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崩溃之时,金字塔越上层,损失越大。可惜,大部分自以为是的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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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中,赤壁之战前,鲁肃和孙权有这样一段对话。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鲁肃是主战派,劝孙权不要投降要抵抗,说法很有说服力。鲁肃这样的文官士族,投降曹操,还是有个小官做的,慢慢爬,也能爬到州郡高级官员的位置。而孙权投降,最多封个侯,一匹马,一辆车,几个随从,哪里面南有当老大爽。

孙吴政权的胜负,对于文官士族来说,无所谓,投降曹操最多官位降几级,但还能继续当官往上爬。武将就没这么好待遇了。对君主,最好的结果就是做一个“安乐公”。但文官多少官位也要往下降。真正无所谓的是底层。是农民。给魏国交税,还是给吴国交税,对农民有区别吗?反而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苦不堪言的被剥削的生活。

因为金庸的小说,张养浩的《山坡羊》成了很火的一首散曲。“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旧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兴亡管百姓何事?兴也是苦,亡也是苦。

中世纪的欧洲也是这样。领主争夺领地财富,关农民啥事。对农民来说,换个领主纳税,有什么区别呢?中世纪的战争,也就是骑士们冲一冲,打一打,农民步兵也就是起起哄。

旧时代,战争胜负,政权的存亡,对普通人来说完全无所谓。普通人也不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战争和政权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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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类的历史上,在东方的三国和西方的中世纪之前,曾经也出现过不一样的,全民战争的组织模式。

东方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西方就是奴隶社会阶段的希腊罗马。

商鞅变法中的名田制、军功爵制,让秦国普通人的利益,与秦国战争的胜负牢牢绑在一起。打赢了仗,斩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升爵位,分田地。

西方奴隶社会阶段的希腊罗马,军队是由具有一系列特权的公民组成。胜利,公民可以分享财富和荣耀,失败则沦为奴隶。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罗马对迦太基,失败者只有两种结局,被杀或者变成奴隶。

东方的秦国,西方的希腊罗马,政权的胜负和普通人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一起,两千多年前就实现了全民战争模式,造就了远远超过同时代竞争政权的军事力量和组织能力。

六王毕四海一,秦国一统天下。希腊公民军队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波斯帝国。罗马也一个个的消灭了敌对的竞争政权,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

西方社会出现希腊罗马式的公民军队,要到二千年后的法国大革命。

东方社会,可能直到现代,才出现能和当年的秦军相提并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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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体系。但这个时代的国家,也只是君主和贵族的国家,和普通老百姓没啥关系。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对国家的归属感。

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国家,要到一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全民国家+公民军队,让法国一个国家,对抗了整个欧洲。

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动员能力急剧增强。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飞机毒气大炮,战争越来越残酷。战争不再是君主和贵族的游戏,而是全面战,整体战,是全民战争。国家的命运和每个国民的命运,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对大部分人来说,国破就意味着家亡。

一战,毁灭欧洲一代青年。凡尔赛和约每个德国人身上都背负沉重的赔款负担。(凡尔赛和约协约国开出的赔款要求是2690亿金马克,大概相当于接近10万吨黄金,按今天金价,大概相当于人民币40万亿元,后面削减到1320亿金马克)

二战,苏联死亡接近30%的男性人口,德国死亡20%。德累斯顿,东京轰炸,广岛长崎两个原子弹,都是不分军人平民,玉石俱焚的轰炸。

毛主席曾说过:“日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抗日战争让每个中国人,意识到了“家”和“国”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如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救亡图存。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人类历史上的残酷时代,是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家国一体的时代。国家的成败和普通人息息相关。

二战后,这种国家和普通人越绑越紧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二战的战败国,德国日本,本来的命运应该是被战胜国肢解,变成农业国,彻底消灭战争潜力。但二战刚刚结束,反法西斯大联盟就破裂分成美苏两个阵营。德国和日本成为美苏两个阵营的对抗前线,马前卒。这两个战败国一下子就有了利用价值。东西德和日本都得到了所在阵营的支持。工业和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以至于今天,当二战的记忆远去之后,很多人认为,二战德国日本战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国家现在又成了发达国家,普通人生活也挺幸福的。好像战败对普通人无所谓。但实际上,二战后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不可复制。

二战后,核武器诞生了。全面战争意味着相互毁灭。从1945年到今天,从未发生过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二战后的大规模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海湾、伊拉克、中东,几次战争,与一战和二战比,没有那么残酷。战争的残酷性大大下降。很多人就忘记了一战二战的痛苦

不少人又开始有了一种错觉,觉得国家的胜负,和普通人的幸福,可以分开看待。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

这句话,在歌舞升平的和平时代,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惊涛骇浪的乱世中,就完全是胡言乱语了。

4


很多精英阶层认为,我优秀我强大,无论国家胜负,我靠个人能力都能有一席之地。我不在乎国家胜负,只在乎个人发展。

他们错了。国家的成败,影响最大的就是精英阶层。反而,底层受的影响相对少。任何政权都需要一线从事生产的人,需要工人,需要农民,需要蓝领。

如果一个国家战败了,胜利者需要获得战利品,希望战败国工业恢复生产。占领者需要工人,需要设备,也许需要班组长,车间主任。对胜利者来说,什么人是无用的?工厂老板是无用的。也许厂长管理者也是用处不大的。

如果中国在中美之争中输了,比亚迪的工厂,被通用汽车接管。那时也需要生产,需要工人。但通用需要比亚迪的品牌吗?不需要。也许设计也不需要。公司总部那些职能,那些白领,失业的的几率远远大于蓝领工人。

如果Nike接管李宁的工厂,需要的也是蓝领工作。那些总部的白领工作,品牌,营销,大部分都不需要了。

如果中国在中美的经济竞争中输了,工人农民还是需要的。但高薪岗位大多将灰飞烟灭。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把商品分为“浅层商品”和“深层商品”。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左右,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售“浅层商品”,如鞋、袜、衬衫和光伏板等。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向中国出售“深层商品”,如软件、芯片、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这种模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当中国开始生产“深层商品”,并向美国出口时,美国就无法容忍了。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信任和价值观问题。当然不是,中国并不信任美国,但买了美国的深层商品三十年。

美国不允许中国搞深层商品,主要原因还是深层商品的利润高,能创造大量高薪岗位。深层商品的超额利润是维持发达国家经济地位和高收入的保证。

美国打压中国的目的,也是让中国回到只能生产浅层低利润低附加值商品的地位上。如果中国只能生产低附加值的浅层产品,那就既不需要,也养不起那些高端白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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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秩序的代表,国家战败,意味着旧秩序毁灭,建立新秩序。

旧秩序的受益者,在其中面临的风险更大。其中,少部分人也许能在新秩序中获益,但总体上,旧秩序中的精英受益者遭受的损失一定更大。

我身边一些国际化精英,经常怀念二三十年前。那时,是外企的黄金时代。在北京找个阿姨几百一千就够了。在中国拿Global Pay,几十万一百万一年,爽得很呀。

有些人,以为中国输了就能回到那个买办时代。真的很天真。那时,留学的人少,竞争少,英语好的人少。以现在的人口素质,就算在中国的外企能重新进入黄金时代,高薪岗位也轮不着他们。

旧秩序崩溃之时,金字塔越上层,损失越大。可惜,大部分自以为是的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国家失败了,精英真的能逃过一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