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N.密西，译者：潘一宁、戴宁，原章节标题：《结语之“古代新加坡的城市生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生活在14世纪的新加坡是什么样的体验？城市生活有多种形态，在不同文化中，城市空间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注重宗教活动，有些强调政治体制、商业活动、生产制造、聚居区、防御工事、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农业。要想彻底了解古代城市的生活状态，就必须详细研究这座城市。对空间利用的不同侧重，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的许多极重要的生活特征相关联。
作者：约翰·N.密西
译者：潘一宁、戴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要想获得一个古代城市利用空间的完整场景非常困难。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开展系统的取样计划，需要保存相对完整的、能够反映不同生活活动类型的遗址，还需要进行艰巨繁重的考古遗物处理工作。这些遗物单独看起来可能普普通通、微不足道，但大量堆放在一起，即使是毫不起眼的陶片，可能也比任何壮观、精美的庙宇废墟或雕塑更能说明问题，更有助于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新加坡在20世纪经历了密集的开发建设，它仍然能够满足那些条件。
古代新加坡研究成果之丰硕，超出人们的预想。其中有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遗物密集分布：这座古代城市的边界似乎很清晰，其城界为新加坡河、福康宁山、史丹福路和以前的海岸线。在牛车水和勿拉士峇沙公园（现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进行的研究项目，没能找到14世纪城市超过边界的证据。这很好理解：古时，新加坡河南岸为沼泽地带（19世纪20年代被填埋造地），而史丹福路和甘榜格南之间的沼泽地在19世纪20年代令人生畏，没人敢贸然进入。
这种人口聚集，以及人类在界定清晰的地域内进行活动的情况在古代东南亚并不多见。汪大渊在14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在当时实属罕见，而且到了19世纪20年代仍屹立不倒。许多古代东南亚城市也建有防御设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易朽材料。面对强敌入侵，他们最擅长的策略不是迎战抵抗，而是弃城逃跑，这正是古代新加坡在早期东南亚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几方面特点之一，也由此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历史问题。
新加坡考古工作之所以成功，还由于这个古代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正好被19世纪的城市规划者作为公共空间保留下来。大草场、圣安德烈座堂以及福康宁属于这类开发利用的例子，而其他地方尚未开发。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地探索到这座古老城市的重要部分。假如有机会研究那些已经被破坏的古代新加坡区域，那就最好了。不过，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在残缺不全的历史标本中进行梳理和推断。在这一领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文物保护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天衣无缝。
人们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地方，是一个从沉睡的沼泽中刚刚苏醒的现代都市。新加坡缺乏历史特质，人们慨叹这是造成新加坡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但是，我们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新加坡并不是东南亚的一个年轻城市，恰恰相反，它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相比之下，吉隆坡、曼谷、内比都、金边和马尼拉都是后来很晚建立的城市。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新加坡古老历史的新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否仅令人好奇，是否仍然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古董而无助于形成这个国家的现代认同感呢？这是一些有趣的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新加坡14世纪遗址已经发掘出数十万件遗物，显然足够用来对这座古城的空间利用情况做一般性定论提供证据。每处发掘遗址都显示出独一无二的特点。
在福康宁山，山坡的上半部似乎曾经是王宫和庙宇区。半山腰是皇家工坊区，在这里发现的一些遗物极为罕见，有些甚至在可能的制造地（例如中国）都没有见过。没有找到古代君王生活的具体地点，也许是在1860年修建要塞，或在1926年修建水库，又或者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电信塔时被破坏了，也可能在此期间数度遭到破坏。
按说住在王宫里的是一位富有的国王，但在这个遗址没有发现钱币，这似乎有些怪异。但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在古代“贸易港口”模式中，国际贸易不会使用钱币来交易，自然也就不会在王宫里发现钱币。没有在福康宁发现钱币，说明那些出土的舶来品不是买来的，而是通过邦交活动获得的。山上也有可能曾经存在一座金库。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钱币就只会在一处地点被发现，而不是散落在遗址各处。也许有大量钱币堆在一起，埋在山上某处，也许已经在开发建设中销毁殆尽。
商人汪大渊描述了新加坡的商业景象，但没有提到物价和市场。我们可能无法从他的记载反证任何结论。汪大渊省略了很多情况，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情况都属于常识，无须赘述。人们可能在市场使用中国钱币购买日常用品，但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就像15世纪在马六甲进行贸易一样，按照约定俗成的兑换率进行易货交易。
国会大厦所在的地点曾经是一处商业和产业中心。在这里进行制铜生产。在此发现的大量钱币证实这里为商业区。14世纪的皇后坊地区是一处经常被浸泡的河岸，船只很可能在此装货、卸货。打进泥土的木桩可能用来支撑码头、船坞，也可能用来支撑房屋。新加坡板球俱乐部附近的大草场也是一片产业区。有证据显示，中国钱币在这里被熔融后重新铸造。不过，我们还没掌握完整证据来确认这个结论，因为我们只找到了熔融的钱币，而没有找到铸造新钱币的证据。
国会大厦在禧街对面的遗址受到严重扰动，而且面积过于狭窄，无法判断用途。在旧国会大厦，我们的判断力大打折扣，因为这里只允许进行有限的发掘。尽管如此，在这里发现并交给科学家研究的遗物是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至少发现了11个完好无损的水银瓶，以及许多同类器物的碎片。我们无法重建这些瓶罐的用途，或者解释它们为何如此密集地分布在同一个地点。不过，那里有可能进行过某种特殊活动。
在圣安德烈座堂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最有趣的特征是，所发现的遗物在分布和特性上都很不规则。这处地点有些地方能发掘到密集的14世纪遗物，而其他地方几乎一无所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地区古时候经常受到洪水侵袭。即使在今天，地下水位也只有1.5米深，而且大雨过后，地面容易积水。人们也许有意避开这些地方，因此没有发现任何遗物。尽管如此，圣安德烈座堂草场也是新加坡唯一一处幸运地发现完整遗物的地点。
福康宁在古代新加坡享有尊贵的地位，但可能也是最先被遗弃的地方。1822年，约翰·克劳福见到的废墟也许是15世纪马来人皈依伊斯兰教后遗弃的佛教寺庙。位于山坡顶端的王宫也许是在同一时期，也就是新加坡成为马六甲属地时被遗弃的。
皇后坊是古代新加坡最后被遗弃的地方。16世纪晚期的陶器确认了葡萄牙人的描述，证明这里是马六甲陷落后的一个小型贸易聚居区。加冷盆地出土了16世纪晚期的陶片，但都是在海里发现的。开发建设已经使我们无法确认此地是否曾经存在一个陆地上的聚落。
“加冷”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早期地图上，但地图上有过其他名字，如“丹戎禺”“丹那美拉”和“勿洛河”；也许那里的地下还藏着早期村庄遗迹。新加坡东北地区在16世纪也许还有人居住。1987年，在乌敏岛发现的土陶残片，与在旧柔佛时期的近代遗址发现的陶片相似。
因此，可以说，早期新加坡的空间利用是多样化的，具有专业分工。空间利用模式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这一特质说明，我们同样应该认为新加坡人口也具有多样性，具有专业分工。马来人和华人并没有分开居住，而是相伴而居。在此居住的很可能还有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族群。尚没有其他东南亚古代遗址能够提供如此精确的信息。
14世纪的新加坡到底有多少人居住？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更多遗址才能回答。只有对古老城市区域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才可能获得精确度更高的统计数据，进而估算出这里的古代居民规模。
遗憾的是，很少有东南亚古代遗址像新加坡这样进行过深入的考古研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对新加坡了如指掌。但比起这一地区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来说，新加坡做了更多的记录归档。不过，也许可以将世界其他地方的考古研究的一般性成果，与本地区其他遗址得出的具体数据进行比较。
本文摘选自《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N.密西，译者：潘一宁、戴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