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周婧,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农村的新冠感染正在一片沉默中发生。专家们原本预测春节前后才会发生的感染高峰,提前了。


因疫返乡的务工者和提早放假的学生,叠加农村年关附近频繁的红白事酒席,大大加速了感染。而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的匮乏,让农村居民只能把感染当成“感冒”应付。


全村咳嗽


12月11日,赵玲开车带父亲去隔壁村的诊所里输液。父亲60岁,今年7月份突发脑梗,身子虚弱,天气一冷病情就加重。为照顾老人,她请了一周假,回到周口市西华县址坊镇的村里。


给父亲看病的是一位65岁的退休医生,擅长治疗脑血管疾病和小儿疾病,周边几个村的人依赖他瞧病。医生给父亲开了一周的吊瓶,扎上针后,让他坐在板凳上输液。


诊所条件简陋,是一间墙皮已经脱落的土砖房,四面透风。屋内十几个看病的老人,各个裹着厚棉衣,坐成一排。等待父亲输液的两个多小时,赵玲的手和脚都冻僵了。


陪父亲输液的第五天,赵玲浑身酸痛,接着发烧至38度。起初她不以为意,以为是这几天陪诊着了凉。当天晚上,父亲也开始发烧,忽冷忽热,盖两床被子还觉得冷。


赵玲找出感冒药,吃了药很快退烧。父亲却没有好转,一整晚都在咳嗽。早上她照常带父亲去输液,告诉医生父亲感冒了,医生配了一包药,里面有鲜竹沥、阿莫西林和退烧的安乃近。赵玲已经十几年没见过安乃近这种药了,她不愿意要,“很苦,还伤胃”。医生告诉她,其他药没了,“最近发烧的人太多”。


就这一周,每天都有几十个村民涌进诊所,一位穿快递服的年轻人也在这里输液。病人的症状都一样:发烧、流鼻涕、浑身无力。这引起了赵玲的警觉——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新冠。


几天前,赵玲看见新闻里报道不再对新冠阳性患者实施集中隔离,各地取消核酸检测及行程码,紧接着,朋友圈里开始出现囤药的消息。赵玲没多想,她一直觉得农村是安全的,这三年整个县的新冠感染人数不超过十例。


赵玲在手机上搜索着新冠症状,“越看越相似。”她怀疑病毒很可能是在诊所里传开的,那位快递员或许是感染源头,“村子里有个快递中转站,人特别多。”


农村的新冠感染潮比想象中来得更快。自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放松防疫管控,全国的注意力都在一线城市人群身上,大家普遍认为,等疫情蔓延到农村,应该是春节前后。眼下,农村第一波感染潮已提前到达。


疫情政策调整的前两天,55岁的村干部刘春林还在防控一线工作。他所在的四川眉山仁寿县朝房湾村,共有800多户人家。


12月5日,村里突然出现一例阳性病例,患者是刚生完孩子的产妇。这家人在婴儿出生后的第八天,从成都回村伺候月子,等待过年。一家人被拉到县城的宾馆隔离,这天下午,刘春林去给他们测量了体温并进行消毒。


当天晚上,刘春林发烧至39度,他以为是感染了风寒,吃了一包感冒灵就睡下了。


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回村的返乡人员越来越多,不少是在成都工作的人。短短一周内,各家各户都有人开始“感冒”。刘春林打听过,很多人是因为感染新冠不愿意留在城里,想回乡里休养,“防不住,哪能不让人回家。”


种种迹象表明,农村感染潮已在春运人流前抵达,城市返乡者正是部分源头。往年,大学生寒假一般始于一月中下旬,而今年,许多高校在12月初就发布了放假通知,大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且,受疫情扩散影响,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受阻,只能提前返回农村


早在12月3日,在哈尔滨上大学的罗晨就收到学校放假的通知。他是寝室里最晚走的人,直到19日,他才抢到回江西赣州的火车票。


返乡的前两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没有因此取消行程。坐在火车上,更多症状开始出现,头疼、发冷、呼吸不畅。“我发烧了,”罗晨在家族群里说。回到远县三百山圩镇的家中两天后,罗晨的父亲也开始发烧。


在农村,更容易造成病毒传播的渠道,是年底集中进行的婚礼和葬礼。年底节日频密,婚礼和葬礼的人群聚集,为病毒提供了快速传播的契机。网络上流传着农村“全阳宴”的视频,宴会上,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吃酒,咳嗽声此起彼伏。


12月10日,何瑞的爷爷因病离世,他乘坐飞机从北京赶回邯郸奔丧。葬礼上,村里的亲戚都赶来了,一百来号人忙前忙后,大家围坐在灵堂前,葬礼宴席摆了十几桌。


席间,何瑞从村民口中得知,拥有两千多人的村子里,90%的村民“都感冒了”。何瑞所在的村子离县城很近,仅十多公里的距离。今年10月,县城爆发大规模疫情,封控了近一个月。早在11月中旬,疫情就开始蔓延到村里。


何瑞爷爷走后第七天,一家人哭着去地里上坟,当天回到家,何瑞感到胳膊和腰开始酸疼,人很疲惫,坐着休息也无法缓解。第二天,他开始发烧。


应付“感冒”


相对于一线城市面对感染高峰的局促,农村更是毫无防备。退热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长期被列为严格管控的“四类药品”,农村诊所及卫生院储备有限。在一片巨大的沉默中,农村居民只能将感染当成感冒治疗。


赵玲记得,她带父亲去诊所输液的最后一天是12月17日,扎针的护士喘着粗气,说自己前一晚发烧至39度,早上起床都困难。即便如此,她还是赶来上班了。


意识到诊所不安全,赵玲不敢再去。回家后,她让母亲带着女儿和弟媳睡一个房间,将自己单独隔离。第二天,弟媳还是出现了症状,喉咙干痒。紧接着轮到2岁半的女儿和5岁的小侄子。


家里只有常备的小孩用药,如小儿柴桂颗粒、美林和小儿感冒颗粒等,成人药只有一盒银黄颗粒。家中只剩母亲还未病倒,她跑去诊所买药,最后只拿回一包散装药,里面是阿莫西林和安乃近,并不能治疗病毒感染。


回来路上,母亲发现“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平时站在路边晒太阳、蹲在河边洗衣服的人,全都消失不见。


图 | 母亲买回来的散装药
图 | 母亲买回来的散装药


病倒后,全家人的食欲都不好。赵玲煮了一大锅白萝卜蜂蜜水,这来自她治疗感冒的经验。两年前,她怀孕时感冒了,咳得很厉害,不能吃药,喝了白萝卜蜂蜜水后,病好了。她又从网上搜来一些偏方,熬了些葱白红糖水,“据说可以祛寒”。


病中的赵玲用手机下单买了几盒咳特灵胶囊、感冒散和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到家人都陆续开始康复,药仍迟迟没有到货。不及身体完全恢复,赵玲就带女儿赶回了县城,她不愿继续留在乡下,“家里太冷,也没那么方便。”


防疫政策放开后,刘春林结束了防疫工作,回到家里养病,很快导致全家人相继感染。刘春林一家住着9口人,住在一栋两层的自建房里,女儿刘兰三年前回到村里,带着两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


刘春林在床上躺了三天,反复高烧,汗水把被子都打湿了。紧接着,妻子开始发烧、腹泻、呕吐。一开始,没人怀疑感染了新冠,直到一家人陆续出现症状。刘兰想买抗原检测试剂,跑了几家县城药店都没买到。她看了一些网络视频,了解到“病毒不会攻击肺部”,放松了警惕。她用紫苏给孩子泡澡,进行物理降温,“就当感冒治了。”


折腾了一个星期,全家人开始好转,就在刘兰以为即将熬过去时,在成都工作的丈夫回到村里,她和小孩再度有了症状。这一次,她持续两天发高烧,浑身酸痛,“连指甲缝都疼”,情绪也跌到谷底。


经历两轮不明感染后,刘兰才意识到自己对病毒缺乏认知。她决定听从长辈的建议,每天用艾草把房间熏一遍进行消毒,即使在屋内也戴着口罩。


药物短缺,医疗知识欠缺的村民开始琢磨一些“偏方”。他们基于治疗感冒的经验以及对“消毒”的朴素认知,展开自救。与此同时,农村不断出现村民扎堆输液的现象,这一度引起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士的担忧。黄石市卫健委于12月23日发布紧急通知:村卫生室不得滥用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非必要不输液。


家住泉州惠安县螺阳镇梧宅村的46岁村民李贵秀,于12月15日到隔壁村吃酒席,当天晚上,就感到嗓子干疼。李贵秀的小女儿是在读的医学生,她为母亲测了抗原,显示是阳性。李贵秀吓坏了,担心周围人说闲话,让女儿“不要到处乱说。”


村里病倒的人越来越多,李贵秀所在的微信群里,当地妇女七嘴八舌猜测着这波传染的源头,很可能是“几日前从宜昌务工返乡的一个闺女。”李贵秀担心自己也成为被讨论的对象,迫切希望能尽快治愈。慌乱下,她想尽了办法。


李贵秀家里并不缺药,防疫政策刚放开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女儿就提醒她去买了药,当时诊所还有布洛芬卖。发烧的第一天,她吃了一颗布洛芬。感到身体仍然虚弱,她想到自己在院子里种植的一种草药——黑面将军(又称脆叶马兰)。她摘下几片叶子,开始熬制药汤,声称有润喉的效果。


那几天,李贵秀一直在捣弄草药,甚至翻出以前亲戚送的“五条筋草”,还分享到家族群里,说多喝草药可以治嗓子。


生死由命


这个冬天,51岁的党根虎独自一人守在老母亲床前,祈求90岁的母亲能挺过这个难关。


母亲患有哮喘,冬天吸入冷空气后,一直剧烈地咳嗽。11月底,他带着母亲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后又辗转到区里的医院。母亲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没治好,却感染上新冠。


几乎在同一时间,党根虎也病了。前两天,他感到嗓子疼,喝水都咽不下去,只好去镇卫生院打了三天的消炎针。诊所挤满了人,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都是发烧的症状,医生也是。12月23日,考虑到医院到处都是发热病人,党根虎将母亲接回家中。


党根虎的家在陕西商洛夜村镇口前村,住着村里条件最差的砖房,家中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天冷后,他买来两台电暖器,放在母亲床边,从早到晚地开着。


感染新冠后,母亲的身体更虚弱了,身子都是软的,终日躺在床上,眼睛眯成一条缝,连被子都拉不动。最难熬的是晚上,母亲开始咳黑血,有时还喘不上气,党根虎怀疑病毒已经侵入她的肺部。


为了让母亲好受一些,党根虎频繁喂她喝水,往她口中喷些消炎喷雾。每天晚上,党根虎睡不足两个小时,他得时刻关注母亲的情况。


党根虎所在的村子有两千多人口,几乎有一半人感染了,“人人都说是感冒。”村里的老人大多60来岁,症状较轻的老人还去地里干活。


党根虎至今还是个单身汉。前几年他住在县城,为小学生辅导功课,一个月能挣两千块。今年母亲病重,他回到村里日夜照料,半年里只接了一个活,为一本书校对错别字,报酬是两千块,从夏天做到冬天还未结束。


想到母亲的病情,党根虎感到心焦,家中没有任何急救设备,氧气袋也没有了氧气,速效救心丸只剩下一瓶。“看来挺不过去,”说完,党根虎陷入长久的沉默。


12月下旬,全国医疗资源最充足的北京进入重症高峰,各大医院因感染新冠出现危重症的人数快速上升,尤其以八十岁以上的患者居多。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仍鲜少危急信息报出。有人分析说,农村生活与医疗条件不足,老人寿命有限,多数都已在80岁前去世。


关于爷爷的死因,何瑞至今都不清楚。他不知道爷爷是自然老去的,还是死于新冠,只知道老人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


何瑞的爷爷去世时90岁,在当地算是高寿。老人患有高血压,引起视力下降,2019年彻底失明后,常年躺在床上,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回到村里后,何瑞发现村里每天都有老人去世。就在爷爷出殡的前一天,另一户人家刚举办完葬礼。一周后,住在隔壁的奶奶也去世了。北方冬天寒冷,流感易发,是老人生命的脆弱期。


没人会把默默去世的老人与感染联系起来,只会感叹:“熬不过去就熬不过去,这是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