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赵刘洋（复旦大学副教授），原文标题：《商品化即是内卷化——重读黄宗智〈华北〉〈长江〉两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从“内卷”一词说起
2020年下半年，随着一张大学生“边骑车边看电脑”的照片在网络中流传，“内卷”一词迅速扩散到高校学生和上班族等群体并很快成为热词。如今“内卷”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甚至国家领导人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推动“共同富裕”的文章中，还专门谈到“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内卷”一词之所以迅速成为热词，和青年群体面对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竞争产生的焦虑心理有着重要关系。但它其实不是一个新词，其年纪甚至比经常使用它的高校生和上班族还要大。
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卷化”早已成为经典概念。
1986年，该词就在由中华书局引进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的重要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出现，这也是中文词汇中第一次出现“内卷”（involution）一词，在该作者随后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内卷化”更多以“过密化”一词替代。
这两部著作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迅速获得美国学术界关注，先后荣获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两个大奖，前者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后者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
黄宗智的上述两部著作及随后关于“中国研究的规范性认识危机”的反思性文章，迅速引发一系列学术影响。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界还主要受西方学术问题意识支配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对这两部著作的热烈讨论，年轻一代学者在对于如何根据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体系，开始有了更强烈的认同。
今天所处的信息化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已经远快于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人类知识贡献在5～10年中就会被修正或被他人贡献所取代，但是这两部出版于近四十年前的著作，自其问世后就不断重印和再版，已经成为经典。现在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全新再版，其实也说明该著已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作者黄宗智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历史系教授，也是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他在UCLA培养的多位博士生长期任教于美国著名高校，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2004年荣休后，黄宗智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从英文写作转到中文写作，直接参与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构建。同时他还非常注重青年学者的培养，每年在国内开设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的研修班，如今已经坚持近二十年，面向全国招收立志于学术研究的优秀研究生，从阅读习惯到研究写作等方面，皆亲自细致指导，培养了多位国内优秀青年学者。
关于黄宗智这一代海外学者的学术特点，或许值得多说几句。黄宗智属于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第三代学者代表人物，这一代学者通常还包括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韩书瑞（Susan Naquin）等著名学者。
与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等第一代、第二代中国研究领域重要学者关注政治制度和思想史并把西方冲击作为中国变化的动力不同，他们开始更多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解中国变迁，许多学者眼光向下，基于基层档案和实地调研，研究底层民众和社会运动，强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且较多使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这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多成长于美国自由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社会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有着重要关系，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社会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历史时期，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具有更多认同，反思以西方观念加诸中国之上的做法，强调深入中国理解中国。
二、经验基础与理论突破
如果黄宗智的两部著作只是依据二手资料进行理论阐释，估计难以获得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可能也容易陷入宏大理论的窠臼中。事实上，黄宗智也从未以理论家的身份自居，他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连接经验与理论，使用理论说到底是为求真求实。黄宗智的研究与之前论著相比，首先关键不同是经验依据层面。作者在经验证据研究方面用力颇深，从搜集资料到最后出版用了大约15年时间，这为两部著作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
他曾花费多年时间详细阅读“满铁调查”资料，并将其和中西学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加以比较，仔细校对，又对其中两个村庄进行访问，通过实地调查来核对和补充这批资料。他还利用前往中国做研究的机会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主要利用了“刑科题本”和顺天府宝坻县档案。
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先后四次深入松江华阳桥的四个自然村进行详细调查和系统跟踪调查，而且获准在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正是在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的基础上再加上地方档案，他才能够深入分析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具体经济情况，这是以往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条件。
从方法层面来看，黄宗智的研究采取的是一条由微观家庭经济研究来分析宏观社会经济结构的路径，这种研究方法特别有助于摆脱“规范性认识”。如果只是局限于宏观历史社会学或定量分析，难免容易落入既有理论的窠臼中，但是这种基于对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的深入分析，则更容易突破“规范性认识”的限制。这种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沿着这一研究路径展开深入分析的学术成果很少。这种路径除了对研究者的经验研究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外，能否搜集到大批高质量第一手资料同样非常重要。
今天来看，其实不只是黄宗智，当年一批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都曾受益于当时中美史学交流。比如罗威廉（William Rowe）对19世纪汉口商业发展的研究，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长江流域清代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杜赞奇对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的冲击，以及白凯（Kathryn Bernhardt）对清末民初长江下游地区地主阶层衰落过程的研究。
这些学者的著作和以往相比，尽管也在讨论全国性问题，但是多数都具有明确空间界限，开始深入中国内部来分析西方冲击在地方社会中呈现的复杂状态。能够实现这种转变，和他们深入中国基层搜集史料有着重要关系。
正是在这种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黄宗智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演变进行深入分析，他的研究直面一个重要经验事实：与西方商品化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经历了阶级分化和向资本主义全面转化明显不同，中国尽管经历了商品化过程，但农业经济并未经历全面转化，如何解释其内在逻辑？
黄的两部著作在中美学界出版后皆迅速获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他的著作具体讨论的是近代中国商品化的动力问题，但在主题上触及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诸多海内外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如何解释中国为何没有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对中国学者而言，对此问题的经典回应是“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很多学者花了很大力气在明清工商业资料中找寻雇佣关系的证据，希望证明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萌芽”终将长成“参天大树”。隐含的前提认识都是将西方资本主义作为普适性现代化道路。
基于对大量翔实的调查资料的深入研究，黄宗智发现，在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下，华北地区贫农剩余劳动力扩增，造成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工资被压低到约相当于劳动者所生产的总值的三分之一的水平，单靠家庭农场和单靠佣工都满足不了起码生活需要，必须紧密结合二者，两条腿走路。
这种贫农经济结构阻碍了农业部门中资本的积累和投资，因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经营式农场为节省劳动力而做出资本投资的动机，经营式农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为积累资本而积累资本的单位，从而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突破。这种经济不能用资本主义经济追求最高利润的生产逻辑来理解，家庭农产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可因消费需要而在边际报酬降低到市场工资以下时仍然继续投入劳动。
表面上从成本—收益层面来看的确是不划算的，但是若从“机会成本”角度来看，那又是非常值得做的。
即使在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亦延续同一逻辑。从明代至清代中叶尽管商品化大为扩展，但是市场经济扩展远不是削弱小农家庭生产，恰恰相反，而是进一步加强，这就与斯密和马克思所依据的英国模式迥异，商品化并未带来发展。
宋朝鼎盛时期水稻生产早已达到当时的顶点，农业生产中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化的主要方式是推广经济作物，特别是棉和桑，家庭手工业是“过密型商品化”整个过程的一部分。
家庭辅助劳动力除了种棉花外，还从事棉纺和棉织；除了植桑养蚕之外，还从事缫丝，由此形成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紧密结合，多数生产棉花—纱—布，或桑—蚕—缫丝农户的务农所得不足以养活家庭人口，只能将无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手工业，单是家庭手工业或单是务农都不足以供小农谋生，必须同时依赖二者。
这种过密型糊口农业与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运行逻辑不同，商品化由维持生计的逻辑推动而非追逐利润，大多数小农家庭从事商品化生产是因为在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劳动力有余的情况下，它们是谋生的最合理手段。因此，这种商品化与英国道路经典模式不同，它并非是趋于质变性的发展，而是既有体系日益过密化，小农家庭内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有力抵制了机器大工业。
黄宗智的研究既不是单一突出人口的重要地位，也并非简单地认为市场化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同时结合了人口和市场化。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口压力的基本实际与明清商品市场发育的基本事实交汇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起到何种影响？
黄宗智的研究同时考虑上述两大基本实际，从整体视野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符合历史实际。选择此种研究进路也和黄宗智长期同时关注中国学术有着重要关系，西方学界更多强调对生产力的研究，中国学界在生产关系方面积累丰厚，黄宗智的研究同时将二者纳入考虑，在历史认识广度方面超出当时诸多研究。
更关键的是深度层面，他特别强调通过对“悖论现象”的研究，来对“规范性认识”进行深入反思。何炳棣和珀金斯在明清人口的经验研究方面做出扎实贡献，然而若从理论认识高度来看，他们的研究并未突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的人口理论模型；与此类似，“市场发展派”同样没有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认识。
黄宗智的研究则带来了对“规范性认识”的深刻反思。这里的“规范性认识”主要是关于对立的模式或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前提性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比那些明白表达的理论和模式带来的影响更加深刻，“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尽管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诸多对立，然而在“规范性认识”方面却是高度一致，二者都认为市场化带来经济发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
中国的实际却是蓬勃的商品化发展和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同时并存，这必然要对基于英国经验所构筑的“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提性认识提出深刻质疑，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未必同步发展，我们应该直面这种悖论现象，而不是要争辩说一种因素出现后另一种因素必然会出现，学术研究应该从事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对中国悖论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打破共享的规范性信念带来的桎梏。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美] 柯文 (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 /译，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https://i.aiapi.me/h/2023/05/01/May_01_2023_07_58_29_13755930843415394.jpeg)
黄宗智的研究能够在诸多此类研究中胜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并非脱离于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建构，“内卷化”概念是建立在扎实经验证据基础上的。比如长三角地区农作物种植从水稻转向棉花就是“内卷化”的重要例证。
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劳动强度要两倍于水稻种植，前者每亩需要20个劳动日，而后者需要10个劳动日，而且棉花的种植只是棉布生产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三者一体，一亩棉花一般可出30斤皮棉，总共需要160个工作日，纺纱91天，织布用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用46天，最后能产出23匹布，如果该农户将水稻种植改为种植棉花，就要多投入16到18倍劳动，但其收益不过是种植水稻的3~4倍。
正是在这种坚实经验研究基础上，黄宗智扩展了“内卷化”的分析范围，商品化本身即是“内卷化”组成部分（亦即“内卷型商品化”），“内卷”并非仅限于农业耕作本身，这也是“内卷化”概念能够扩展到教育、职场、官僚体系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原因。
生存逻辑推动的内卷型商品化和近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实际，有着重要关系。中国和英国相比，二者无论在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程度还是农场平均规模等方面都明显不同。
英国南部农场平均面积150英亩（1英亩约等于6.07亩），北部为100英亩，长江三角洲地区则仅为0.92英亩到1.58英亩（5.5亩到9.5亩），如果取简单的平均数，125英亩比1.25英亩，则差异是100：1。这一基本事实不仅对农业，对农村手工业和收入、消费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解释近代中国商品化的内在动力不能忽略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实际。
从长时段历史视野来看，此种糊口农业也是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生存逻辑下“半工半农”的长期延续，与斯密（Adam Smith）以及马克思（Karl Marx）所依据的近代西方经济变迁明显不同，中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基于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为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可以看到，黄宗智的研究并不追求脱离于真实的普适化理论构建，而是在对基本事实的分析基础上与各派理论对话进而构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大量翔实丰富的经验证据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正是这种对待经验证据和历史事实的态度，决定了黄宗智与“加州学派”在学术立场上的明显分歧。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求真求实，还是致力于“话语”解释？
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史学界兴起的“加州学派”来势汹汹，他们高扬破除“西方中心论”大旗，强调重新认识十八世纪中国，并将西方近代化仅仅视为偶发性事件，以市场化为主线，在十八世纪中国与中国的经济奇迹构之间建起一套“历史延续性”，其未曾明言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回到历史正途。
“加州学派”的主要学术对手就是黄宗智的两部经典之作。黄宗智区别“内卷”和“发展”的关键依据是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于是就被加州学派认为这是将“英国道路”作为标准，因此被视为“西方中心论”的典型。
“加州学派”最大的问题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同时将十八世纪以来人多地少等基本事实一并否定，最后完全滑向历史相对主义泥淖中，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虚无论之间，其实只是一步之遥。这些研究大多数都是依赖二手著作进行的“话语”解释，他们在核心问题上并未提供关键经验证据。正像在法庭中，法官判决的主要依据是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控辩双方的各自表达。
抛开那些观点分歧，从研究理念层面而言，黄宗智和“加州学派”的重要差别在于，黄宗智的研究建立在对扎实经验证据分析基础上的求真求实，“加州学派”将破除“西方中心论”推到极端，主要为回应西方理论，进而否定近代中国社会贫困和人口压力基本事实，历史研究最后就只剩下“话语”解释。判断孰是孰非很简单，历史研究需要一种“真实感”，而不是仅仅依据脱离于具体社会语境的抽象数字。
我们试想：直到今天，中国低收入人口规模仍然占总人口的相当比例，明清时期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水平又如何能远超近代英国呢？
三、实践历史的启发
贯穿这两部著作的“实践历史方法论”对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发，而“实践”是根植于不同国家自身的历史和环境中的。近些年，国际学术界普遍出现知识论层面的“实践转向”，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国内社会学界对布迪厄的讨论更多是他的“象征资本”概念和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其实布迪厄更的研究重要的意义，是“实践理论”对形式主义理论的深入反思带来的诸多启发。
“实践理论”实际上将知识类型分为表达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两类，前者导向理性行动，后者导向自发行动。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践性知识才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因此促成行动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是行动者的历史、经历、文化和实践。
此种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挑战了西方主流理论的理性主义假定，更重要的是为“他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理论创新开拓了合法性空间，实践性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的构建。令人遗憾的是，布迪厄的具体研究仍然是横切面式，缺乏对历史变迁的关注。
从此角度而言，“实践历史”首先是建立在深厚历史分析基础上的，这是其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明显不同。黄宗智的研究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此种历史视野也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是中西纠葛、彼此交杂，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社会进行横切面式观察无法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状态也是近代以来大规模社会变迁反复累积的结果。
第二，黄宗智的研究特别关注表达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复杂关系，这同样与布迪厄不同，但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同样非常重要。此外，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体性意识，中国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这样的实际具有深刻的韧性，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应根植于社会实际，而不是简单模仿西方。
这些差异的关键，其实是“实践历史”与“实践理论”在学术理念上的不同。布迪厄仍是一个致力于将理论普适化的理论家，而黄宗智特别强调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无意于追求普适化理论构建，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对真实的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唯有求真求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黄宗智的两部学术经典的重要价值所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赵刘洋（复旦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