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邢初
连续资助8年的农村女孩毕业后选择嫁人成为家庭主妇后，陈果（化名）将自己的失望与沮丧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一夜之间被阅读、转发过万，还以“资助8年的女孩毕业后做了家庭主妇”的词条，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这是一个蛮“张桂梅”式的故事：用个人力量资助底层女孩通过读书上学，拓宽眼界与人生的可能性，希望她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改变大多数农村女孩被安排与被复制的命运。结果事与愿违。
据陈果自述，八年前，出身农村的陈果决定资助一名初三女孩读书上学，去年，女孩终于顺利读完大学，陈果却得知对方正准备嫁人，丈夫是一个比女孩年长13岁、经济富裕的男性，“男方着急要孩子，她现在想的是尽快怀孕生几个孩子”。
女孩向陈果坦言：“我只是在把握一次改变我命运的机会而已”。
陈果在社交平台发的文章截图
唏嘘与争议随之而至。一种声音认为，作为自愿资助方，陈果不该对女孩的人生进行任何操控或影响。嫁给年长有钱男性、成为一名家庭主妇，都是“个人选择”。
不过，得警惕，有时我们会被所谓“选择自由”糊弄了事件的核心。所有出于个体目的进行的考量和抉择，都不可能脱离我们生存的环境泛泛而谈，大部分公众真正关心的，是更广阔、普遍的底层女孩命运。读书之于她们的认知与抉择影响，还可以去到何处？
而陈果在后续帖子做出的最后回应，其实概括得也是这个意思：
“有人说她是‘现实聪明人’，我是‘理想派傻子’，或许吧，我只知道女性都做‘现实聪明人’，就会倒退回100年前。我想要的世界是：女性，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相信有一天会实现，即使我这辈子看不到。我还是会继续帮助女孩子。”
她们的失望，能理解
陈果与张桂梅校长的失望属于同一种失望，而这份失望及沮丧，首先是百分百值得理解与体谅的。
从1996年初到云南华坪县，到2008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终于筹建起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十几年来，张桂梅像乞丐一样在全国东奔西跑地筹款，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群山里的、校里的女孩们。
这份坚韧的动力有具体来源。在华坪县的这十余年内，张桂梅切身感受到了女性在贫困地区的恶劣处境：不少家庭都愿意将儿子送去学校，女儿则留在家里干活，当张桂梅想说服父母，对方却总会说：“女孩嘛，学得好不如嫁得好”。
张桂梅
正在阅读此文的人，或许大多幸运，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但或许有易装同质版，比如中学时会有老师家长默认“男生后劲足”“男孩子适合学理科，女孩子脑筋不行”。
感受到了压力，产生过困惑，人才会思考，才会向前进，才会努力做出一些改变。
至于陈果女士，在其自述里可以看到，同样农村出身的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原生环境的种种怪异。比如，村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头胎是女孩，就可以生二胎。如果头胎是男孩，那就只能生一个。
小时候的陈果不理解，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是姐姐弟弟组合？为什么村长候选人都是男性？为什么新闻里的领导也都是男性？
她去问奶奶，对于这些问题，奶奶都给出相同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我的姐姐》剧照
“从来如此，便对么？”陈果的不理解持续到她长大成人，读了书，学到了知识，她才渐渐明白：历史上女性的社会地位真的很低。而近代以来，女性地位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她们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和男性一样工作、创造及获得社会资源，“一代一代女性在社会上的努力，才有了今天”。
基于此，陈果坚信：“女孩子多读书，有自己的收入、事业，对她而言总是好的。”
至于被陈果资助的那位女孩，则是陈果一位教初中的同学的学生。这名老师曾在与陈果聊天时提到，“到了初三以后，班里一半的学生都坐不满，女生更是寥寥无几，她正在上课，一个父亲突然拉着一个女生往出走，女孩反抗，被拉到讲台时紧紧拽着讲台，让老师说让她留下来读书。”
陈果听后深为触动，“我想，她是想读书的，对，我认为她是想读书的。”陈果认为，自己资助那一名具体的女孩是出于“私心”，“如果她是男孩，我不会资助她”。
刚开始资助的时候，女孩成绩不错。怀着一种“不能让她放弃”“不能可惜了”的心态，陈果开始坚持资助对方。早些年，陈果自己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一个月挣2-3千的时候，将近要拿出一半收入，只想她有书读、坚持读下来”。
在陈果的资助下，女孩顺利读完了高中、大学，直到去年大学毕业后，陈果才停止了资助。今年过年，陈果才得知了对方正在准备结婚的事，女孩选择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13岁，经济富裕的男性。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女孩身体力行地向陈果阐释了一部分底层女性对自身命运的理解与选择：一个出身贫困、从小吃苦、学校普通的年轻女孩，自知“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漂亮”，而婚姻，就是她们眼中第二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因为没参与女孩的成长，这些年女孩经历过怎样的历程与心境，陈果不得而知，她看到的故事是线性的：我资助她读书八年，她却选择了一条与村里没读过书的女孩们相同的路：早早嫁人，依附男性，不再工作。
陈果的失望，绝非因为“对方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过人生”，当然，也没有人有权利干涉女孩的个人选择。只不过，有一种普遍的无力和失语，超越了具体的个人，面向更广阔底层女性群体。
面对女孩退返钱额的请求，陈果拒绝了，“怎么会就是钱的事呢？我想传递给她的仅仅是钱么？”
她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2016年的一部纪录片《出路》里，导演郑琼用了六年时间，记录了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如何长大成人。其中，西北山区的十三岁女孩马丽娟，每天都要步行十几公里去上学，五点钟天不亮出门，用馍片泡白开水当早餐，晚上回到家后，还有做不完的农活儿等着她。
村里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师资薄弱，教材落后，但纪录片拍摄初期的马丽娟仍然对未来满怀期待：“我要去北京读大学，然后给别人打工，每个月挣一千块钱，给我家买些面，家里的面不够吃，再买一些油。”
马百娟
不过，她的梦想很快被现实击碎：由于经济困难，哥哥患病需要医治，为了分担家庭重负，马丽娟辍学了。（片中，马丽娟辍学的时候是哥哥替她去向老师说的，马丽娟并非主观上不想读书，因此，她没有勇气主动面对“放弃学业”这个现实）
马丽娟去应聘饭店前台，因年龄太小、没有学历而被拒绝，其他需要基本电脑操作技术的工作，也纷纷将她拒之门外。
在被学校、社会都排除在外后，马丽娟的未来只剩下一条路：结婚和生育。
影片里最让人难过的一幕，发生在马丽娟再次回到村里以后。三个与她同龄的女孩站在太阳下聊天，她们都大着肚子，有说有笑，言谈间尽是家长里短。花季年龄，却似乎已经看到了人生寂寥的尽头。
至于马丽娟，影片末尾以一行字幕交代了她的青春：“16岁的马百娟嫁给表哥。”
马百娟和已经怀孕的女孩们
许多人也许习惯于相信九年义务教育是理所当然，相信高考是平等的机会，但需要留心，从小到大来自学校与社会的层层筛选，已将我们相对固定地限制于近似圈层的生活里。
当我们在公共话语里为千万大学毕业生担忧，打趣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关心考公与大厂的年轻人，在看不见的万千辽阔乡村里，在不被充分书写的互联网背面，还有一群数量远超想象的孩子，从离开书桌那一天开始，从挑起重担面朝黄土那一天开始，他们也许就再也没有能力抬头仰望天空。
而在这些孩子当中，女孩要面临的命运旋涡，往往更加深重、黯淡。
近年来，随着农村空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等社会变动，“农村单身青年”受到关注，对相当一部分滞留乡村的单身青年来说，“娶不到媳妇”，将成为他们面临的首等头疼之事。
但对女孩们而言，如果她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大山，等待她们的命运，很可能是被父母操办出嫁。
因为在传统的乡土秩序里，女性对于家庭、社会的最大价值，不是体力优先的劳作，也不是需要智识的建设性活动，而是生育与繁衍。
在传统乡土秩序里，对女性而言其最大价值是生育与繁衍/《热带往事》剧照
运气好一点的，尚可通过媒人或自由恋爱，与同阶层的男青年组成家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家中受到轻视的女孩，不被顾及意愿地塞进一段婚姻，用一代代的孕育、生养填满自己下半生。
因此，张桂梅校长才坚信，“读书对有些人重不重要不一定，但是对我们这群孩子是100%重要。她只能读书才走得出去，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被资助的女孩、接受过教育的女孩，选择嫁人同样是一种改变阶层的行为，同样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大山。
的确，虽然在中学阶段得到了资助，但占据女孩成长大部分的生活，仍然是贫困与窘迫。想要真正改变阶层，扭转忍受了几十年的贫穷与艰苦，光靠读书与考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山里的女孩们想要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阶层并不是一件易事/《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据陈果讲述，女孩的大学并不算好，也没有额外的技能竞争力，走出社会后，摆在她面前的，也许是无数更高、更密的大山。
此刻，婚姻的出现，对她而言，就是一根稻草，一道近在咫尺的龙门。
因此，这同样是情理之中、符合人物处境的一种选择。
只不过，包括陈果在内，更多公众关注的是——这八年资助究竟给女孩带来了什么？大学生身份给她带来的，除了作为年轻新娘加入豪门的婚姻优势，是否还有其他认知、抉择方面的正向影响？
接着，我们才能继续讨论：为什么通过婚姻改变人生并不属于真正的改变？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底层女性将“嫁个好人”视为人生目标？
家庭主妇，哪门子“捷径”
在得知自己的学生成为家庭主妇后，张桂梅曾语重心长地慨叹道：“全职太太当久了，你就被社会淘汰了。难道指望他们养你啊？女人靠能力，不要相信这些男人。你看男的在外面找小三多少啊，把你甩在那个地方。”
对大多数普通家庭主妇而言，首先经济层面不得不依赖丈夫，情感和尊严上，也由于缺乏自己的社会交际圈层，而渐渐变得只能依赖丈夫、孩子。
用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的话来说，包揽没有周末，没有休假，没有工资，缺乏独立性和尊严感的家庭主妇，极易让人失去个人身份认同。
大多家庭主妇容易失去个人身份认同/《坡道上的家》剧照
当她们自愿放弃参与社会劳动并争取社会地位的资格，或许在短时间内她们可以拥有较高的生活品质，但长远来看，她们生活的唯一经济与精神依靠，大概只剩下了家庭，更准确一些，只剩下丈夫。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以更加直观、犀利的方式，呈现了家庭主妇们面临的具体困境：成为全职妈妈后，金智英不得不放弃原本前途可期的工作，围着无休止的孩子哭声、无穷尽的家务活儿，她的辛劳和压抑不被看见，更不被尊重，“只有我一个人处于战争中”。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社会劳动都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坐镇后方做“家庭主妇”，既是文化传统上的理所当然，也是社会的客观推动。
因此，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地区，只要家庭劳动一天未被放在与社会劳动同等价值的地位，家庭主妇的命运，就大概没多大不同。
如果家庭劳动的价值不被重视，那么家庭主妇的命运并没有多大变化/《坡道上的家》剧照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做家庭主妇，对一部分底层女性，仍然具有极高的吸引力与魅惑力。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成长于充满“各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女性迷思”社会中的女性，从童年时期就开始被孤立相信：“女性的意义就是为他人而存在，尤其是为了男人而存在”，而非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但若如此，女性便“注定要”感到失败和内疚，因为如果她符合所谓的理想女性标准，比如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强大的母亲，她便只会是一个幻影，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当然可以用“自由选择”说事。但需谨记，我们为追求某一境遇的改变，依赖的是每一份微小的希望和力量。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理想的社会，不是每个人都参与竞争，都变成丛林法则里的强者，不是“只有这么选择才有出路”，而是“任何选择都可以活得不错”，是即便做家庭主妇也能得到尊严与经济的保障。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的东京大学开学典礼演讲上说的：
“请不要忘记，那些你们自以为‘努力换来的回报’，并不单单是你们拼命努力的成果，而是你们身处的环境所赋予你们的。你们今天之所以能觉得‘努力就会有回报’，是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你们周围的环境激励你们、督促你们、支持你们，并且称赞你们所获得的成就。你们是足够幸运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即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的人，存在着即便想努力却无法努力的人，也存在着由于过度努力而身心受挫的人，还存在着努力之前，因被别人嘲讽‘就凭你不可能做到’，或陷入自我怀疑“反正我也做不到”，而丧失前进的动力的人。”
那一年，东京大学被曝出对女学生采取录取歧视，男学生的录取合格率比女学生高出1.29倍-1.67倍不等，即便，“事实上，各种数据都表明，女性考生的偏差值普遍高于男性考生。”
2019年，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新生入学仪式上的演讲
实现理想道阻且长，是一条需要漫长努力的筑塔之路，我们应该庆幸及期待，仍然不断有人，在往上搭一块转，筑一寸墙。她们的信念与失望，都源于内心的一份坚信：女性是可以依靠自己改变命运的。她们拥有主宰自己人生的力量，可以向被安排、被交换、被压榨的命运说不。
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依然在大量领域维持着“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秩序。身处其中的人，大概率会希望、也有一定的义务，将自己感受过的这份回馈，传递给那些更底层的、正在被或即将被折断翅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