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洞照、邢亚琪、傅青、李靖越、崔斯也，监制：罗屿，统筹：李靖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 谭飞：对年轻人友好的土壤，贫瘠且有害
采访：洞照
相比“推委会主席”，谭飞更愿称自己为“召集人”。除却一些文化、生活、传媒领域的《新周刊》老朋友，他还邀请到几位其他领域的新朋友参与本届新锐榜评选。
谭飞总结道，每位推委的表达都非常值得珍惜和尊重，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既有“和而不同”又“和而相同”的评选结果。“每个人的表达都得到了畅快的呈现，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有些荣誉的讨论异常激烈，甚至有推委提出候选名单之外的人选，并最终高票当选。这些观念碰撞的时刻令谭飞难忘：“大家不客套，不惧争论地讲出自己的想法，真实言说，真实表达，对新锐榜的内涵及外延作出了深刻剖析与充分体现。”
推委们对“新锐”和“年度”的理解各不相同。谭飞表示，汉语言本身存在一些可以展开阐释的模糊地带，这构成评选有价值、有趣味之处。“但是大家讲完自己的想法，最后会出现一个被认可和尊重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民主的价值，这就是投票的价值。”
基于对《新周刊》及新锐榜的熟稔和理解，谭飞认为新锐榜主要突出“锐”字，即一种在这个时代的有冲击性和独特性的表达，同时要给社会以启发，“必须划开社会的某些东西，留下痕迹，留给未来”。
至于“年度”的定义，谭飞认为，不同荣誉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年度演艺人可能看最近几年更好，因为演艺作品的问世有一定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年度城市看这一年更好，因为所有城市都是很好的，各有特色，永远有其价值，如果不限定时间维度，那真的不好选”。
对于年度演艺人，谭飞特别提到齐溪、张译和殷桃。
“齐溪之前演了很多话剧，可能很多人对她的印象是文艺电影那种气质。但是她在《奇迹·笨小孩》里完全是另一种创作和创造，包括在综艺《乘风破浪》里所展现的，确实变化挺大的。”
在谭飞眼中，张译一直是很优秀的演员，“他的表演堪称‘信达雅’，即可信度高、能达到别人无法达到的感受、传递出很多雅致的信息量”。在2022年，他的表现一如既往。
“殷桃也是一如既往地好，而且在她这个年龄达成剧集类演员奖项的大满贯，这是很难的。”谭飞说，“经过她的塑造，《人世间》里的郑娟这个角色在传统中透出了新的信息量，不仅让男性观众认可，也让可能会反感这类角色的一些年轻女性观众认可，从这一点看她非常优秀。”
在年度文化先锋的候选人中，谭飞觉得对社会冲击最大，或者说最富有时代精神的，当数梁晓声和余华。
“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不管是因为所改编的电视剧的成功，还是其他原因，它确实是出圈的，而且是出大圈的。我看到一个数据，该剧在某网站播出的时候，年轻人的比例达到40%，这是很多人完全没想到的。”
谭飞表示，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进程及几代人的道德标准，在《人世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因其真实而有意义的内容，得到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喜爱。
余华则为作家群体的“破圈”立下汗马功劳。谭飞说：“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一些娱乐奖项中，这样的变化是有冲击力的。他其实解构了很多大家对作家的想象与僵化刻板的认知，让一个写字的人进入大众领域被广泛谈论。”
谭飞指出，许多人对文化人物的认识有些后知后觉，余华的出圈就像一个提醒，“有些时候你要关注一些细节啊，他可能并不是到今年才这样，而是一直就是这么一个人”。
文化人物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和推崇的现象令谭飞欣喜，他表示：“我觉得许多阵地就应该由有文化的人占领，或者说他们的某句话能给这个社会以启发，给年轻人以鼓励，这都是好的。”
提到年度电影，谭飞表示：“电影尤其要有温度，尤其要让观众共情。我觉得这一点上推委老师们的想法几乎是一致的，对现实主义推崇、对温暖现实主义期待，也希望今后中国能有更多现实主义的好作品。”
诚然，时代精神与真实息息相关，而真实又是生活的本色。评选年度生活家时，有推委老师提名“上海团长”。
“在2022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团长’这个概念可能会在老百姓的历史中写下非常重的一笔，这个群体也体现了大家互帮互助的精神。”谭飞说，“我们的社会应该提倡这样的精神，它确实很感人。”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谭飞实录。
《新周刊》 ：本届新锐榜评选过程中，有推委认为某些作品在文艺类评选中“含量”过高，你怎么看？
谭飞：这些意见我们是很尊重的。今年的文艺类荣誉中，与电视剧《人世间》有关的候选人很多，很多推委老师认为它是有新意的，旧里有新。它被指老套大概率是因为戏里有苦情的、煽情的成分，我觉得苦情和煽情可能并不是中国人的原罪，因为中国人在某些特殊的年代确实是苦情的。真实的苦情是需要面对的，不能一说到苦情就觉得有问题。
《新周刊》 ：你觉得2022年有没有哪个事件或者哪个行业，是比较值得讨论和关注的，或是在2023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出人意料的表现？
谭飞：我还是关注年轻人的就业。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可能是这个社会极为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一个晴雨表。如果我们不帮年轻人解决好未来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时代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的失职。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年轻人应该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软肋，我们要保护这样的软肋。我希望每个人多关注年轻人的想法，了解他们面对的困境，给他们创造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永远是国家的未来，永远是真正的“新锐”。
《新周刊》 ：你觉得近两年年轻人境遇如何？
谭飞：我在两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看到很多刚毕业或失业的年轻演员，他们找不到机会，只能在综艺节目中先露个脸，希望有片方或平台能看到。同时，很多年轻人本科毕业后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只能去考研究生、公务员，还有一些选择了自主创业。这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选择更多元化了，但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危机：如果年轻人没有前途，那这个国家也会没有前途。所以还是要创造一个让年轻人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工作、更好地表达的世界。此外，我觉得中老年人要对年轻人更加友好，因为对年轻人不友好的土壤是贫瘠的，甚至是有害的，历史规律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善待年轻人。
2. 管清友：2022年是分化的一年
采访：邢亚琪
2022年，政经界的每一次动荡都关乎每一个普通人。微观层面，村镇银行爆雷等事件的出现，让不少人对投资产生怀疑；宏观层面，俄乌冲突爆发、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愈加明显。这些微观和宏观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普通人？普通人是否还有投资的必要？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和潜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管清友实录。
《新周刊》 ：你曾在年初提到2022年将是分化的一年，时至年尾，你是否还会用“分化”形容这一年？
管清友：2022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是分化的，这种分化是一种长期现象，未来仍会存在。
整体来看，今年全球政经格局分化的表现主要有几点：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其内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目前还无法被有效总结；另一方面，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为标志，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越来越显性化，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非战争年代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释放了一个并不积极的信号；再者，中美关系发生质变，大国在全球经济的治理、金融的治理以及热点问题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美联储加息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也因此越来越大。
在未来一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上述表现有可能会继续深化，届时分化将表现出几大特点，即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经济波动更加剧烈，金融市场的动荡更加频繁，地缘政治事件可能会更加多样，军事冲突的概率也会增加。
《新周刊》 ：你如何看待今年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我们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管清友：今年施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正在尝试消除合成谬误的问题，公共卫生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力求使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有机结合起来。短期内，这种调整是我们仍要不断尝试的。
长期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升级转型，中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在这个十分惨烈的过程中，一些企业注定会被市场淘汰，一些新的产业、机构也会纷纷涌现。要解决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不能出现偏废，即不仅要看到新旧动能在转换，也要看到新的动能还无法完全应对旧动能衰退所带来的压力。我们不能太想当然，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打压传统动能，也要不断注入新动能。
《新周刊》 ：今年出现了村镇银行爆雷、房贷利率下调等热点金融事件，你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出现？
管清友：村镇银行爆雷主要体现了监管上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多机构都会出现的情况，虽然其发生的概率在增加，但中小储蓄户不用过分担心。一方面，这类事件传染性强、影响大，往往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处置；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在提升，这些事件的出现不会改变大态势。
房贷利率下调则是国家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鼓励需求的一种措施，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强化监管准备、落实“房住不炒”等大政策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出现了次生问题。这不意味着大政策方针是错误的，而是说明无论是金融还是地产，其本质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运动或者线性运动，它是生物学运动，或者说非线性运动，我们不能用牛顿力学时代的思路去解决爱因斯坦相对论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总结的。
《新周刊》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触顶了吗？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管清友：整体而言，消费、出口、投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始终未到达增长最高点，我们增长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我们可通过多种方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过去中国取得经济奇迹的共识性经验，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在于消费，当然，消费不光是实物的，还包括文化消费、服务消费等，它关乎各行各业。为促进消费，我们需要尽快优化公共卫生政策，稳定预期、稳定信心，建立社保制度，然后兜住民生底线，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切实地解决减税、降费、降低负担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一言以蔽之，重启消费就要有钱、有信心，然后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新周刊》 ：未来，普通人是否还有投资的必要？
管清友：新的一年，普通人是否还有必要投资不能笼而统之。在大部分普通人看来，投资不仅是B选项，同时也可能是亏钱最快的方式。投资就像丛林冒险，我们作为旅行者，在进入丛林前一定要系统评估自己是“青铜”还是“王者”，但很多人往往会误估自己的段位。还有些原本生活在丛林边缘的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试探性地向丛林内部推进无伤大雅，但危险往往潜伏其中。
可以说，每个进入丛林的人无一不想有所收获，但真正能在丛林中生存下来的，一定是那些具备专业冒险知识、配备有专业工具，同时还具有良好体魄的人。在金融知识储备量贫乏的情况下，“有钱就投资”其实不是投资，而是“当韭菜”。
3. 黄珂：享受美食，快乐最重要
《新周刊》： 今年你开门迎客的次数多吗？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黄门宴”？
黄珂：因为疫情，今年来家就餐的朋友少了很多，但每一个到访的朋友都会分享新的内容。不久前，一位研究核废料处理的朋友到家中做客，他详细讲述了核废料处理的流程和所需材料等，这些知识是我之前很少接触的。于我而言，和不同的朋友打交道，获知不同人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是美食交友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想与亲朋好友分享好吃的、珍稀的食材似乎是我们这代人身上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大家都把食物共享看成一件幸福的事。当然，这也是我国由来已久的良好传统。我隐隐约约觉得，与原本陌生的人产生联系、成为朋友，和我小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过着物资匮乏的生活，能够吃饱饭，已经足以让多数人感到幸福。记忆中，我上幼儿园时会在午餐得到一碟很小的蚕豆，在家则只能吃到一点粮食，这点粮食还是家人尽量节省出来给小孩的，父亲和哥哥则经常用红薯叶蘸酱油果腹。过年最让人开心，因为积攒了一年的美味被端上年夜饭的餐桌，供大家享用。小时候，家里过年一定有鱼和猪腰——鱼寓意年年有余，猪腰又名“肾脏”，期待来年有所“剩”，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博个好彩头。如今，鱼和猪腰仍是我们家过年的必备菜品。
《新周刊》 ：作为来京定居的重庆人，你是否会特意寻找重庆菜馆，寻味家乡？
黄珂：今年是我从重庆来北京定居的第39年。过去39年间，我虽没有特意去找过重庆风味的餐馆，却积攒了一条在北京寻找正宗家乡味的经验：在各省市驻京办事处附近开办的地方风味餐馆，味道往往是最正宗的。
我不确定这些餐馆的厨师是通过何种途径成为厨师的，单就目前来看，很多人都是在后厨拜师，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成为厨师的。通过老带新的方式学习厨艺，固然能将菜品烹饪成自己想要的味道，但真正的厨师绝不单单只在乎味道。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未来的厨师都是经过学校专业培训、综合性教育成长起来的。通过这条道路成长起来的厨师，厨艺不受菜系局限，且更懂膳食营养搭配。
《新周刊》 ：现代人追求吃得健康。你如何看待这种饮食倡议？
黄珂：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与健康饮食有关的概念，少油、少糖、少盐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观念也许稍显绝对化。我曾读过一篇报道，文中提及老人食用一定的肥肉更有助延年益寿，而另一篇文章则穷尽笔墨劝阻人们食用肥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势必会培养出对肥肉态度天差地别的拥趸。我们对食物不必过分严格，只要是身体需要的，我们就没必要刻意拒绝，毕竟，享受美食应该让人倍觉喜悦。
4. 毛尖：国产剧终于不再让观众对着“豺狼”想象才貌！
采访：傅青
《24小时》是毛尖的美剧启蒙，追了整整九年，“看到杰克·鲍尔，就跟看到亲戚一样”。自从2001年迷上《24小时》开始，毛尖就变成了电视剧的热情宣传员。
在学者贺桂梅看来，毛尖和杰克·鲍尔一样，杰克·鲍尔永远奔波在脏、乱、差的时代火线前列，毛尖则始终在文化前线打游击战，做着“一线的文化清道夫”的工作。
“毛尖爱电视剧，丝毫不逊色于她爱电影、爱文学。但与爱电影、爱文学略有不同，毛尖爱电视剧不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个人爱好，也包含了某种道德心和责任感。‘道德心’和‘责任感’这样的词用来形容毛尖可能是有些矫情，但很贴切。”贺桂梅说。
作为国产剧的一名“强迫性观众”，毛尖对其始终怀有热情，并有着吞吐烂剧的巨大胃口。她曾自嘲：“喜欢看剧，是我的生理缺陷。我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浪费生命感。不过，在任何意义上来说，电视剧都还是最当代的文化形态。直接介入当代文化批评，我也算责无旁贷。而且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有意义，也希望能用非常微薄的力气推动中国电视剧。”
2022年即将过去。这一年里，毛尖又看了很多国产剧，有很多专业的看法，一如既往地犀利生猛、嬉笑怒骂、批评中有肯定、苛责中有善意。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毛尖实录。
《新周刊》 ：在“天下苦丑偶久矣”的呼声下，《梦华录》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你怎么看待这部剧的服化道和视觉呈现？
毛尖：古偶剧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仙女仙男”阵容。这些年，古装男，发型整两根龙须，古装女，手里提溜一把团扇，就都出来装国色天香了。相比之下，《梦华录》的团队颜值实在良心，男队整齐好看，女队赏心悦目。江南三女主各具特色不说，东京花魁的艳色一点不输刘亦菲。这就是剧组厉害的地方了，多少偶像剧，女主的美全靠周围庸脂俗粉衬，女主的好，全靠对手邋里邋遢托，但《梦华录》连女主情敌的颜值，都是可圈可点的，连“渣男”的颜值，都是上台面的。这种颜值现实主义，不仅有效提高了整部剧的观赏价值，而且掩盖了整部剧的超现实情节。
继清朝、明朝之后，宋朝成了古装剧的新IP，类似《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大宋宫词》，虽然良莠不齐，题材各异，但宋朝的日常，尤其是官家的日常，一直是卖点。这些，你要说是流量也可以，流量本来就是电视剧的生存考量，尤其是在影视剧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今天。但年代剧的表现，不一定就能满足国人的国潮国风欲，有些“塑料风”是很连累历史的，比如《重耳传奇》这种，分分钟“辣瞎”观众。其实中国观众都能接受电视剧编造，没有夸大也没有电视剧，即便是史剧天花板《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也大量虚构和夸张，只要不浮夸就行。
今年影视剧的集体贡献，就是不再让我们对着“豺狼”想象才貌。颜值就是道德，道德就能服众。所以，你要问我怎么看这个剧，我的回答很粗暴：演员好看，同行太烂。
《新周刊》 ：今年哪些主旋律电视剧令你印象深刻？怎么看《人世间》《警察荣誉》这两部剧？
毛尖：我最喜欢《警察荣誉》。除了夏洁的母亲形象过于刻板、过于干扰，整体群戏都好赞，比《人世间》更有平常心，年轻人的戏份也没出现情感分叉，真心难得，结局不落俗套也不生硬，虽然也有牵强处，但作为风俗剧，太难得。《人世间》当然是大戏，基本包揽年度所有奖项，周家三子，基本代表中国三个传统、三条道路，但我还是觉得，此剧的历史抒情语法太老套，虽然可能正是因为这传统的老套，触动了全中国的块垒，尤其是疫情又令人如此郁闷。剧中触及的时代议题，包括干部问题，也都极为重要，可惜各种受限，不能打到根子去。但总体而言，此剧一直依赖各种伤痕推进剧情，也因此造成伤痕过密。
国产剧中呼天抢地的事件实在太多，什么时候给中国观众80集的幸福看看呢？去年热播的《乔家的儿女》也是，要是剧末能留着他们的混蛋爹，让他得享天年多好。《人世间》也显示了国产剧的另外一个通病，那就是肆意拔高主人公。为了表现女主郑娟的崇高，让她的朋友跟她要房子。为了让一个人“圣母”，“婊”了周围一圈人。这种结构没道理的，大家在一个环境下长出来，郑娟的崇高这么脱域，就完全是编导的意志了。当然，《人世间》依然值得看。你能感觉到此剧每个人都很认真，编剧也好，导演也好，都非常用心，所有的表演，也都有一种紧张感在里面，不像很多剧就完全是换换衣服、聊聊天。
《新周刊》 ：2022年，最激发你吐槽欲的是哪几部剧？哪些剧高开低走了？
毛尖：《东八区的先生们》，看了一集就知道是烂剧，从头到尾的槽点，可算年度吐槽值最高剧了。当然，我这么说，不完全是贬义。有些影视剧，四平八稳，像上个月看的《扫黑行动》，连吐槽欲望都没有。至于说高开低走，这是国产剧的基本面。
5. 马岩松：中东热土与受挫的城市理想
《新周刊》 ：今年中国的城市也推出了很多政策和规划，比如500米的“限高令”、北京要保护中轴线、争相提出建立公园城市等。这算不算一种构建城市理想的过程？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马岩松：因为中国很大，许多涉及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的事情仍然需要从很多维度去考量。
比如“限高”对不同的城市很难一概而论。500米对上海来说是一种限制，但在中小城市，土地的价值还没到那么高的时候，没必要建高楼。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penthouse就等于一栋楼”，因为土地昂贵，建筑不得不建得又细又高，如果从使用率和能耗来考虑，其实很不经济，但这在纽约有成立的理由。
兴建公园的前提是周边有生活区。如果许多公园很远、面积巨大、使用率很低、人也不多，还要开车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我觉得这类建设还是要把“人怎么生活”放在核心的位置。所以涉及城市的规划还是得有讨论，然后大家去沟通或者去商讨出可能更科学的方法。我觉得超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不应该都一样。
《新周刊》 ：2022年之后，建筑的语境会改变吗？
马岩松：以往的建筑理想都是打破边界，但是2022年这个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受挫了。比如现在要设计一个新建筑，甲方会问：以后如果再有大的流行病应该怎么办？这栋建筑会有相应的区隔功能吗？
即使没有甲方提出，我认为很多设计师也开始会自我审查。相对之前向往自由、开放、平等的城市空间，我认为这是一种退步。之前的城市因为功能风格特别清晰，建筑师们都想去革新和打破，也一直处在斗争的路上，但现在已经无法在之前的语境上讨论。
城市里清晰的区隔，不应该拥有正当性。从住宅的案例来说，原来的小区就是全封闭的，住建部也曾提出过要打开围墙、拥有街区公共空间的想法。城市中公园、广场和更多的公共空间也需要有一个逐步打开的进程，但现在这样的进程就会放缓，甚至重新开始。
其实城市的理想是一个长期恒定的方向。城市建设应该回应更长尺度上的时间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科学意识、公共意识等会跟着起来，社区感才能建立，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2022年，很多人从心理上觉得被限制住了，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被分隔了，相比城市和建筑的打开，个体也需要有强烈的打破边界的意识。
《新周刊》 ：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你觉得2022年的年度建筑事件是什么？
马岩松：年度建筑事件应该是沙特要在一片沙漠中建造一片“长城”：THE LINE，一个200多公里长、能住进100多万名居民的科幻城市。
在收到THE LINE的设计邀约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项目不真实，因为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但是沙特气魄够大，已经邀请了不同建筑师去设计，好多大师都在做，有一种很想在地球上留下一笔的感觉。
中东现在是建筑热土。行业内有个笑话说，现在全世界的建筑大师们，只要没有中东项目，他们都会倒下。因为美国没项目了，欧洲没项目了，中国的城市建设也趋于平缓，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建筑都是中东的项目。但欧美的建筑师还怀着观望态度，因为中东的本土文化与欧美主流文化还存在着冲突，而他们又不得不学会给别人工作，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打破边界的主观愿望在这里也很重要。
6. 谭维维：华语乐坛一时半会儿应该毁不了
采访：傅青
2022年5月，谭维维发表了一首名为《但求疼》的新歌。倘若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能会嗅到一丝戏谑和决绝的味道。实际上，“但求疼”是一句四川方言，意为“没关系、无所谓、不重要”。
所谓“但求疼”，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力敌千钧。这似乎是对谭维维多年音乐生涯的一个举重若轻的注脚，其中有她从犹疑到坚定的无畏、从拧巴到放松的舒展，稍作咂摸便会懂得，她求的是绝不麻木、绝不异化，求的是肆意洒脱、浴火重生。
我们不妨用“但求疼”的态度，来审视2022年的华语乐坛。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短视频平台推出的一首首“洗脑神曲”，似乎早已瓜分掉人们绝大多数的注意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全民音乐鉴赏力。年初，虎嗅一则名为《神曲血洗华语乐坛》的视频，更是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
不过，在谭维维看来，这些“神曲”如同短暂麻痹大脑的止痛药，很有用，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应该清楚，“止痛药”无法给人真正的养分，必须要拿出更好的东西，要鞭策自己变得更强。
谭维维身体力行，将民族音乐视作创作根基，在非遗文化传承中汲取灵感，把“华阴老腔”与摇滚完美结合，演绎出经典而震撼的音乐现场。在专辑《3811》中，她更是着眼社会议题，用11首歌呈现11种女性形象，不断拓宽音乐的维度。“很多独立音乐人仍带着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创作。”谭维维说。
回望2022年的华语乐坛，多场线上演唱会掀起流行音乐的“回忆杀”，人们开始通过老歌找寻曾经的情感记忆，这便是经典的力量。正如谭维维所言，“所有能打动人、唤起人们共情的作品，肯定都具备人类某种共通的情感记忆”，而这些，全都是15秒“洗脑神曲”力所不及的。
或许，我们不该太过悲观。“华语乐坛一时半会儿应该毁不了！”谭维维说。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谭维维实录。
《新周刊》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2022年歌单吗？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专辑或单曲？你最欣赏谁的音乐态度？
谭维维：我的歌单比较复古，Muse乐队、Pink Floyd这些都是常听常新。还有就是FKA twigs的CAPRISONGS、Shamir的Heterosexuality、NewDad的Banshee、Beyoncé的RENAISSANCE，这些都是2022年的新专辑。我有时甚至会听一些纯音乐，以及音乐剧专辑，印象最深的还是Muse乐队和《悲惨世界》音乐剧的专辑。嗯，我欣赏崔健老师做音乐的态度。
《新周刊》 ：2022年华语乐坛的关键词是什么？今年中国音乐行业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有哪些变与不变？
谭维维：关键词我想应该是怀旧和经典。因为在疫情下很多行业以及整个音乐行业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大家通过老歌去找寻自己的情感记忆，同时也不乏有些独立音乐人，带着人文关怀的责任感，以继续不断的创作来温暖人心。我觉得变化是，因为在当下整个社会发展以及疫情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变大，这样会激发出更多具有责任感的好作品；不变的，永远是音乐人对音乐力量的坚信。
《新周刊》 ：在未来，你个人的音乐创作会着眼哪些方面？
谭维维：从创作上来讲，肯定还是要跟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走，方向上可能会深入一些民族、民间的生活，从中找到创作的根基。
《新周刊》 ：今年，多场线上演唱会掀起流行音乐“回忆杀”。在你看来，那些广为流传的怀旧金曲具备哪些特质？
谭维维：所有能打动人、唤起人们共情的作品，肯定都具备人类某种共通的情感记忆。
《新周刊》 ：你如何看待短视频“神曲”？这些“神曲”催生出全新的音乐创作流程与模式，并逐渐规模化与工业化，与唱片时代有何异同？“神曲”会毁了华语乐坛吗？
谭维维：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碎片化信息的时代，不仅仅是音乐，还有文字、影像等。因为生活、工作的压力，让大家需要这种快速获得的释放、解压的短视频、“神曲”来暂时缓解当下的情绪压力，对于这样的诉求，不得不说这是很有效的方法，有些时候就跟吃止痛药一样，短暂地麻痹自己的大脑，忘记一时的辛苦。
但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应该清楚，“止痛药”无法给你真正的养分，也就是继续往前走的动力与能量，而一个好的艺术作品不但可以给人养分，还能让你充电，从而变得更好，获得朝前走的力量。华语乐坛一时半会儿应该毁不了，正因为有“神曲”的需求，那些能鼓舞人的艺术作品，才会真的有用武之地啊，同时，对作品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好事。
7. 王劲松：还是那句话，“要用作品说话”
采访：洞照
王劲松注意到，2022年国内电影票房较往年同期缩水严重，“总票房不知道能不能超过300亿元，非常惨淡”。
“在好多影院控制上座率，或者不能开门的情况下，《万里归途》能拿到10亿元以上的票房，也说明它的内容和主题能够被观众认可。”王劲松指出，“之前也有过讲海外撤侨的电影，但是风格有所不同，我觉得在人物上面这一部会更加细腻一些。”
王劲松对本片主演张译赞赏有加：“这几年，我们看到他的《鸡毛飞上天》《一秒钟》《狙击手》等一系列作品，他可能代表了当下影视行业的口碑效应。他对剧作和角色的选择，以及他自己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优秀演员具备的非常难得的品质。”
张译恰巧提名了本届新锐榜年度演艺人。王劲松在讨论时提出，倘若候选人是演员，那么不应只看某一部戏，“而是看一贯的表现”。
“因为一个作品、一个角色是有偶然性的，也许这个演员正好符合，或者他（她）正好在导演勾兑这个角色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王劲松说，“尤其是电影演员。可能导演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更大。”
2022年，尽管遭遇逆境，但仍有不少作品顽强地上马拍摄。王劲松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好多剧组在克服疫情当中的一些冲突、困难，还是在工作”。
演员是个“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职业。这一年，有的演员跟随剧组被封控近百天，有的演员因为行程码、健康宝等问题无法顺利出行。
“关键还有一个，”王劲松补充道，“你回去了以后能不能回来？如果不能回来，耽误了剧组的工作，你说这怎么办呢？也都是问题。”
因为工作，王劲松几乎每年必到横店；因为喜欢饮茶，他在离横店不远的义乌结识了一群茶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茶友们告诉王劲松，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义乌人依然在生产。“这个是你想象不到的，他们一直在想尽办法，让生产、让自己不要停滞下来，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办法，依然要把中国的商品推到全世界去。”
朝气蓬勃的义乌以及义乌人的精神，让王劲松看到中国人面对困难的一种气质：永远不会被打倒，总有一天会崛起。
眼下，王劲松正在湖南衡阳拍摄5亿元量级的电影《援军明日到达》。作为演员，他认为精耕细作地拍好每一个镜头，联合全体主创打造一个精品工程，然后让市场去接受它，便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好在我们所在的南岳区基本上没有疫情，而且电影讲述的是衡阳的真实故事，所以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宽容。”王劲松由衷表示，“这一点对我们的工作是特别有利的。”
在这个2000多人的剧组里，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踏踏实实地工作。由于战争场面众多，时常一场戏要出动几百人，“每天都很苦，在枪林弹雨当中跑来跑去”。但是，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都是“疫情当中不放弃、在坚持的人”。
“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们不但要做好防疫工作，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新锐。”王劲松说。
不拍戏的时候，王劲松比较“宅”，“看看剧本，看看电视，然后喝喝茶，准备一下自己的工作，就这点事”。此前，他看了小说《人世间》，梁晓声对改革开放以来种种变迁的体察和刻画，令他深受触动。
“在我们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便利和进步的今天，特别有必要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上一辈和上上一辈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作为观众，王劲松觉得了解父辈的苦难很有必要。
前段时间，王劲松在拍戏之余关注了张伟丽的比赛，“这次胜利说明她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加以弥补，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分析道：“只得一次可能有偶然性，但得了又失了，之后再夺回来，那就证明你在这条路上一直在走，而且一直走在前列。”
接下来，王劲松将专注拍好《援军明日到达》，然后认真地选一选手上的剧本。他说现在的自己更希望跟熟悉的班子合作，“我担心在陌生的环境里，大家不熟悉，自己会有陌生感”。
“按说不应该，都干了30多年了。”王劲松笑着说，“也许就像开车一样，越是老司机，他越是害怕，我现在有点这样，经验越多，反而顾虑越多。”
相似的班子会不会让观众觉得似曾相识，甚至审美疲劳？王劲松认为不会，“因为每个作品都不一样，它的人物关系，它的结构，都不一样”。
“演员要做的不就是这个吗？就是区分每一个角色。”王劲松说，“还是那句话，要用作品说话，别的都没有用。”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王劲松实录。
《新周刊》：影视行业整体不景气的这一年，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振奋人心的事？
王劲松：现在让我找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真的找不出来。我们剧组有回不了家的，有回去以后回不来的……都不振奋人心，但都是实际的生活状态。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一个行业，可能很多的人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大家还是比较淡定吧，还在积极地想各种办法，因为工作还是得继续。
《新周刊》：面对行业不太景气，特别是院线受冲击比较大的情况，作为演员，你会在作品的选择上更有倾向性吗？譬如考虑播出平台等因素？
王劲松：不会只考虑播出平台。我还是觉得这个时候更需要好的作品，需要一些精品。今年其实整个投资的量已经在减少，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都是在往里收缩，不仅是影视产业。
《新周刊》：你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有额外的压力吗？
王劲松：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一路发展到今天，还是有很好的趋势。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反弹起来？就像股票一样。我比较期待这个反弹的时间，因为对整个行业来说，这样的收缩是有影响的。
《新周刊》：有没有给年轻人的建议？
王劲松：行业的收缩导致很多人现在可能闲在家里，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演员，很多人会有一段时间挣不到钱。如果让我给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对这个行业的希望。“年轻人是行业的未来”指的不是几个年轻的“流量”或者明星，而是所有的年轻从业者这个整体。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不要放弃，因为影视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它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行业，我们这个行业会慢慢地好起来。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8. 许子东：文学的力量不会削减
采访：崔斯也
在参与新锐榜讨论时，许子东把“年度生活家”一票投给了“上海团长”。在他看来，上海人一向被认为精明、灵活，这种形容不乏贬义，“而‘上海团长’让人看到上海人实干、顽强的一面，一种北方人的厚重”。而这，也是许子东所理解的新时代“上海精神”。
在电视剧领域，许子东提到，《人世间》是今年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相对作家梁晓声的原著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的成就，电视剧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继承和延伸。
提到文学在当下的作用，许子东认为，无论是反映现实还是逃离现实，都是文学本身存在的意义。他认为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比有没有用更重要。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消亡，但中文不会。文学的力量，也不会削减。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许子东实录。
《新周刊》：2022年你关注了哪些作品和作家？
许子东：今年我阅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因为工作的原因，看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几部提名作品，像《潮汐图》《王能好》。除此之外，我在“看理想”做了一个节目，讲近20年的中国小说，在2022年加了一些比较新的部分，讲一些年轻的作家，像双雪涛、陈春成、路内等。
《新周刊》：看到你今年也关注了《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一个视频，你怎么看待它在今年的爆红？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的同时，又急于找出证据推翻它？
许子东：“二舅”这个视频，尽管它并不完全是非虚构，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作品、一个“中国故事”。
中国文学里，特别是小说里，有三种形象是最重要的：士、官、民。这三者的关系，在晚清文学里，我把它概括成“士见官欺民”，就是说知识分子看见官府在欺压百姓。而在现代文学里，官员这条线索淡化下去了，主要是描写知识分子怎么启蒙农民。
我认为“二舅”这个“作品”也延续了这条线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常年畅销的余华的《活着》，主人公福贵是个地主的儿子，但是他很苦、很善良。而这个小说并不是福贵第一人称在说福贵苦，也不是第三人称描写他苦，而是以第一人称对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青”讲他一生的遭遇。整个故事里，一方面写出了民众的苦，另外一方面又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关切，它并不直接批评里面的官员。
因此，《活着》能被大众接受的原因：第一，苦难总是被人同情的；第二，善良总是令人鼓舞的。
“二舅”也完全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很苦的残疾人可能并不少见，关键在于，他用一个知识青年的角度把故事讲了出来。而且讲的过程中，有意地用穷苦人的生活来治愈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我觉得很有意思。
《新周刊》：在近几年变化的环境中，你认为文学能给人带来现实层面的思考和安慰吗？还是它更多地可以作为一种逃离现实的避风港？
许子东：文学是可以高度写实、记录当下的，因为当下是会过去的，它将来就会变成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今天的疫情一定会激发未来更多现实题材的创作，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就在这三年里边谈恋爱了、结婚了或者生小孩了。这一切当然应该用文字记下来。
而另外一方面，假如你在现实中觉得很烦了、受不了了，也可以幻想一个别样的故事来解脱你的内心。文学历来有这两种作用。
《新周刊》：你觉得网络时代，信息载体发生变化后，文学以及文艺青年正在边缘化吗？
许子东：如今可能很多人不看文学期刊了，像《收获》《上海文学》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期刊受众正在变少。但是由于手机的普及，如果我们把阅读做一个广义的定义的话，你刷抖音也是阅读，刷小红书也是阅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文学青年”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
虽然如白先勇所说“中文百年内忧外患”，“内忧”是自己的各种文体，破坏中文传统的美；“外患”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外语，对中文的很多破坏。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中文的魅力总归会长存。现在的社会结构、现在的意识形态，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会消亡，但中文不会消亡。而我也不认为文学、文学青年正在变得边缘化，因为文学的力量并不会削减。
《新周刊》：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你会推荐年轻人阅读哪些文学作品？
许子东：我当然希望当代年轻人都能尽可能去阅读经典，像《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等。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什么变化，这些书对于喜欢文字的人来说，是终身有用的，它们会稳固你的三观。过些年回头来看，变化可能还会发生，与其赶潮流，不如看经典。
9. 张力奋：一个正常社会，应允许流行与严肃各得其所、彼此尊重
采访：崔斯也
在张力奋看来，中国过去两三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全面封控，大家都会有一种挫败感。因此，在讨论《新周刊》年度新锐人物时，他选择投票给俞敏洪。“依我看，俞敏洪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恰恰在他的新东方遭受挫败之后。自己淋着暴雨，仍想着为他人撑伞。中国需要挫败后的英雄与尊严。他在挫败时展示的作为与人格，对员工的担当，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体恤与慈善，在当下中国是稀缺的。” 张力奋觉得，尽管俞敏洪作为企业家的光耀已过去，但他凸现出“人”的力量与价值。
谈及新锐榜年度艺术家几位候选人，张力奋特别提及定居北京的意大利摄影家老安。上世纪80年代，老安曾在复旦留学、毕业，已在中国生活40多年，一口京片子，以记录中国为志业。对中国与世界的联结，他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存在。“回看他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影像，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世界公民’的精神。”
以下为《新周刊》对话张力奋实录。
《新周刊》：2022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新闻事件是什么？
张力奋：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动态清零”。
《新周刊》：怎么看待新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反转”情况，普通人如何辨别信息？
张力奋：“反转”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中国现象，归因于中国社交媒体在公共生活中的特殊角色。转发与流量，直接转化为民意诉求，推动或颠覆了议程设置，挑战主流媒体。网络时代，信源难辨，事实与信息核查的成本巨增，个体很难承担。但个人可多学习一些常识，比如新闻与言论的根本区别、权威信源的重要性、虚假信息的破绽，以付费支持优质内容。
《新周刊》：你认为网络时代，过量的信息摄入是有害的吗？有人说，媒介最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信息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传播工具的性质以及它有可能开创的新变革。你如何看？在你看来，这个时代中新媒体是否带来了开创性变化？
张力奋：任何东西，过量都会有害。新媒体使内容生产变成了完全的开放系统。新媒体技术既对民众赋能，也可能加害民众的认知与判断。其实，与公众的印象截然不同，目前全球最成功的“新媒体”并非原生的网络媒体，而是完成转型后的“老媒体”，如FT、《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很多创立于19世纪。没有那么多所谓“元年”，人类传播史从未断流，技术至上的激情往往使媒体误入歧途，忘了探求真知。媒体之存在，最重要的职责是公共服务，也必须活在真实的市场中。好的媒体，是理念传统、专业主义与新技术的聚合。技术仅是进化的催动力。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短视频或流行文化对传统严肃文字的冲击？
张力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流行文化。人的需求是多元的，白天与夜晚就不一样，周末与工作日不一样，不同情绪与情景更创造不同需求。一个正常社会，应允许流行与严肃各得其所、彼此尊重，串串场是好事，也是创造的活力，未尝不可。不过，短视频爆棚，有时会伤害到一个社会的语言与美育，特别是幼儿与青少年。一个有品位的社会，不能放弃生产精致、有内涵的“长内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洞照、邢亚琪、傅青、李靖越、崔斯也，监制：罗屿，统筹：李靖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