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马向阳，原文标题：《上野千鹤子的解剖刀：回不去的家庭》，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78年之前，上野千鹤子还不到30岁，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过着类似“无头苍蝇”般的生活。她的职业理想是“在闹市区的后街，开一家跟小吃摊差不多的破酒馆，酒店老板娘就是那个忙里忙外、看人下碟、略带倦容的三十岁中年大妈”。年轻时的上野千鹤子所想象的美好职业图景中，这位老板娘的身边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从读研究生的时代算始，她早就已经没有成家的打算了。
30岁前的上野千鹤子大卷发大红唇，一副时尚摩登、热爱打扮的青春模样，几乎可以自由选择做一切自己想做（包括谈恋爱）的所有事情。1967年，19岁的上野从家庭逃离出来，只身从富山县赴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读书，就此注定了她一生的叛逆道路。作为日本战后40年代末日本婴儿潮世代的一员，上野出生的年代，女性主义的春风还没有吹进富山县这样的小城，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出走在大城市等等，都是不受社会允许和鼓励的行为。
很多年后，上野千鹤子成为日本名满天下的女性学者，再回首自己的青葱岁月，自己都会感慨不已。大学期间的上野，正赶上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社会思潮，思想叛逆的她和男同学一起参加街头的“堡垒战斗”——所谓的“京大全共斗”，然而，街头运动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那个时代的女性“早就被按照用途进行分类”，很多男生可以“一边占女战友的便宜，一边在背后嘲笑她们”。
上野千鹤子一直强调，驱使她从家庭社会学走向女性主义研究的内在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的高深宏论或者左翼运动的伟大社会构想，而是她一生亲历种种不幸遭遇和生存时刻需要面对的“社会——性别秩序”时所激发出来的种种“愤懑”之情。
读研究生时期，上野面对的依旧是铁板一块的“男人社会”。也就从那一时期始，她开始仔细辨认身边乃至自己身上的“厌女”社会倾向——她甚至一度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浪漫少女”青春期，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摆脱这一被男性欲望的少女形象，“一脚跨进三十岁的冷清酒馆的老板娘”这一社会空间。
上野读研的时代，比起当代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据上野教授的回忆，当时京都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全部由男性学者把持），女孩子读研也找不到工作，而她读研的全部动机就是为了“拖时间”毕业，那时的她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大学研究院时代是她最感到压抑苦痛的时期，她曾经做过很多兼职，但即便如此都养不活自己，过着一种和失业者差不多的食不果腹的生活。上野两次想到过退学，她如此厌恶自己是个女人这件事情，以至于30岁她第一次接触到女性学，即刻深深为之吸引。
从铁屋里发出最初的呐喊开始，上野千鹤子以她一以贯之的“不羁和自恃”，一点一滴地撕开笼罩在传统女性和家庭领域的种种黑暗，让女性解放和自由选择的亮光一点点慢慢地漾散开来。她就像女版堂吉诃德，30岁时被女性主义学说深深震撼，自此立下誓言：“如果我不适合做研究，那就让研究来迎合我吧”。满怀愤懑和热情，上野的毕业志业就是要把这个父权社会秩序先弄个天翻地覆，再用她手中智慧而灵巧的小魔棒，把那个谎言遮蔽的家庭“爱之屋顶”，戳得到处是洞，满地漏雨。
过去两年里，上野千鹤子的数十本著作陆续在中国大陆集中出版，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到《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从《厌女》到《始于极限》，上野教授用她真诚恳切、又不失机智俏皮的犀利言辞，不仅引爆了女性话题在中国社会各个圈层的走热，从B站三位北大毕业中年女性的对话，再到女性婚育、职场性骚扰、母职精神等热门话题的全新解读，上野独有的细腻、有触感的日本女性视角，为亚洲女性深刻洞察自身的社会境遇，提供了一个无法替代、别有新意的独特视角，进而在线上线下激发了读者群体前所未有的情感共鸣和热烈讨论。
家庭的形成：“浪漫之爱”询唤机制
上野千鹤子手里的社会学解剖刀，最早就是从家庭这个“黑匣子”切入的。上野读研时，一位年长的研究者曾经劝说她去研究“家庭社会学”，那时大学里社会学领域中，家庭社会学是男性研究者所认为的最适合女性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早就被男性所把持控制，而且一种至今流行不衰的观念认为，家庭才是女性的居所，也是“女性”这种第二性别“建功立业”的地方。
这位男性长者显然低估了上野千鹤子的学术野心和“破坏力”。正是从掀掉家庭“黑匣子”的屋顶开始，上野揭开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遮羞布，让光亮烛照出近代家庭制度深处的“黑暗”。
按照上野的“权力谱系学”的考古方法，首先揭开家庭这个“黑匣子”神话的是弗洛伊德。弗氏从意识和潜意识、欲望和被遮蔽的欲望开始，发现近现代家庭形成以来，这个被塑造成没有任何算计和功利的、无私的“爱之共同体”——家庭，一直被意识形态精心打扮为披着“共同性”外衣的“神圣领域”，本质上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压迫和统治的场所，这时家庭神话就开始破产了。
也许这样的说法会让于无数孝子贤孙和严父慈母们惊掉下巴。但是没错，家庭里面不仅充斥了欲望和情感的纠缠，还有权力和利益的宫斗——父亲会控制母亲，也会控制和压制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同样地，即便是家庭地位更卑下的母亲，也会用同样的手法来驯服和调教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
沿着权力谱系学的路径，上野透过福柯在《性史》中的惊天发现，发现家庭屋顶的最上方悬挂着一整套关于浪漫之爱的意识形态装置系统——在现代婚姻制度构建的家庭组织中，婚姻原则之下的爱、性和生殖，本质上是一整套类似“三位一体”的装置系统，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缺一不可，充满张力又矛盾百出。
更要命的是，这整套装置还是建立在双重标准之上，比如，有时男人的爱可以简化为性，而女人则不可以，只能简化为类似“母爱”的角色（如“无性的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等等，直到后来的女性主义和性别革命出现，才显露出家庭装置中的荒唐底色。
在《身为女性的选择》一书中，两位机智的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夜子（后者为日本心理师协会会长，活跃于女性和性别领域的一位女性临床心理学家）透过有趣的对话方式，把这种浪漫之爱的家庭关系，命名为一种“无可替代关系”的比翼鸟幻想，在男女热恋阶段和步入家庭的早期阶段，这种想像的浪漫之爱往往表现为“你是我的唯一”这样的恋人絮语或者独白，这种“纯爱”愿望就是浪漫之爱的家庭装置中最令人迷惑的动感地带。
如果以女性的视角看待这种不对等的“纯爱”愿望和性别关系，上野称之为一种“身为女性的存在证明”，强烈暗示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要被某一个男人所“选中”，一个“没有被任何男人选中”的女人，会受到命运诅咒的无情拨弄——她将无法被命名，被承认，就像一个旧社会被男人遗弃的“弃妇”或者离婚女人一样，那是一种关于女性最失败的社会身份和个人境遇。
在《厌女》一书中，上野千鹤子征用了著名心理学家拉康的“询唤”（interpellation）一词来形容浪漫之爱家庭装置系统的运行机制：通过招募、驯服和规制，把女性嵌入到现有的性别——权力秩序这一社会结构之中，让其丧失其永不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
于是，72岁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和35岁的青年社会学者铃木凉美意外“相逢”了。写作于疫情期间、以两代人的通信形式结集而成的《始于极限》，以真诚和宽容让许多中国读者为之动容。上野和铃木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家庭内部令人心痛的情感结构，后来给各自的青年时代铸成的重大伤痛，其间唯一的区别是：上野的叛逆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以及对于一个“太过无力”母亲的失望；而铃木的逃离是因为一个优秀母亲的强烈控制，以及对于一个相对较弱的父亲的轻视。
两位不同时代的少女，因为年轻时有着同样心酸的叛逆行为而惺惺相惜：上野和铃木都以故意违反父母“禁令”的方式，把上一代人看不顺眼的“坏事”全部做了一遍，来回应抗击她们无法面对的男权社会。“上一代人”上野会以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表示不服从，“后一代人”铃木则更加激进，在学生时代就游荡在新宿的“夜世界”，甚至最后当上了AV女郎来羞辱母亲。
作为日本社会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上野几乎经历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必须经历的所有哀痛、抗争和不服从。72岁时，伤痕累累的她在给铃木凉美的信中写道：“婚姻是浪漫意识形态的终点，也是家庭的开端。但实际上，家庭只是终极的安防用品，因为你找不到比血缘更强大的社会资本。”
无数的女性，不得不在家庭的门口独自徘徊。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组建家庭，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有其他的结婚动机。对于日本女性而言，这样的选择会更加痛苦——要么你被一位男人所选中，要么你只能不幸沦为社会孤儿和周围人眼中言谈色变的“大龄剩女”。
无论男女，社会把人群进行两极分化，分成“能结婚的人”和“不能结婚的人”，女人只被分成两类：为繁殖服务的女人（妻子和母亲）和为愉悦服务的女人（娼妇和情妇）。而在当代社会里，不论国情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发生在日本和中国同样类似的情形是：组建家庭的成本越来越高，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最狭义的核心家庭，往往由男性女性组成的性二元结构和母子二元结构组成，这当中即便去掉夫妻这一性二元关系，家庭仍可维持（就像今天的单亲家庭比比皆是）；反之则不然（未生育的夫妻性二元结构，在当代社会显得极其脆弱）。因此，家庭的本质，最终沦为一种无法替代的社会再生产制度（由母亲负责生育后代以维持社会延续），若以此而论，主流社会把无法再生产的单位依旧称之为“家庭”，不过是一种隐喻而已，这是何等讽刺的一幕！
家庭的危机：女性主义的主体回归
在上野千鹤子的成名作《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一书中，日本近代家庭的形成，被认为是发源于明治新政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家”在19世纪中期被发明出来，并且以《民法》这样的法律形式再次确认其父权制的合法形式，进而将日本家庭由传统儒教主导的“孝忠”原则（孝为先），改为服从国家伦理的“忠孝”原则（忠于天皇和国家为优先原则）。这种“家国同构”的现代戏码，同时期在中国也普及开来。
日本近代家庭的形成阶段，正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精心合谋的“蜜月期”。近代家庭开启了基于相亲这一自由选择的夫妻伦理新原则，并倡导女性独立的新思想，从而将女性重新纳入其家庭内外的社会生产秩序之内。资本主义促使市场出现，而家庭内部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生产方式，同样呼应了父权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功契合（参见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在家庭内部，父权制是指一整套按照性别和年龄（世代）组合原则而形成的制度，这其中，女性无论作为在家庭内部以全职主妇身份提供无偿劳动，还是在家庭之外劳动力市场从事社会生产，以及在家庭中从事生产和抚育子女等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作为核心社会角色，都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其中最惨烈的一幕是，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不仅处于被统治地位（比如必须远离以及不能占有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而且要以无偿劳动的方式，承担孩子从孕育、分娩到将之抚养成人的全部过程。
正是通过家庭这一机制，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得由女人再生产出来。用上野千鹤子的充满辛辣批评的原话就是：“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这就像夫妻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单亲家庭里经常会出现的情形，孩子的母亲哪怕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也会常常迎来五岁孩子极其轻蔑的一句反驳：“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在中国，近代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这一惊人相似的一幕。从晚清社会的维新运动开始，近代家庭始于年轻一代对封建大家庭家长制的背叛，从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慧，曹禺话剧《雷雨》中的周萍和鲁大海，再到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自我觉醒的莎菲，这是近代家庭形成的最初序幕。
到上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家庭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后，革命女性形象才开始出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流行话语，不仅允诺了革命家庭中全新的男女平等社会理想，实际上也透过政治装置就此抹杀了女性的全部性征（见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这是现代家庭发展的第二阶段；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阶段，女性劳动力开始为市场所吸纳，这一情形如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成长时期曾经发生的那一幕，自由市场催生的性别革命和社会变迁，从根本上引发了浪漫家庭装置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乃至解体。
在市场原则下，传统家庭中爱、性和婚姻三位一体的装置系统不再有效，而被完全纳入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效率机器中，这时，性和爱，性和婚姻，爱和婚姻都开始分离，在岌岌可危的传统家庭装置中，不管男女性别，或者不婚不育，都成为一种婚姻自由市场制度中多元选择的理性行动。
浪漫之爱家庭装置坍塌之后，上野教授还敏锐地发现了当代家庭的一整套现实主义相对应的装置系统：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务劳动、老人护理和夫妻利益关系。今天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价值而获得一部分收入和利益（一些底层女性可能还无法据此独立谋生），但是育儿、护理这样的日常家务劳动依旧沿袭了传统家庭制度中“无偿劳动”这样的剥削形式。
在一个家庭传统价值多元离散的前提下，人们开始用行动投票。根据梁建章等学者的研究，中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万人的峰值后，持续8年下降，2020年为1228万人，几乎下降了一半；结婚率则从2013年峰值的9.9‰（每千人与结婚对数的比例），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5.8‰；离婚率则由2000年的0.96‰，逐年上升到2020年的3.1‰（每千人与离婚对数的比例）。
家庭的平均规模人数从1953年的4.3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梁建章《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与之相对应的是，2016年至今，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已连续6年下降，其中人口出生率从2016年的13%跌至2022年的6%，自然增长率从2016年的5.8%，降至2021年的-0.6%，中国人口总量在新世纪第一次面对负增长。
出生人数断崖式的下跌，不断攀升的离婚率，意味着家庭社会功能开始衰退，无怪乎女性学者李银河作惊人语：“未来婚姻制度即将消亡”。回顾家庭的数千年演变历史，一直是国家/社会公共空间逐渐侵入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世俗化和去神圣化进程。
早在1923年，鲁迅先生就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在校女大学生做过一场题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深刻洞察到被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幽深久远的性别权力秩序，这一权力秩序和女性的主体觉醒之间横亘着如此强大的社会张力和矛盾，他特别意味深长地指出：（女性独立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并预言了娜拉出走家庭之后的两条道路：要么堕落，要么回归。一年后，鲁迅还是放不下这份关怀，继《祥林嫂》之后，写下短篇小说《伤逝》，以纪念女性解放之遥遥无期这一人间悲剧。
一百年来，令人伤怀的不仅只是逝去的自由家庭梦想。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回想上世纪90年代求学时有幸遇到的几位老师，都曾经是国内女性主义的知名旗手和实践者。
恩师乐黛云先生虽然并不专门研究女性主义，如今92岁的她一直都是女性主义的践行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做一位自由思想的“燃烧者”；当年的戴锦华老师和张京媛老师都是很早将女性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知名学者，当年两人还为将Feminism这一舶来词翻译为“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而争论不已，两位导师也是特立独行地体认和验证这一思想。
张老师后来回到美国大学继续教书，再也没有结婚，2011年我去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看望她，退休后的她迷上了绘画创作，非常投入，已经不再着迷于女性研究了，65岁即因病弃世。唯余戴锦华老师，她也终身未育，舍弃小家伺奉老母亲30多年，如同孤独的堂吉诃德，除了电影研究之外，她至今还活跃在大众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等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历“告别革命”的政治保守主义向右翼转向之后，女性主义更加被边缘化了（不论在美国、日本还是中国，这一激进的思想流派似乎从来都没有成为过主流）。想必戴老师的内心今天一定越发孤独寂寞。记得上野千鹤子在和铃木凉美的最后一封通信中，特别用一句俳句诗来形容女性主义者遭遇的苍凉窘境：“此去向何处，归路何其长”。
性别权力的斗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隐秘、悠久和惨烈的场域之一，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它远不比其他压迫形式来得更加迫切，只是后人站在女性主义推倒的废墟之上，再去审视将来家庭变迁过程中的组织形态和发展方向，无疑它标识了未来文明演进的质量和路径，因而值得进一步省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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