是家庭购买模式。由家庭根据自身需求和财力，直接向社会组织或企业购买居家适老化改造。
四是混合模式。由政府牵头，让社会组织或企业就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不同程度提供个性化服务包，供老年人家庭自愿选择。该模式是前三种模式的混合体。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多化共振”（即城镇化、老龄化、少子化）。
李佳表示，按照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接近80%测算，届时中国农村人口将减少1.7亿-1.8亿人，城镇人口将增加7000万-8000万人，巨大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后果是，不同城市收缩与集聚分化。
图片来源：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李佳同时表示，低生育社会也将带来新起点和新契机。例如，2036年，如果无人驾驶能达到国家规范，将替代8400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届时8400万劳动者需要更新就业状态。与此同时，203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也将减少约8342万人。这意味着技术发展将与低生育社会交织，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
根据麦肯锡预测，2030年，全球将有7500万至3.75亿人口需要再学习新技能并重新就业。中国将面临最大规模的就业变迁，预计将有1200万至1.02亿人需要重新就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老龄社会30人论坛轮值主席陆杰华指出，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变化，还有少儿人口变化，两者共同重塑人口年龄结构。由此，我们需要关注劳动力老化情况。高度老化的劳动老龄人口结构将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面对于此无需悲观，如何适应劳动力老化过程值得关注。
陆杰华称，“需要关注劳动力老化对科技发展是否会带来抑制作用”。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看，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在不同经济部门和行业内部，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