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时代周报，作者：马欢，文章首发时间：2022年4月21日，原文标题：《人口降幅史上最大，结婚数历史新低，2035年半数日本人将单身？》，题图来自：《凪的新生活》
名顷村是日本的一个偏远小村庄，位于日本南部四国地区，以制作手工稻草人偶闻名。
70多岁的绫野月见在村子里已经关闭的学校操场上，将40多个真人儿童大小的稻草人偶排好，摆成儿童赛跑、荡秋千和打球的姿势。
“我们村子里已经看不到小朋友了，”绫野说，她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的人偶节，“我希望这里能有更多孩子，那样会更热闹，”她说，“所以我制作了这些儿童人偶”。
目前，名顷村只剩下20余人了，还没有村子里的人偶多，最后一批新生儿出生于20年前。
“年轻人在村里没有机会，”绫野回忆道，名顷村曾经有一家医疗诊所，一个游戏厅和一个餐馆，但如今，这里连商店都没有，“开了也经营不下去”。
日本正在经历严重的人口萎缩和老龄化，这种趋势正从乡村地区蔓延到大城市，甚至最繁华的首都。
4月15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日本人口较2020年下滑64.4万，降至1.25亿，为195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下滑幅度。首都东京也经历了26年来首次人口下滑的局面，人口降至1398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4.8万人。
至此，日本人口已连续11年下滑。同时，2021年的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为3621万4000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8.9%，创出历史最高。
为了应对少子化，日本从1991年开始努力了30多年。然而，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到头来几乎无效，新冠疫情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人口窘境。
两个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曾有过两波“婴儿潮”。
第一波出现在1947~1949年，当时每年的出生人数达250万人。第二波婴儿潮出现在1971~1974年，每年的出生人数也超过了200万人。
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让日本人开始忧虑能源和资源问题。
1974年，日本厚生省推出的《厚生白皮书》提出：“要考虑日本人口问题，不得不同时考虑地球的粮食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对人口增长进行抑制。”这一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为2.05。
彼时日本政府甚至打出了“两个孩子刚刚好”的口号，希望能借此将总和生育率控制在2左右。但日本政府没想到的是，总和生育率确实被控制住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
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跌破2，达到战后新低的1.57。这一年，日本各大报纸都以特大版面刊登消息，惊呼 “1.57震撼”。
这只不过是一系列震撼的开端：随着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时期，生育率一路下跌。
为挽回生育颓势，日本政府于1991年紧急出台了“育儿休业法”，把原本仅限于女性护士与公立学校女教师的育儿假，扩及到所有男女职业：小孩出生8周之前，男性可请产假4周，女性除产假8周外，小孩1岁前还可以继续请育儿假，不过请假需与雇主协商，并保留雇主最终有不同意的权利。
到了199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首个综合性政策——“天使计划”，对家庭育儿提供制度支持，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1995年，制定《育儿·护理休业法》，为正在育儿的员工兼顾工作与家庭提供支持。
1999年，日本制定《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据此制定新的“天使计划”，进一步完善育儿支持服务体系；2001年，出台《两立支援政策》，要求企业、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和培养孩子；2003年，颁布《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确立积极应对少子化社会的基本理念，明确政府相关责任和义务；2004~2015年，先后制定了三个《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不断完善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对策框架和具体措施。
12年的努力和看似完善的措施的陆续到位，日本政府本期待，能将总和生育率提到1.8。然而，结果却十分惨淡：总和生育率在2003年下降到1.3以下的水平。2007年，日本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了出生人数。
2019年，日本新生儿数首次跌破90万人，仅剩86.52万人，日本媒体将其称为“86万震撼”。自1989年“1.57震撼”后，尽管用了30年努力挽救生育率，日本也只能苦笑着吞下“86万震撼”。
“不生孩子没必要结婚”
“说日本人是为生孩子而结婚并不是很夸张，”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布林顿表示，“在日本，如果你不打算生孩子，那么结婚的理由就不多了”。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进入长期低迷状态，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变化，日本年轻人职业前景黯淡。
这让日本年轻人既没有努力工作的动力，也没有追求婚姻伴侣的动力。
很多日本年轻人认为，恋爱在精神和经济上已经成为负担。“我不想结婚和生孩子”，一名庆应大学的女大学生表示，她的母亲为了她而放弃了美发师的工作， “如果没有我，妈妈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我想要一个可以自由支配金钱和时间的人生”。
大部分日本男性不恋爱不结婚的理由则是“经济上不宽裕、担心生活压力”。
一份单身者调查中，日本人选择单身最大的理由是“行动和生活方式自由”，其他选择比较多的理由还有“金钱上的宽裕”、“没有抚养家人的责任，很轻松”、“容易保持广泛的人际关系”等。
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显示，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45~54岁未婚率平均值）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20年已高达25.7%，相当于每4人中就有一人终生未婚。女性“终生未婚率”2020年为16.4%。
在日本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下，单身抚养孩子的比例极低。因此，为了提高生育率，日本政府也开始操心年轻人的婚事。
2021年4月起，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用以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开启新生活；政府还出面为人工智能相亲项目提供资助，以帮助年轻男女配对相亲。
但日本年轻人似乎并不买账。
2020年，日本仅有525490对新人领证结婚，2021年的结婚数为514242对，比2020年又减少了23341对，再次创下战后新低。
“到2035年，一半日本人都会是单身。”《超单身社会》一书的作者荒川和久曾如此预测，他在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结婚（和结婚一样）普遍化的社会就是超单身社会。”
孩子少成为理所当然？
日本国会议员自见英子曾指出：“过去为提高生育率，一昧鼓励女性生、生、生！说实话，很失礼，也很不负责任。”
在日本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结婚后的女性大多都要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在事业与家庭难以顾全的情况下，婚姻更像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
有人口学者指出，虽然女性接受教育进入职场、男女差距缩小对社会而言是一大进步，但只要育儿负担只压在女性身上的环境不改变，女性就不可能一边工作，一边按照想法生孩子。
此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了2022年女性工作友好度国家排名，在29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连续十年排名倒数第一，日本排在倒数第二；瑞典排名第一。
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15岁至64岁的女性就业比例接近70%，但她们的职业生涯往往受困于一波波无休止的家务负担，比如照顾孩子和辅导功课、准备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精致便当，或者晾晒一堆堆洗好的衣服。
日本男性并非不愿意参与家庭事务。多项调查显示，压迫性的职场文化，使得很多丈夫很难参与家庭事务。
“疫情后，我真的很担心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和孩子们接下来的成长，” 东京一位36岁的家庭主妇表示，特别是疫情在日本爆发时，她和两个孩子被迫一起宅在家中，“让人感受到了一个人带孩子的孤独无助”。
或许意识到女性的困境，日本政府也在调整相关政策。“孩子是国家的宝贝，孩子的生养和培育，事关日本的未来”， 2021年12月，岸田内阁要求尽快设置儿童家庭厅，协助处理少子化和家庭护理问题。同时，新修订的《育儿·介护休业法》允许日本男性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分2次获得不超过4周的陪产假。
然而，当前日本主流媒体和舆论均认为，几乎没有国家在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陷入超少子化的分水岭）后能够恢复。原因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就会进入“孩子少成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进而陷入难以摆脱的“低生育率陷阱”。
本文来自：时代周报，作者：马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