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组织官(ID:COO-STRATEGY),作者:房晟陶,责编:大圣,原文标题:《房晟陶:真话和听话能否得兼?如何建立“真话文化”?》,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2年,某公司领导说,整个公司说真话的只有1.5个人。


你如何解读这种现象?放到你们公司,你认为你们公司有几个人说真话?


我认为,如果一个组织没人“说真话”,一个必须检省的方面是得看一下这个组织在“听话”方面是怎么做得。


2023年,首席组织官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来探讨一下“真话”与“听话”的关系问题,并就如何建立“真话文化”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听话”和“说真话”,哪个更是人的本性?


哪个是人的本性?


我相信自由意志是本性。比如,羊不愿意被拴着,鸟不愿意被关在笼子里,尽管免去了觅食之苦。


但同时,我相信趋利避害也是本性。比如,牛马驴骡为了避免鞭子抽,宁愿辛苦劳作。 


“听话”还是“说真话”,对于个体来说,就是自由意志与趋利避害之间的平衡。


还有另外一方面,喜欢听话的是不是本性?


从日常观察来说(比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狗多过喜欢人),喜欢听话的人似乎更像本性。可是,从父母养育孩子的这个角度,你喜欢孩子听话还是不听话?答案似乎就没有那么黑白分明了。


所以,究竟“听话”是本性,还是“说真话”是本性?究竟“喜欢听话的”是本性,还是“不喜欢听话的”是本性?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挑战,也是所有组织都要面临的集体挑战。


而且,这绝对不只是个中国问题,而是个“世界性难题”。


可否既听话又说真话?


对个人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总是有人能做得很好。


即使在大清朝后期的那种恶劣环境下,也能有人可以做到,比如慈禧太后眼中的“古今第一完人”曾国藩。深沉厚重,忍辱耐烦,他算是把听话和说真话平衡平衡得很好了。


不过,拿曾国藩这样的人做标准实在不合理。三四亿人才出那么一个。比如,李鸿章能算吗?不同的人的观点就很不一样了。


难道其他人都是骗子?显然不是。


对于“组织人”来说,听话还是说真话,主要取决于其所在的组织环境是“听话文化”还是“真话文化”。从组织层面,“听话文化”和“真话文化”就是两种道路、两种选择,难以得兼。


大清朝的组织环境就是个“听话文化”。在那种环境下,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 很多人选择了放弃“仕途”,这样就可以不用多说话,做个吃瓜群众观察台上人的表演。甚至还可以与其他吃瓜群众一起,创造“忠臣”和“奸臣”的舆论,让剧情更精彩。


  • 连看戏都不想看的能人们,会选择退隐山林,吟诗饮酒,与世无争,眼不见心不烦,着重于追求内心的平静。


  • 不得不养家糊口的草民们,只好忍气吞声做时代的灰尘,有一小部分人会背井离乡,希望找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 如果不想避世,又不想放弃“仕途”,那就得日夜钻营,夹缝里求生存。学会“说领导想听的话”是个基本功;做到“不说假话但也没说真话”是个进阶要求。但是,迟早你会遇到某个关键时刻,你不得不说点假话以自保。之后你就逐渐习惯了,说假话会逐渐炉火纯青。


  • 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某一天,你自认为把握了领导想听的话,但是失算了。或者,虽然准确把握了,但领导受到群众舆论的影响,决定杀你祭旗。罪名都是不听话或者不说真话。


义和团的那段历史,最能生动地展示“听话”与“说真话”的两难。主和派(许景澄、袁昶等人)先被定罪为卖国贼,先杀了;主战派(比如刚毅、毓贤等人),一开始是忠臣,可是等打败了,就从忠臣变成了奸臣,被杀被赐死以对洋人谢罪;然后,原来的主和派又给平反昭雪了,从奸臣变为忠臣了。


所以,究竟谁说了真话?这个“听话文化”组织是系统性地没人能说真话。


在听话文化下,欺上瞒下、同流合污、假大空套、忠臣奸臣击鼓传花等都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从“听话文化”逐步演化为“不说话文化”,再退化到“谎言文化”,这是“听话文化”的普遍宿命。


可是,尽管“听话文化”的问题是这么明显,为什么还能广泛、长期存在?


“听话文化”有什么优势?


听话文化如果做得好的话,优势是秩序、服从、忠诚、勤奋、整齐划一等。


听话文化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实现成本”比较低:听不听话的鉴别成本比较低,管理不听话的手段也比较容易学会(比如说禁言、监禁、流放)。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听话的人也比较容易。相对来说,真话文化的实现成本要高的多。


听话文化的另一个优势是,如果一号位比较英明,能迅速放大听话文化的优点。尤其在公司比较小的时候,“听话文化”使得一个公司可以决策迅速,动作敏捷。很多公司在幼年的时候靠听话文化活出来了,之后就路径依赖了。


还有一个加持因素,如果这个公司从事的是不需要太多技术创新的行业的话,听话文化+英明的一号位+大赛道,就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世界级的老板和富豪。


这样的“听话文化”,肯定能打赢一个做得比较一般的“真话文化”。比如,那种只追求自我表达、自由散漫、无法决策、不爱干活、不学无术的“真话文化”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


以上这些都是“听话文化”还能广泛、长期存在的一些原因。


不过,“听话文化”的致命软肋是:要想搞点技术创新的东西会比较挑战。另外一个软肋是:难以逃脱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的周期律。


真话文化的相对优势就是: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迭代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把技术创新当做竞争力。于是,如何建立“真话文化”就成为很多公司都面临的挑战。


企业如何建立“真话文化”?


以下七个方面的思考和建议,权作抛砖引玉。


首先就是要祛魅、去除蒙昧。“祛魅”这个说法源于马克斯·韦伯,也可以称之为“除魔、去魅、解咒、去神秘化”等。


听话文化的核心假设是有人可以全知全能,所以只要听他/她就行了;其他人想多了、说多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要想建立真话文化,一个组织首先要祛魅的是:没有全知全能的人。


另外一个需要祛魅的是:“说真话”是个组织能力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


B= F (E, P),这是社会心理学先驱库尔特·勒温的公式。B指的是behavior/行为,E指的是environment/环境/场域,P指的是personality/个性/个人特质。意思就是说,个体的行为体现取决于组织环境及个人特质,其中组织环境占比大得多(~70%)


没有这种理解,一个组织就会持续沉迷在忠臣、奸臣的争论中,而这种争论也是常见的“帝王之术”:一句“有几个奸臣”就可以让臣子们相互倾轧了。


第二,创始人/一号位要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尤其是系统思考能力。


有些一号位也有建立真话文化的意愿和价值观,但是认知能力不够,这也会导致“真话文化”难以建立。


比如,如果创始人/一号位认为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绝对正确、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于类似于“修汽车”这种机械系统问题,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可行的。但是创始人/一号位处理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类似“修汽车”这种机械系统问题(公司规模越大,复杂问题越多)


在创始人/一号位认知能力不行的情况下,每个人只能说那些创始人/一号位在当前的心情下想听的话、能听懂的话,而不是真话。


第三,建立讨论、争吵、共创的决策机制,且让组织成员看到和参与。


这样的讨论、争吵、共创决策机制可以让组织成员亲眼看到、亲自体会到: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视角的意见,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每个视角的意见、每种不同的利益诉求都有其合理性。


于是,组织成员会更深刻理解什么是“真话”:很可能是每个人都说了真话,而不是只有一两个说了真话的“忠臣”。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时颁布的《五条誓约》中的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注,这最终版之前还有几个版本,比如初期的“万机决于公论,不从一人之言”;之后的“兴列侯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这一条对于建立“真话文化”至关重要。这一条可以结构性地代偿创始人/一号位的认知能力不足的问题。


当然,讨论、争吵、共创有时会拖慢决策效率。怎么办?一方面,这种讨论、争吵、共创只应适用于重要的、复杂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赋能”,这就是下一个重要建议。


第四,赋能,教会组织成员“说真话”。


在个人层面,尤其对于组织的中高层来说,大家不是不愿意说真话,更多情况下是没能力说到点子上。


赋能什么?


一个是系统思考能力。要让组织成员认识到,对于“复杂问题”,没有绝对正确和唯一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复杂问题”?组织问题就是典型的动态复杂社会系统问题。


举个小例子,一个公司外聘高层成功率不高,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不理解“复杂问题”的人,就一定要找到唯一的答案和唯一的“坏人”,比如“干掉那个人力资源总监”。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有很多,比如一号位不靠谱、薪酬没有竞争力、高管团队关系复杂、公司的地点没有吸引力等等。


如果一个组织成员尤其是中高层成员普遍不具备系统思考能力,那么大家在决策中的一个实际的基本假设就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一定是有人在说真话,有人在说假话;有人是忠诚,有人是奸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没人说真话”。


系统思考能力是个不容易培养的能力,所以不仅要培养,还要在招聘选拔的时候就足够重视,让员工群体中有足够的系统思考能力存量。如果只是少量几个人有系统思考能力,他们会很快被清除出去。


另外一个需要重点赋能的方面:让员工学会简单直接+职业化的地沟通表达、讨论、争吵和共创。这样,员工会更有效率地说真话、更不令人讨厌地说真话。心胸再开阔的领导也不喜欢整天被刺耳的真话所考验。教会员工怎样更有效地表达,可以大大降低说真话的成本。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即使在听话文化里,赋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很多人都听不懂话。


另外一个方面是专业能力的赋能。我把它单列为一条了。因为它不仅是个赋能的问题,还有一个尊重科学、尊重专业技术的问题。


第五条,尊重专业,让专业的人参与重要的决策。很多问题,如果没有专业深度,即使有好的决策机制、有讨论争吵共创的能力,也讲不出真话,做不出相对更正确决策。


公司里管理序列的人员要善于与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决策,因为管理序列人员的主要责任就是做决策。他们如何对待专业技术、对待专业技术人士非常关键。


要想建立“真话文化”,一个组织里一定要有强大的“专业技术序列”。管理序列的很多人都有“见风使舵”的天赋。相对来说,专业技术序列人员在“说真话”方面就更“愚直”一些。所以,如果一个公司的专业技术序列被边缘化了,大家都在“官本位”,这个公司很难建立真话文化。


当然,也要注意,没有任何专家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都只能在其有钻研的领域提供专业决策意见。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谈起社会及政治问题也会“秒变蠢货”。那些百科全书式的“专家”,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骗子。所以,如何尊重专业本身就需要学习。


第六条,要持续不断建立机制、制度、流程、系统。


优秀的真话文化里不能提倡“听话”,但一定要提倡纪律。“真话文化”与“纪律文化”是可以兼容的。


“听话文化”有时会让人误认为“纪律文化”。实际上,“听话文化”看似讲纪律,实际上强调的是服从。“听话文化”绝对不是“纪律文化”,而是“纪律文化”的扭曲版。在“听话文化”中,经常是领导不讲纪律,而只要求中基层听话。这就是“听话文化”和“纪律文化”的根本区别。


在“听话文化”中,大家是以领导的面子和感受为中心的。但在“纪律文化”中,组织成员首先听得是机制、制度、流程、系统的话。换句话说,在“纪律文化”中,有一部分权力从领导个人的手上转移到了机制、制度、流程、系统中。这是一种非常关键的“赋权”。


领导们就是要把个人及集体的经验教训沉淀在机制、制度、流程、系统中。通过持续的沉淀和迭代,一个组织就从“人盯人”的状态过渡到“人盯系统,系统盯人”的状态。


第七条,发展“真高管”,打造“真高管团队”。


如果领导层都不能说真话、不善于理解复杂问题、无法有效讨论争吵和共创,这个公司怎么可能建立真话文化?


这也是首席组织官为什么在“高管团队”“高管”前面加了一个“真”字的重要原因。“真”字的意思就包括了“讲真话”:高管有讲真话的能力,高管团队有讲真话的场域,创始人/一号位有创造讲真话的场域的能力。


而很多高管团队的实际情况是:创始人/一号位听不懂话,高管说不清话,中基层插不上话,于是,只好是激情决策、揣摩、明哲保身、甩锅陷害。走着走着,只好选择“听话文化”这个“及格解”了。


一个公司对于高层人才的审美非常重要(经常体现在领导力定义上)。“真高管”必须能够平衡自由和责任,这是说真话的基础。如果没有能够平衡自由与责任、有专业能力及系统思考能力的“真高管”,即使是“纪律文化”也很容易退化为“听机制制度流程系统的话”的“免责文化”。“免责文化”是“听话文化”的另一种变形,在市场竞争中不足以长期生存。


打造真高管团队,也包括要处理“复杂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复杂关系也是“说真话”的障碍。很多创业期高管团队都有复杂关系,如果不能适时处理,也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朝“真话文化”方向进化。


总结


从个人层面,不管在什么样的恶劣组织环境下,确实会有极少数个人可以做到既听话又说真话,成为“忠臣”“能臣”的代表。


但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组织环境是成员能否说真话的主要决定因素。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听话文化”和“真话文化”是两种道路、两种选择,难以得兼。“听话文化”普遍宿命是:从“听话文化”逐步演化为“不说话文化”,再退化到“谎言文化”。


当然,一个早期是“听话文化”的公司,如果其创始人/一号位、高管团队比较英明,是可以首先将其引导、进化为“纪律文化”。然后,在“纪律文化”的基础上加上持续的赋能和赋权,“纪律文化”就可能进化为兼顾真话和纪律的“真话文化”了。


如果你选择了“真话文化”,但效果不理想,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不要怀疑,大概率是你在“纪律、赋能、赋权”方面的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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