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傅青，原文标题：《宋健：人口负增长前景下的生育与养老》，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负增长是完成人口转变后的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形势。人口转变也叫做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在转变前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高，自然增长率极低；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保持一段时间的高水平后随之下降，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转变后阶段，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保持在低水平。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其中既有人口学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
从人口学层面来看，随着出生队列的更替，进入育龄期的队列规模缩减，导致育龄人群基数减少，这是出生人口数量不断缩减的重要原因。
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多样。受教育时间的普遍延长推迟了婚育年龄，压缩了生育有效时期，是造成生育率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经济独立、婚育观念转变，遭遇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时，会抑制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房价高涨、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工作和生活压力偏大等，都会影响育龄人群的婚育意愿和行为。
中国目前采取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三个方面，各地也因地制宜制定了各有侧重的政策措施，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三年疫情对人们的生活和心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总体上对生育起着抑制作用；疫情的影响与政策的影响交织，很难看出剥离政策的效果有多大，需要坚持实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在新的疫情形势下观察人们的婚育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独居、晚婚越发成为时代潮流，年轻人对婚姻似乎越来越缺乏憧憬。
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下的必然结果，老龄化的压力也将接踵而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我们能做些什么？那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是否值得借鉴？中国能否为正在到来的老龄化时代做好准备？
带着这些疑问，《新周刊》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展开了一场对话。
以下为《新周刊》与宋健对话实录。
年轻人为何对婚姻缺乏憧憬？
《新周刊》：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晚婚、独居越发成为潮流，年轻人对婚姻似乎越来越缺乏憧憬，你怎么看？
宋健：婚育变化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中国在完成了人口转变之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征也有所呈现。
人口学一般从时期和队列两个视角进行观察，从时期视角来看，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与高等教育普及、婚育观念转变、婚嫁成本较高有关；从队列视角来看，大多数队列仍呈现普遍婚姻、至少生育一孩的特征；年轻队列中同居现象更为普遍，但这仍作为初婚的前奏而不是婚姻的替代，这是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
婚姻家庭制度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具有提供个体安全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应密切关注年轻人群的婚育观念和行为，解除婚育阻碍因素，尽量保护婚姻家庭制度。
《新周刊》：自生育政策放开以来，全国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生育率短暂回升之后，却又再度下降，这是否与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有关？
宋健：我国正在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当人口转变过程中面临人口激增现象时，实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普遍一孩”政策；当人口转变完成之后，面临低生育率挑战时，便开始实施宽松化生育政策。
我国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既有人口学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
从人口学层面来看，随着出生队列的更替，进入育龄期的队列规模缩减，导致育龄人群基数减少，这是出生人口数量不断缩减的重要原因。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更为复杂多样。
受教育时间的普遍延长推迟了婚育年龄，压缩了生育有效时期，是造成生育率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经济独立、婚育观念转变，遭遇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时，便会抑制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房价高涨、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工作和生活压力偏大等，都会影响育龄人群的婚育意愿和行为。
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
《新周刊》：我国目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这是否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问题？
宋健：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负增长是完成人口转变后的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形势。
人口转变也叫做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在转变前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高，自然增长率极低；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保持一段时间的高水平后随之下降，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转变后阶段，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保持在低水平。
发达国家较早开始人口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口转变，并形成世界人口激增现象。
在这一时期，人们似乎笼罩在人口增长失控的威胁下，发出“只有一个地球”“增长的极限”等呼吁。随着各国的人口转变逐渐完成，人口激增现象有所减弱。
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发达国家较早面临低生育率挑战。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完成人口转变后，主要依靠国际移民维持人口正增长。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人口转变，又持续了30年的人口惯性正增长，于2021年进入人口零增长区间。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国际迁移量不足以影响人口增长，因此，中国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的博弈结果。
在死亡率保持一定低水平的条件下，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率的高低。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未来就会面临较长时期的人口负增长。
《新周刊》：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这些经验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宋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支持措施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可借鉴的经验包括单一政策效果不明显，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共同发力；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其与措施力度、持续时间和家庭需求相关；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和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总体而言，均对提升生育意愿和水平具有较好的效果。
中国目前采取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三个方面，各地也因地制宜制定了各有侧重的政策措施，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这三年疫情对人们的生活和心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总体上对生育起着抑制作用；疫情的影响与政策的影响交织，很难看出剥离政策的效果有多大，需要坚持实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在新的疫情形势下，观察人们的婚育行为。
我们是否能为正在到来的老龄化时代做好准备？
《新周刊》：最近十年，人口增长的热点转向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城市，东北省份人口则持续流出，人口萎缩速度明显加快，你如何看待区域人口流动问题？
宋健：区域人口增长不仅取决于出生率与死亡率博弈后的自然增长，还取决于人口迁移增长，因此，在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整体形势下，各地进入负增长的时间和负增长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具有较大吸引力的地区能够较长时间保持人口正增长，而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更可能更早进入负增长。对于各地区而言，未来不仅面临吸引人才的竞争，还面临吸引人口的压力。
《新周刊》：关于人口规模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争论，经久不衰，却远没有定论。在你看来，人口规模下降会导致经济低迷吗？
宋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三种观点。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规模大小并不直接决定经济景气与否，因此，人口负增长导致的人口规模下降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经济低迷。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人口发展规律及时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开发创新驱动型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周刊》：出生人口持续走低，是否说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缩小或者消失？我们能否为正在到来的老龄化时代做好准备？
宋健：出生人口数下降受到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生人口数变化与人口红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一般所说的人口红利也叫做结构红利，是指对机会窗口的充分利用；机会窗口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总抚养比较低的一段时期。总人口可划分为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部分，一般认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是被抚养人口。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当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少儿人口数减少，而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太严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尚不太高时，人口总抚养比较低。
抓住机会窗口，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就可能创造人口红利。出生人口的增加或者老年人口的增加都会提升总抚养比，使机会窗口变小或关闭。
目前我国总抚养比不断攀升，主要是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造成的。由于中国人口转变具有超前性和加速性等特点，人口结构变化格外凸显，主要表现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而且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67亿人。
如果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达到7%、14%和20%来看，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都非常惊人。
每个人都应该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身心状态，做好必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储备，践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有必要重新界定“老”和“老年人”，为有意愿继续参与社会劳动的老年人提供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宋健、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