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抓住机会下海的人们，从工人、小贩、国企员工，摇身变为老板。彼时中国处于经济腾飞的年代，勇气和魄力比知识更重要，他们大多投身制造业，藉此快速完成财富累积。
三十年后，潮起潮落，第一代创业者已至暮年。那些被重金培养，出国读书的“富二代”们，同样到了接班的年纪。
在已经完成的企业交接过程中，碧桂园的创始人将接力棒给了女儿，后者成为中国女首富。
家电企业龙头美的，则采用职业经理人模式，将公司管理权交给了追随老董事长何享健多年的方洪波。
近期，俞敏洪调侃，东方甄选未来交给董宇辉这样的人才，也是非常可能的。
上至世界500强企业，下至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继承家业，并非刻板印象中，无需奋斗、有钱有闲的故事。而是掺杂着亲情、权力、财富、危机等诸多元素的暗战。
时代变迁，传统制造业被互联网冲击后失势，厂二代该如何突破尴尬的局面，在保守的老一代创业者的注视下，站稳脚跟，完成工厂改造。
这是一个长期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2023年3月，30岁的刘北北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距离她上次回国，正好四年。
她是东莞一家针织服装厂的营销经理和报价经理，董事长是她的父亲。对于承担外贸业务的刘北北而言，今年显然忙碌了许多。
“2月在巴黎，3月整理客户资料，做市场跟踪和反馈，4月准备春季广交会，5月开始参展，6月跟客户，然后休息一下，7月又是展会，8月休假，9月开始准备秋季广交会……”
刘北北工厂出品
广交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一年举办两次，而春季广交会的举办时间为每年的4月15日-5月5日，刘北北身处纺织服装业属于第三期展会，从5月1日开始。
在这之前，她和团队需要收集资料，分析最近的流行趋势，再根据展会属性和客户喜好，从工厂最近两个月生产的服装中，筛选出50-80款，最后带着衣服的样板、毛料和宣传图赴“宴”。
新冠疫情后首次参展，刘北北心中充满期待。还没轮到她入场，前方已经传来喜报，“我听说这一季广交会，简直爆掉了。”
市场回暖的迹象早已发生。
2023年2月，在巴黎举办的品锐至尚展（Premiere Vision），刘北北和同行交流得知，竟然有客户现场下单，这样的情况即使是疫情发生前的两三年，都很少出现。
而7月将在巴黎举办的法国国际面料展览会（Texworld），2月底开始报名，3月10号已满额，若是以前，到了五月份还有参展的名额。
刘北北说：“因为太久了，很多人没有出去过，大家都想出去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刘北北
在展会
春天到来，各行各业都对未来充满憧憬，准备大干一场。刘北北也不例外，狠狠地松了一口气，释放内心的忧虑。
工作需要，刘北北常常跟着展会飞往世界各地，最忙的时候，半个月内飞了巴黎、拉斯维加斯和中国香港三座城市。
关于目前的工作，她无法衡量是否喜欢。2016年开始进厂工作，她经历太多挣扎与痛苦，出于无法适应工厂氛围、和父母观念分歧等原因曾离厂创业，等到2019年结婚，再回归工厂，和自己和解。
“在家里上班需要承担更大的精神压力，大部分时间比打工还累”，刘北北时常焦虑得睡不着，承担着工厂运营的压力。
但对于厂二代而言，多数时候没有辞职这个选项。
刘北北是家中独女，父母创业前，是鞍山钢铁厂的工人。2003年，他们南下建厂，11岁的刘北北被带往广东。从那时起，她的人生方向基本确定。
在她小时候，父母有意将她培养为工厂的接班人。刘北北一边长大，一边被灌输与工厂相关的信息，以及孜孜不倦的“教诲”——
“给别人打工不如给爸妈打工。”
“外面打工再好，也不如自己当老板吧？”
……
不过他们的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产生反向效果。
“压力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从小接触制造业，刘北北越了解工厂，越抗拒接班。
由于父母工作忙，小时候她跟在奶奶和姥姥身边。到了初中，她开始住宿，独立的生活，从12岁到23岁研究生毕业。
“不独立不行”，现实的逼迫下，她的想象力，和对目标的执行力，都比同龄人高出一筹。
填高考志愿时，刘北北自主选择了会计专业，后来觉得金融专业流行，工资高，她继续考研，去英国钻研银行金融学。
这些选择，与管理工厂毫无关系。
刘北北
现代年轻人宁愿当月薪3000的公司前台，也不愿做月薪5000的工人。和他们一样，刘北北看过繁华的都市，更青睐于光鲜亮丽的写字楼。
“一件工厂生产的衣服，批发价是500，一旦被贴上了品牌的logo，放在明亮的商场，配上精致的灯光，就能卖上5000。”
产品需要高端的环境赋能，人也一样，她希望自己能像影视剧演的那样，“趾高气扬”地去上班，而不是在工厂的平房里“默默无闻”。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北北留在英国，入职一家跨国电力公司的财务岗位。
优越的环境确实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但现实残酷，异国他乡的生活让她倍感孤单，思乡情绪浓烈。
2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4万）的年薪对于应届毕业生不算低，不过工作简单，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她坐在工位上越发感到乏味。
刘北北在英国毕业和爸爸合影
2016年8月，24岁的刘北北辞职回国，遂了父母的心愿，进入自家工厂。那时她想得简单，以为只要克服工厂相对恶劣的环境，就能胜任新工作……
现实是，除了几位设计助理，厂里几乎没有和她同龄的人，稍微年轻点的都是八零后，而她打交道的管理层和工人，常常都是年纪见长、经验丰富的前辈，其中不乏工厂的元老。
他们有一个特点，脾气急躁，“想一出是一出”，不同年龄层的处事方式常常让刘北北眉头紧锁。
刘北北和妈妈
毫无疑问，良好的沟通能提供工作效率减少内耗。
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刘北北习惯了直白地表达，但国人精通人情世故，委婉的表达总是让她捕捉不到重点，“很多时候在我看来，都是无用的沟通。”
当然，最痛苦的还不是刘北北必须花时间处理人际关系，作为工厂未来的主人，她还得向父母和同事证明自己的能力。
压力如洪水猛兽，她感到窒息：
“你是清楚经营状况的，然后你想做大做强，但又要保证现有的发展，不能盲目去迈进，方方面面都去考虑，去平衡，此外还要思考和公司管理人员、工人的关系等等。”
最初加入工厂的几个月，刘北北的状态非常糟糕，失眠到两三点才入睡，早上六点又自然醒。
多年后，她参加一场厂二代的聚会，才发现大家的困境如此相似——身份尴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新一代创业者背负着工厂改造的重任，迷茫和煎熬，是多数时候的状态。
1982年，刘北北的爷爷将鞍山钢铁厂的“铁饭碗”传给了她爸爸，然后南下经商，为家族注入商业基因。
那是民营经济崛起的年代，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刘北北的爷爷便从辽宁出发，在身边人都享受“共和国长子”经营积极的繁盛时，坐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
刘北北爷爷在鞍钢（右一）
80年代，内地深受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不满足于固定工资的他，计划去广州、香港批发一些服装回东北卖。
那时，他仅觉得商机来了，还不知道不久后的1988年，民营企业的用工人数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媒体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名称——企业家。
坐了几十个小时来到广州，刘北北的爷爷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参考当红香港明星的服装，购置了一大批衣服回到东北。
比如周润发穿过的同类型皮夹克、牛仔裤，成本只有几块钱一件。他最开始不了解市场，试探性地以20元的价格出售，没想到遭到疯抢。
而当时东北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只有60元。
他尝到甜头，继续南下批发，而且越卖越贵，还供不应求。到了90年代，像刘德华穿过的破洞牛仔裤，拿货价30元左右，最高可以溢价到200元。
很多年后，刘北北听到爷爷讲述的往事时，感到非常震撼：这不就是现在的“网红经济”吗？
“时代赋予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但我觉得和他本身敢拼敢想也是分不开的”，抛开环境因素不讲，刘北北仍旧佩服爷爷的魄力。
在她的印象里，爷爷一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由于当时家里条件有限，只读到了初中，但喜欢看书、琢磨事。
80年代末期完成财富积累后，他带着奶奶环游中国，去了上海、苏州、无锡、广州等地。相册里的照片现已发黄，但还能看出他当时的意气风发。
刘北北爷爷奶奶补拍的婚纱照
1995年，刘北北的父母离开国企，跟着爷爷南下。当时中国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服装批发市场，他们的工作，是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拿货，再回到辽宁售卖。
生意越做越大，刘北北的父母积累下不少人脉和资源。
2000年，刘北北一家举家搬到了广州，直接联系工厂加工，每年卖出几十万件衣服。
此时，刘北北的爷爷已经没再参与服装生意，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后的腾飞，他的目光移向了金融市场，成为一名股民。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掀起“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两轮改革浪潮，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民营企业得到极大的鼓励。
2002年底，上海以54票对韩国丽水34票胜出，赢得2010世博会的主办权，全国欢腾。不久，刘北北的父母在东莞市大朗镇打造自己的工厂，事业进入新阶段。
工厂以全国批发的形式进行，每年生产1000多款衣服，一座城市一个代理商，最多的时候，工厂发展了五十多位代理商，每年可以卖出超过100万件衣服。
时代红利下，沿海地区的优势，让工厂利用信息差，赚取巨大利润，从厂家到零售终端，一件衣服即使溢价4-8倍出售，依旧大有市场。
2009年前后，工厂发展迅猛，近200名工人，营业额高达一亿。
工厂参加活动
后来，越来越多人瓜分市场，行业掀起价格战，服装生意受到影响。但真正让工厂的疯狂前行踩下刹车的，还是淘宝的出现。
2010年，中国社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淘宝的注册用户超过2亿，电商成为中国消费品的核心消费模式。
一开始，刘北北的父母顺势在天猫注册了网店。两年时间，他们“烧”了不少钱，但盲目尝试最终没有收获理想的结果。
信息共享后，刘北北家里工厂生产的衣服显得老土，设计感较差，在网络上不具备竞争力。那时起，工厂慢慢做出调整，进入转型和升级。
首先，工厂需要将相关人员送去培训，机器设备全面升级，纱线、辅料的合作供应商全都更新换代。
其次，主营中高端产品，将主战场移向海外。
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智能化革命被提上日程，工业4.0来势汹汹。对于制造业而言，每家工厂时刻面临被时代淘汰的风险。
“做工厂太累了，真的！”
回国第一年，父亲带着刘北北参观了许多高端品牌的代加工厂，即使它们与自己无关，仍让她感到喘不过气来。
她解释说，“当时非常想做一个供应平台，类似阿里巴巴的1688网站，利用资源向客户推送产品。”
2017年，进厂一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
创业动机不难理解，几乎所有厂二代都面临着一个困境：受过优越教育的他们年少气盛，渴望向外人证明自己可以不靠父母，但常常与父母观念相左，想法得不到重视。
刘北北坦言没有父母那一辈吃苦耐劳的品质，面对传统行业发展瓶颈，她倾向于换一个方向发展：
“做一个工厂，首先要有地，然后是厂房，厂房里得有设备吧，设备又可以细分出多个领域和流水线，然后还要养很多人去操作设备，你每天睁开眼，每个月固定几百万的开销，如果一年的营业额没有五六千万，是没有赚头的。”
工厂里的编织电脑机
与传统制造业成本高、利润低不同，外贸公司只需要一人一电脑。
刘北北曾见识过一些中国香港和国外的外贸公司，只有5个人、10个人，却能每年营收过亿。他们没有工厂，只参与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帮工厂匹配客户、沟通、确认订单，然后从中赚取差价。
开公司期间，刘北北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
过去，她实现想法需要整个设计部和生产部配合，如今从选品、设计、客户，完全可以自己做主，“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创业期间，刘北北拍摄宣传物料
刘北北对接的产品主要是针织女装，找到了两三位固定的客户，团队总共三人，每年营收350万左右。按照计划，她还会继续做风衣、羽绒服、帽子……
但生活总有意外。
2019年，刘北北与男友结婚。在2015年唯一一次的打工经历中，她认识了对方。男友从事着电力咨询的岗位，是中国人，由于工作原因，婚后会继续留在英国发展。
人生进入新阶段，刘北北需要做出更多的规划。
由于长期在英国，她不得不把国内的公司注销，回到工作时间、地点更自由的自家工厂，随她进厂的，还有创业时积累的客户。
二度进厂，沉甸甸的现实又摆在刘北北面前。
在她成长过程中，接触不少父母的朋友，他们可能是千万身家、风光无限，但几年后再听到，已经变卖资产，欠下巨额债务。
与其他轻资产的公司不同，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来保障工厂的正常运行，一旦资金链断裂，那将是一场祸及几百人的灾难。
工人在熨烫衣服
2020年，东莞有一家工厂，意大利的客户下单了10万件羊毛衫，工厂过完年准备交货时，意大利疫情爆发了。
为了保住公司，品牌方直接毁约，拒绝收货。他们往往是不知名的公司，不需要维护品牌形象。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支付了百分之二十的定金，如果是长期客户，甚至可能没给定金。
跨国维权成本太高，遇到这种情况，工厂只能默默承受。
刘北北生气地说道：“10万件衣服，我们算他一件衣服成本50块钱，那相当于500万打水漂了。”
那家工厂如今正濒临倒闭，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是个例，在刘北北自家的仓库里，同样囤着几千件卖不出去的尾货。
刘北北逐渐适应了工厂的生活。
从刚步入社会时的谨慎、在意外界声音，到结束创业再回归的坦然，她感慨道，“那时候是比较稚嫩的小孩的想法，才觉得我非要证明自己，非要stand out（引人注目），现在我学会退让和放弃无所谓的争执。”
接触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她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别人的想法是最困难的事情，人与家庭，人与社会是很难分割开的。
2023年3月，刘北北加入一个厂二代群体。线下聚会时，他们聊起刚进厂时的痛苦，和当下的迷茫、焦虑，特别有共鸣。
目前确实有许多厂二代不想接班，宁愿打工，但刘北北认为，存在这种想法的底气同样是家庭给的，“你说你只想打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其实是建立于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假如机会给到其他家境普通的人，他一定非常想做工厂。”
这好像一个怪圈。
刘北北分析道，“父母通过努力，创造了光鲜亮丽的生活，将你送出国外学习，等到学成归来，反而无法接受环境噪杂的工厂，心里落差太大。”
厂二代线下面基（右三为刘北北）
长大以后，刘北北接受了工厂的工作环境，也慢慢理解父亲的坚持。
开厂二十年，父母从未抱有投机取巧的想法，把注意力放在利润空间更大类似房地产等其他行业中，而是一门心思把钱投入工厂，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给员工带来更好的生活。
工厂处于欠贷状态，即使疫情期间不能开工，仍需付出巨额的损耗，支持着260多名员工。类似的高压情况，刘北北认为父亲早已见怪不怪。
她小学跟着老人生活，长大后住宿，不得不独当一面。而父亲每天八点半到公司，晚上十点才回家，对待工厂反而更用心，更像自己的孩子。
“很多人是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老伙计”，刘北北体谅父母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他们被推着向前，没有停下来的机会，始终承担着道德层面的压力。”
至于业务拓展的问题，刘北北和父亲的分歧依然存在，她认为应该成立供应链平台，设立外贸公司，而父亲希望投钱扩大工厂规模，增加技术层面的竞争力。
双方还需磨合，服装厂想发展得更好，肯定不止一辈人的努力。
工厂举办活动
东莞市大朗镇，头顶“中国毛织名镇”的光环，截至2019年，拥有17000多家毛织企业，超过8亿件的年产毛衣量。
在原材料和劳工成本加大，东南亚制造业快速崛起的当下，服装纺织厂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2018年，刘北北还在开外贸公司。当时有一批货由别的工厂加工，出了点问题，直到晚上11点多才解决。客户让她过去检查一下，她打车前往对方的工厂。
深夜的大朗镇渐渐平静，主干道两旁是绵延一路的家庭小作坊，有一家人吸引了刘北北的目光。
二三十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几台破旧的缝纫机，彩色布料堆放地上，环境十分混乱。
一对中年夫妻刚忙完工作低着头吃饭，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门口发呆。
这个画面一晃而过，刘北北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东莞，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有些还是借钱创业，但最后可能血本无归，灰溜溜地离开。”
刘北北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每隔两三年，整条街都会“焕然一新”。
但无论有多少工厂倒闭、路旁的榕树见证过多少失意者，总有人满怀希望地加入这个行业，摩拳擦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