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距离今年已经过去31年了，也是在这样的一个2月里——2月10日。

新闻里用“晴空万里”来形容这一天的天气。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老人重新出现在上海——他一度淡出了老百姓们关注的视线。

那天他来到一家叫做贝岭的半导体公司。

88岁的老人对于技术的热情和想象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他在放大镜里努力看清了三微米大的集成电路后，不禁感叹道这东西就像是高楼大厦。

不过，老人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内心深处，此时涌上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他突然转头问站在旁边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书记。

而此时此刻，老人的眼前正面对着一大片来自美国的设备。这些结构精巧的设备被巨大的玻璃所笼罩，一尘不染，这里被称为“百级净化车间”。

听到老人的问话，上海吴书记似乎明白了老人的用心，他顺水推舟地回答说；“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老人用四川口音笑着接过话，“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在这个官方新闻中的上海“视察”之后，这位老人开始了自己的南方之行，历史迎来了大家念念不忘的“东方风来满眼春”。

一年之后，63岁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出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同年，他出版《怎样组建股份制企业》一书。

摸着石头过河

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1992年就是分水岭。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摸索中前行，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1930年出生于南京的厉以宁，无疑是最早一批摸石头的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关于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



厉以宁作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学者代表，认为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中，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

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而在那个年代，中国的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法人的自由度，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而不能收到“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价格改革带来的效果。

所以厉以宁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八年左右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

在八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厉以宁的观点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有关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一个“大胆到无法想象”的观点，无法获得对此充满疑虑的领导们的支持。

“总体来说反对的多”

毋庸置疑，所谓产权问题，是当年中国企业——绝大部分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这其中，和产权相关的词，正是“股份制”。

如果时间再往前回溯，有关“股份制”的提出，是出于另一个社会动因：在1978年后，大批青年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这些充斥着青春荷尔蒙的年轻人，在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后，大部分无奈地发现，他们几乎找不到上班工作的地方。

据统计,1979年全国返城知青多达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

成千上万的返城知青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因而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就业矛盾非常突出。

在一次高级别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作为学者代表，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几年之后，在上文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争论中，厉以宁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的。

1986年9月,一篇名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标题下作者一栏的名字正是“厉以宁”。



在这篇文章中,厉以宁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中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

此后,厉以宁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而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事实上，厉以宁关于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在学术界和政府官员中，都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年后，厉以宁回忆起那段经历，也坦言“压力很大”，“总体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

心宽处不桃源

任何改革取的突破，“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股份制改革也是如此。

客观来说，股份制观点的提出，正处于我国城市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股份制带有极大的“姓资”的嫌疑，而“姓社”的承包制又在农村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因此在那个时候，人们将“热烈拥护”的掌声投向了国有企业的承包制。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农村，承包制取得了持续数年的巨大成功，而在城市，伴随承包制的却是各种“短期化行为”，并最终证明是失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迎来了“伟人时刻”——有关姓“资”和姓“社”的争论，被巧妙和反复地被熄灭，解放思想成为了人人都需要对标的改革精神。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

到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和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颁奖当天正好是厉以宁的80岁生日。

更多的人说，没有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股份制改革。

当被问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哪些改革是最成功”时，厉以宁的回答是：

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我评价的标准是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转性。改革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农民搞了承包再回到人民公社，他就不干了；国有企业已经变成股份制企业了，你叫他再退回来就不行了；民营企业已经搞了，退不回去了。”

这三个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厉以宁在三十岁生日时，曾经填过一首词：《鹊桥仙》。

在下阕里，厉以宁写道：“茫茫人生，漫长苦旅，一生如同弈局。荣枯顺逆俱寻常，总难免弯弯曲曲。”

在谈起自己一生如何面对困难时，这位诗词爱好者秘籍是：

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心宽无处不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