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 (ID:HealthInsight),作者:宋昕泽、唐卓雅,编辑:史晨瑾,原文标题:《安徽神外“一把刀”落马,今年已打虎22位,医疗反腐再提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疫情放开后,医疗领域正迎来一场更大的反腐风暴。


据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今年刚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已有22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落马,其中14名接受监察调查,5名院长被双开或开除公职,增速超过往年。


从县级、地市级医院到省部级医院,监管部门“杀一儆百”的铁腕行动,正渗透进医疗系统的各个层级。


“以往因疫情积压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查出的线索目前正加速办理,今年的监察的力度只会更强。”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疫情、集采交织影响下,院长贪腐路径则更加新型而隐秘。红包回扣已是小打小闹,高额设备、基建工程中的招标腐败也进入到监察者的视线范围。


在一位资深医疗律师看来,不触及深层弊病的医疗反腐像是杯水车薪的拉锯战。“贪腐就像脸上的青春痘,挤破了还会冒出新的来,层出不穷。”


集采后,像“间谍”一样收受药商回扣的院长


7次集采,都未能斩断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院长贺宪伟的利益链条。


2月6日,中纪委网站刊登的一篇反腐文章里,这位院长高超的反侦察意识令业界震惊。


贺宪伟平日穿戴普通、开二手车、生活节俭,同药商见面则像“间谍”一样鬼鬼祟祟。商讨回扣事宜时,贺宪伟会选择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收受回扣时,会要求单独见面,每次联系使用不同号码;交易迅捷,几十秒内完成,无语言交流,不下车,收钱即走;回扣均为现金,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集采”后,供药商药品利润空间变小,给贺宪伟15%回扣后,药商几无利润可言。


2020年12月的一天,黑龙江省某医药公司董事长何某某到达和贺宪伟约定的地点,想着这次定要让贺宪伟降低回扣比例。贺宪伟出现后,何某某驱车靠近,熟练地把装有回扣的黑色塑料袋放到贺宪伟车的副驾驶座上:“贺院长,我们谈谈——”话音未落,就被“嘘”的一声打断,贺宪伟用食指做出“静音”手势,然后摆摆手,开车走了。


直到2021年7月,当地纪委监委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一名行贿人主动交代了向贺宪伟行贿的线索,其精心编织的受贿网络终被捅破。


经查,贺宪伟任医院院长期间,收受药品回扣款308万余元;违规干预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收受好处费67万余元,共计收受钱款375万余元。贺宪伟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纵观今年年初院长落马案件,四川宜宾、山东德州、贵州黔西南州成为重灾区,均有2名以上院长落马,其中四川宜宾更是有4名院长落马。


傅先明也是这22名院长或党委书记中唯一一名省部级医院的领导层。


公开资料显示,傅先明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南区院长。2021年,《徽商》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呼他为安徽省神经外科领域知名的“一把刀”。


除专业领域外,他还参与到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中。2007年,安徽省立医院筹划在合肥市政务区建设南区医院,傅先明作为省立医院副院长,担任南区建设筹备组组长。2010年12月,南区开诊,开放床位1000张。


只是不知道,傅先明的落马与此工程是否有关。


退休后,傅先明也并未闲着。2020年,他领衔创办了华安脑科医院,并担任院长。


如今,华安脑科医院官网的院长介绍一栏已然无法打开,想要搜寻傅先明在这家医院的痕迹只能从一些“边角料”中去获得验证。


省部级医院院长未能幸免,倒查20年不停歇


有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医疗反腐跨入到了新阶段——目光落在了所有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上。


追查的医疗官员等级越来越高,退休即“安全着陆”的潜规则也被打破。


“之前被查的更多是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的院长,”一位医管专家向八点健闻指出这次行动的不同之处,“到现在,很多省级大医院的院长都被追查了,力度和决心是不一样的。”


一位医疗圈资深人士告诉八点健闻,此前,很多医院的院长本身在卫健委担任职务,有当事人想投诉医院腐败、到卫健委立行政违法案件时,经常无法立案。“这就像在一场比赛中,院长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以外部监管很难。但2018年监察委成立后,将医院的体系纳入监察系统,外部监管力度随之加大。”


今年新落马的14名医院院长中,傅先明就是省部级医院的副院长,在退休后落马。而省龙头医院的大院长、学科带头人被查处,在医疗圈已不再是大新闻。


八点健闻去年统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全等省级医院院长均因贪腐被查处。


与此同时,有公立医院资深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以前院长只要通过了退休前的审计,就可以“安全着陆”了。但如今,被查处的院长中,有已经退休的,有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从基层到大三甲医院,从普通医务人员到高级管理人员。


所谓的“安全着陆”不存在了,终身追责制已经逐渐确立,甚至“倒查20年”也不再是说说而已。


除傅先明外,2月15日被宣布落马的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石骏甚至上个月刚刚退休,退休即被查;刚刚落马的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谢明均也已经退休整整3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建明介绍,法律有追诉期,但纪律审查没有追究时效限制,何时都可以进行党纪立案,“退休十多年都有被查的”。


在医院资深医管专家看来,大医院院长是一个高危岗位。


有一些大医院有级别,“比如副厅级单位,院长等于副厅长,跟公务员一样拥有行政权力”。医院又像是一个企业,大医院院长相当于是一个营业额几百亿元的企业总经理。此外,医院院长大多出身医生,有的甚至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


三重角色交织,大医院院长的复杂性导致其拥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自然相较于小医院也就更大,面临的诱惑更多。


“一查就是一串”也是今年医院院长落马的一大特点。


“实际上这反映一个问题,医药购销领域的腐败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医改专家徐毓才告诉八点健闻,一旦某个区域的医疗供应商被查,它所供应的多家医疗机构、每家医疗机构的多位院长都可能会跟着“暴雷”。


就像连环雷一样,踩中一个就能牵出一大片。


过去多年,药品回扣、带金销售一直都是医疗圈的明面上的潜规则,灰色收入普遍存在。


任建明也认为,调查医疗腐败难在口子撕开之前,一旦撕开,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疫情之后的新型隐秘腐败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显现出重要性的公立医院,也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了一波汹涌的扩建潮,这波医疗体系的新基建潮流,滋生出新一轮的招标腐败。


与此同时,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医院系统更新等项目,又将促进新的腐败潜规则形成。相较于此前风口浪尖的药剂科,设备科、基建科与信息科,也成为高危科室。


腐败之手早就伸到了工地建设和设备耗材上。


扩建分院成了“肥自己口袋”的好机会。工程给谁做?设备要谁家的?“虽然有招投标制度,但是还存在披着合法的外衣,围标串标牟取非法利益现象的存在,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如果监督不到位,很容易滋生腐败”,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说到。


1月10日,山东省纪委监察委员会发布消息,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侯月智因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招投标活动等原因,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月20日,据“廉洁江西”消息,赣州市纪委市监委对赣南医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廖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采购和工程承接等方面谋取利益,被立案审查调查。


律师张勇明显感觉到,在所看到的医疗机构贪腐案件中,工程建设方面的腐败占有较大的比例。


而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张永泉律师认为,监察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医院搞基建的机会很少,但抓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监察部门是一把好手。医院系统在工程建设上的贪腐技巧远远不及专业的基建部门,对于监察来说是一个好的切入点,经验上的缺失会让医院暴露更多的问题,但也同样让他们胆子更大了。”


设备耗材这块儿“肥肉”也是腐败滋生的重要标的。


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拟使用财政贴息贷款更新改造医疗设备需求调查工作的通知》,向各地卫生健康部门收集贷款需求和贷款资金初步使用方向。


通知刚下,已有不少县级医院闻风而动,快速申请到了这批贷款。9月29日,广东省阳江市某妇产机构获得500万元贴息贷款;10月6日,江西省金溪县人民医院2.58亿元专项贴息贷款从开始衔接到正式签约,只用了5天时间。


而医疗设备要更新换代,医院的腐败又有了可趁之机。


中纪委网站曾发布的文章《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中提到了“定制式”招投标的医疗机构腐败问题。


所谓“定制式”招投标就是指利用医学专业性强的壁垒,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设立技术参数、药效参数等特定条件,打着科技、药效的幌子,制定招投标筛选规则,从而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


张永泉对此深有感触,“像医院的大宗医疗器械的采购,虽然走招投标,但有些是流于形式,通过专业壁垒设置参数等,供应商完全可以内定,虽然还在正常的招投标,仅仅完成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合规的流程”,“医疗器械领域也可以通过大型器械—特点耗材的绑定关系,获取长期订单。


上述两位被查处的医院院长都曾利用职务之便,在医疗设备供应等方面谋取利益。


像这类的贪腐方式还有很多,监察的聚光灯能触到之处都是有迹可循的方式——医院扩建、医疗耗材招标都有白纸黑字的合同,但还有很多边界并不清晰的贪腐方式,“甚至法律也没有办法完全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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