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就是富豪携带的大量财富可以促进投资与消费，还能创造就业，提高当地的整体劳动力素质。
新加坡深知这一点，政府在2004年首次推出旨在吸引顶级富豪的全球投资者计划（GIP），向有意在新加坡投资的富豪们授予永久居留权。
优越的地理条件、较低的税率、开放的投资环境、整洁的城市环境和廉洁的治理体系，使得包括桥水基金的创始人雷·达里奥在内的许多低调的富豪选择了新加坡。
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图源：社交媒体）
GIP计划对新加坡的贡献也十分亮眼。
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燕玲表示，GIP计划在2011年至2020年间，为新加坡创造了至少54.6亿新元（约合281亿元）的投资，并创造了超过2.4万个就业机会。
但随着想要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富豪越来越多，新加坡却开始收紧政策。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3月2日宣布，将提高GIP计划的投资移民门槛，投资所需的金额门槛大幅提高，部分方式甚至提高到原来的4至10倍。
新加坡开始对富豪“挑剔”起来。
有钱人太多的烦恼
精英治国、做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一直是新加坡的国策。
新加坡政府曾在2019年颁布了《雇佣法》的重大修正案，并计划到2030年，使得专业人员、经理、高管和技术人员（PMET）占据新加坡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目前这一比例约为一半。
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似乎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该国也长期位居亚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根据伦敦投资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的统计，新加坡目前有近25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作为城市而言位居世界第五。其中，2022年迁入新加坡的百万富翁可能多达2800名，比2019年的1500人要多出87％。
新富豪的到来很快推高了当地娱乐场所的消费门槛，据称，一家新加坡酒吧的会员费已经高达5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56万元）。
不仅是娱乐方面的消费，这些富豪们还热衷于投资房产，使得本就昂贵的新加坡房租进一步上涨。
截至2022年12月，新加坡私人公寓的租金已经连续上涨21个月，带有公共福利属性的组屋租金也已连续上涨27个月，涨幅分别达到了31%和24.7%。其中，新加坡中部地区的月均房租上涨至每平方米62.08新元（约合人民币318元）。这一价格甚至超过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房租已经成为亚洲最贵。
即便是在外界看来已经颇为富裕的新加坡民众，他们和真正的顶级富豪之间也必然存在着贫富差距。如果不算房产，大多数当地民众也还是高度依赖工资收入，对物价波动很敏感。而富豪的快速涌入，显然让新加坡本地居民有些吃不消了。
许多新加坡人面对当地的物价上涨都颇有压力。（图源：社交媒体）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1%，远高于2021年2.3%的涨幅。
星展银行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在120万名使用星展银行作为主要薪资记账银行的客户中，40%的人收入增长跟不上通胀。
尤其是月收入低于2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74万元）的家庭，其在过去一年内的支出平均增长了13.8%，而收入仅平均增长2.5%。数据显示，他们收入的94%都会花光，几乎没有无法增加存款。
没钱的新加坡人花光了收入，有钱的新加坡人则更愿意储蓄了。
大华银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新加坡人担心家庭开支增加。与2022年的前六个月相比，大华银行在去年7、8月份客户的定期存款总额同比飙升了370%。同期，新加坡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等政府证券的购买量同比激增462%。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拨款补贴民众外，新加坡政府还得限制富人。新加坡在2月份宣布对高价值的财产和豪华汽车加税，并在3月宣布提高GIP的门槛。
非顶级富豪“勿扰”
刘燕玲此前透露，2020年至2022年，约有200名外国富豪通过新加坡的GIP计划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这些人的身价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要知道，外国人想通过GIP获得永久居留权，投资移民的金额门槛统一为25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285万元）。但在3月15日之后，这些钱就远远不够了。
最简单，也是投资金额门槛最低的一种方式，是向新加坡的商业实体或现有业务中投资，此前250万新元的门槛将被提高到1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140.7万元）。
第二种方式是向新加坡GIP基金中投资，该基金是专门针对新加坡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由专业的基金经理管理。改革后，投资门槛将从250万新元提高到2500万新元（约合1.28亿元）。
而第三种方式则面对富豪家族，此前的制度要求，投资者需要向新的或现有的富豪家族资产管理办公室投资250万新元，办公室所管理的总资产至少为2亿新元（约合人民币10.24亿元）。
新加坡南部吉宝湾的码头，停满了富豪们的游艇。（图源：图虫创意）
新制度实施后，投资者将无法通过投资已有的家族办公室来取得永久居留权。只有在新加坡重新设立一家管理资产至少2亿新元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并至少保证5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56亿元）的资产部署在新加坡“本地投资”的类别内才可获得永久居留权。
此外，新规定还对富豪创造的高端人才就业提出了要求。
原本，投资者在第一个五年永久居留期满后，如果要更新再入境准证，需额外雇佣10人，其中至少5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新规定则要求投资者雇用至少30名员工，其中至少15名必须是新加坡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光有钱还不够，新加坡还要求这些富豪们有足够的发展潜力，不欢迎“躺平”的暴发户。
而家族企业继承人，则需要其企业年营业额达到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25.6亿元），申请人的直系亲属必须拥有公司30%的股份。创业公司的估值也需要达到5亿新元，并且必须由知名的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公司投资。企业从事的领域也的大多限定在高新技术产业。
对于新规的实施，经济发展局颇有底气地解释称，尽管全球的许多“避税天堂”都在开出更好的条件，竞相吸引高素质的企业主和资本所有者，但新加坡的最新举措“只吸引顶级的企业主”。
新加坡的底气
事实上，历史经验证明，新加坡优中选优的策略不会吓跑真正的顶级富豪们。
此前，新加坡政府就曾多次要求这些来到新加坡的富豪们加大投资，也没有吓跑他们。根据新加坡新版《所得税法》的13O条，由家族办公室直接管理或建议成立的最低基金规模至少为1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5119万元），并要在两年内达到2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1.02亿元）。
根据新加坡政府的估计，新加坡目前拥有约700个富豪家族办公室，多于2020年底的400个，是2017年的七倍。
对此，新加坡毕马威房地产和资产管理税务合伙人Pearlyn Chew认为，新加坡认为自己比其他金融中心更具“内在价值”，例如有利的商业环境、政治稳定，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也具有良好标准的生活质量。
即便是面对顶级富豪，新加坡也有挑选的底气。（图源：新加坡旅游局）
此外，新加坡的决策还有利于缓解顶级外国富豪们与本地中产之间的矛盾，创造就业并维持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双赢。
与2021年相比，2022年新加坡有一组数据十分出色。在疫情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普遍增加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居然逆势缩小了。
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至2022年期间，收入前90%的居民就业家庭成员，每年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1.5%-3%，而收入前10%的居民就业家庭成员则仅录得平均每年0.4%的涨幅。
在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2022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从0.444下降至0.437。经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整后，基尼系数甚至降至0.378。
这一数字甚至仅次于新加坡的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该国的基尼系数曾低至0.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