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李点,编辑:孙雅兰,头图来自:受访者提供


《阿凡达2》被视为电影业回春之作,行业破冰重启,可国内的影视人已在这几年的行业寒冬中失业、转型,风云流散。有的电影人做起了装修,有演员转行做了房产中介,过去红火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被迫转型的电影人


10月,北京气温一路攀升至40度,高淞业潜伏在一个小区的灌木丛里,每当有人从他跟前路过,他就从草丛中钻出来,镇定又诚恳地问:“请问需要装修吗?”


做装修的第一个难关是找客户,方法是在小区里蹲守看起来像刚交完房的人。这种拉客户的方法不被小区物业允许,工作人员但凡在摄像头里看到有人拉活,便会出面驱赶。


为了躲避摄像头的监控,高淞业躲进小区的灌木丛里,等有人路过才突然现身。这样原始的拉活方式效率极低,多数情况下,对方头也不回就走了。


高淞业做装修尚不熟练,他曾经是名电影从业者。在疫情的冲击下,他的电影项目再三被搁置,职业生涯眼看走到尽头。受生计所迫,他于去年4月开始从事装修。


做上装修的高淞业还未卸下一身傲气。他总觉得,自己在电影行业沉浮多年,头脑和交际手腕都不差,干装修不至于输给同行。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但凡跟人搭讪,一定要拿到联系方式;但凡拿到联系方式,一定要把客户带到样板间去。


然而转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通常情况是,他在烈日下站上一整天,从早上七点站到傍晚六点,除了被蚊虫咬一腿的包,一无所获。自打做上这份新的工作,高淞业的衣服几乎每天都会被汗水浸湿,没干几天,他的白净脸庞就被晒得黝黑脱皮。


一位常在小区遛弯的大爷,见高淞业在小区拉客总是徒劳而返,便上前劝慰:“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去找份新工作吧,这个活不能干。”他听完心里苦涩,但哪里还有其他办法。就这样苦苦支撑了一年,总共只谈下四单生意。


忙于生计的同时,高淞业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执着,他一有空就会琢磨剧本创作。刷墙或是贴地砖时,他总在脑海里思索,该如何把这些画面写进剧本里。一有灵感,他就立即用手机记下。用手机写作是他从当兵时就保持的习惯,10年来,他用手机写的小说已经超过300万字。


 图 | 高淞业参与布的地暖线
 图 | 高淞业参与布的地暖线


过去几年,高淞业目睹身边的电影人先后转行。有人干起了物业,有人从事金融保险,而他则跟随堂兄做起了装修。疫情下的电影行业,已不再能为人提供稳定的庇护。


受投资寒潮及疫情的叠加影响,电影行业正在遭受至暗时刻。企查查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相继有16.78万家影视企业悄然倒下。截至2022年12月,全国电影票房仅291亿,跌回2014年的水平。面对持续低迷的行业环境,数百万从业者的生计面临挑战,不少人为了自救选择出逃。


2019年,李科翱的电影生涯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他参与制作电影刚拍没多久,就被封控在了横店。封控下的剧组不再有收入,李科翱只能在酒店躺着。


疫情一来,横店变得格外安静,有时李科翱想提笔写点什么,但脑中浮现的全是愁苦。在横店一封就是两个月,他的吃穿用度均是来自自己的积蓄。片子拍完,他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贴了近2万元。


从横店回到上海,李科翱开始频繁去剧组面试,面试了十七个组均以失败告终。李科翱有三个孩子,父亲还患有癌症,没有了工作收入,生存的压力扑面而来。一次面试结束,李科翱回到住所,发现楼下的中介正在张贴招募物流园工人的告示,他心一横,决定去应聘。


图 | 李科翱在片场<br>
图 | 李科翱在片场


改行首先带来的是体力挑战。物流的工作从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两点,李科翱发现自己的体力远远跟不上工作要求。刚搬了几箱货物,他便累得瘫倒在货车旁。工头见状,没有表现出丝毫怜悯,愤愤地说,“干不了就别干了!”


在工友的搀扶下,李科翱站起来继续装箱,9米6的大货车装了五车,这才完成一天的任务。回到家他已浑身没劲,晕晕乎乎只想睡觉。等到凌晨两点把孩子们哄睡着,他又振作着爬起来,开始写剧本。这是他接下的一个兼职项目,一家影视公司在拒绝他的面试申请后,给了他一个网络爽剧的任务,写完将有五万元的稿酬。为了赚钱,李科翱应承下来。


在触底的行业环境下,选择坚守的从业者无疑将陷入被动的考验,他们不得不在反复的疫情中,接受无常的命运捶打。


2021年,陈盼在一个电影项目里担任副导演。5月份,一行人顺利南下,拍摄地点定在广西北海一座岛上。起初,岛上很少有人戴口罩,正当他们庆幸于难得的自由时,北海出现了疫情。那时电影刚拍完三分之一,前一天吃饭时,他们听到饭店老板说 “北海发现阳性了”,第二天,防疫人员便开始清退游客和闲杂人等,让剧组离岛。


大量游客像逃生一样挤上出岛的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小时后抵达北海,却被防疫人员告知,需要有核酸证明才可被接纳,没有核酸的乘客又被遣送回岛上。拍摄器材则被困在北海,电影无法开拍,陈盼索性认命,用手机在岛上拍起了短片。


到了后期,岛上物资告急,新鲜蔬菜尤其短缺。剧组便靠吃碳水食物为生,今天吃炒米,隔两天吃炒面,吃厌了炒面又换回炒米。就这样在岛上被困了半个月。


无法控制的坠落


2020年之前,高淞业的电影事业一直稳步上升,他从未想过疫情这只黑天鹅会打乱一切,曾经电影行业的昂扬向上让他信心满满。


光景好时,拍电影仿佛是很容易的事情。2008年,高淞业撰写的一部小说被当地电视台选中,计划拍成电影,高淞业义无反顾来到北京,从此踏入电影行业。来到北京后,他顺利成为一家影视集团的项目经理。此后,他的几部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大获成功。


最风光的时期是在2014年前后,他搭上长视频网站的东风,拍了不少网剧。那几年影视作品不需要进行复杂的报备,凭借网络点击量的付费分成,一部作品能卖好几十万元。收入最高的时候,高淞业一年就赚到300万。


钱来得容易时,花钱就变得随意。10万元一辆的摩托车,高淞业想都没想就买下了。买完就放在车库里,再也没碰过。那时他不曾想到,影视行业的繁荣光景已经进入倒计时。疫情的到来,彻底将行业打入寒冬。


2020年,高淞业将打磨多年的剧本《退伍兵》发给曾经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早年转业做电商,已经成为战友圈中的首富。融资还算顺利,战友当即决定投资500万,让他把剧本拍成电影。


自以为有了稳定的投资,高淞业辞去影视集团的工作,动身前往江西、湖南、成都、深圳等地采风。最终,他把拍摄地点选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村子里。他找来国内知名导演做影片监制,同时在北京组建了摄影团队,把预付款直接打给了对方。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似乎不会有任何差池。


高淞业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完全没把疫情的风险考虑在内,以为这不过是一段不平静的小插曲。没想到,持续三年的疫情会彻底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到了江西瑞金,剧组很快遭遇疫情,一行人被困在村子里。五月,江西的天气阴冷,大家住在山上的村屋里,房间四面透风,高淞业只能把自己裹在棉被里。村里的老人担心外人会传染病毒,不断向村长举报他们的行程,村长只好派人守着剧组,叮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困在村里的日子,时间变得无限漫长。高淞业只能在屋里呆着,再无聊就转村,把村子的犄角旮旯都转了个遍,包括稻田和菜地。他留长了胡须,决意不拍完片子绝不剃须。这一留就是半年。


随着瑞金的疫情愈发严重,村长开始频繁找高淞业谈判。迫于压力,剧组于11月7日买了回程的机票,准备放弃此次拍摄。


但高淞业内心极不愿意面对项目的失败。离开村子时,他没有打车,而是选择坐公交去机场,想着能拖一会是一会。到了机场,他也不愿进候机厅,在机场外找了一处草墩子,钻进里面躺下,一动不动。他想,此时如果接到电话说电影还能开拍,他就立即动身回去。可这通电话迟迟没有打来。


2021年3月,江西疫情逐渐好转,眼看拍摄有望,战友却在此时打来电话,表示电商生意出现断崖式下跌, 此前答应的500万拿不出来了。


高淞业只能选择走回头路。他想回到原先的单位继续工作,打了一圈电话才知道,前公司已经大批裁员,剩下的同事工资也被拦腰斩断。


这下高淞业彻底失业了。一次跟堂兄吃饭时,对方无意间提起有一份装修的工作,想请高淞业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高淞业接受不了自己的滑落。他出身于河南农村,从部队炊事班一路进军影视,成为导演、编剧,在家族看来,他是整个村子向上跃迁的楷模。如今在亲戚面前,高淞业总觉得抬不起头来,亲人也接受不了他身份的转变,这让他一时间找不到打拼的意义。


电影行业曾经的高歌猛进,曾吸引无数资本竞相涌入这个热闹非凡的领域。2016年,中国银幕数达到4万块,跃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突破600亿元,达到历史之最。万达老总王健林曾豪言壮语地说,“电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产业。”寒冬在2019年猝不及防地降临,从业者只能在仓皇的震荡中做出职业调整。


李科翱从事电影行业九年,见证了电影行业的兴衰起落。2016年,他亲身参与过电影行业的“热钱时代”,彼时网络大电影刚刚兴起,网络平台资本充足,行业门槛极低。


一夜暴富的故事频繁在李科翱身边上演,精明的投机者窥见了财富密码,把电影制作周期压缩在15天内,只为赚取视频平台的制作费。那时一部电影的制作费是50万元起步,很多公司半年拍十来部电影就能赚到几百万。


李科翱见过一个婚庆公司的“神操作”,把结婚录像剪了剪,不到60分钟,也作为电影在平台上映了。


回看当年,李科翱不甚唏嘘。疫情之下,投资电影的风险越来越大,资本见状也望而却步。近几年,李科翔参与拍摄的电影中,唯一顺利无阻的是《长津湖》。作为国家扶植的电影项目,《长津湖》拍摄期间配备有专门的核酸团队,从未受过疫情困扰。


自从去物流园工作后,李科翱始终不曾放下对电影的期待。他晚上去物流园装货卸货,白天就拿着剧本穿梭于上海各大公司拉投资。物流园的工作并非天天有,但有活时一晚好歹能赚四五百。而影视投资人却变得越来越冷淡,有时他连找30余家公司也一无所获。


2022年3月,李科翱终于等来好消息。河南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个电影项目,资方愿意投资500万,希望他能参与。李科翱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去了河南许昌。


刚到许昌没多久,李科翱收到朋友发来的致歉短信:考虑到疫情反复,去电影院的人少,许多有著名导演、明星演员参与的电影票房均不理想,资方决定暂缓投资。


电影行业的节节溃败已势不可挡,李科翱身边的电影人纷纷转行去拍短视频,一集一分钟,一共100集。李科翱也开始跟朋友拍短视频,可收入仍不足以补贴家用,光是房贷和三个孩子的午托班,以及一些零碎开销,每月就需要7000多元。


为了生活,李科翱做起了外卖员。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赶去公司拍短视频,剪完片子已是下午六点。晚上八点,他开始跑外卖,疫情期间点外卖的人少了,一天只能挣百来块。如果物流园有卸货装箱的工作,他会优先去物流园帮忙。干到凌晨两点,回家后再接着写剧本。


睡眠几乎告别了他的生活,只有每天午饭后的半小时,才能稍微眯瞪一会。


新工作的一切规则都需要重新适应,作为一名前电影人,李科翱在服务行业的贴地劳作中晕头转向。他不敢拒绝客户的要求,送外卖时,如果有人要求他帮忙买东西,他只能贴钱去买,哪怕因此耽误行程。拒绝客户意味着收获差评,被平台扣钱,甚至失去奖金。


一次雨天路滑,他送的外卖撒了出来,外卖送到以后,他收到了差评。他又急忙折回客户家里,恳请对方撤销差评。“大丈夫能屈能伸”,李科翱安慰自己。


曾经李科翱胸怀大志,他的梦想是拍经典电影。他学编导出身,上学时,正值第五代导演引领电影风潮的黄金时代,班里同学几乎个个斗志昂扬。早在大学时期,李科翱就拿下了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的奖项,身为教师的父亲也以他为傲。2019年,李科翱第一次做导演,是拍电视剧《家有萌娃》,后来又拍了电影《井眼》,还曾与关晓彤等当红明星合作。


图 | 李科翱正在拍摄电影<br>
图 | 李科翱正在拍摄电影


如今,最初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生活的窘迫却近在眼前。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到李科翱肩上,“缺钱”才是他奋斗拼搏的最大动力。


陈盼没有像高淞业和李科翱那样,直接做出转型的选择。然而,坚守在这个日益下滑的行业,等待她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明天。


疫情来临前,从法国学成归来的陈盼,开始进入国内电影行业。2019年年末,她申请了一个去纽约驻留项目,申请大概率会成功。与此同时,她的剧本被一个金融界的投资人看中,制片人把好消息告诉陈盼,“我们有钱了,电影可以拍了!”她们立即着手筹备,准备在次年夏天把电影拍出来。


好运随即被定格在起航之前。年末,纽约驻留项目传来噩耗——因为疫情,项目取消。紧接着,资方在年后告知:因为疫情严重,投资暂缓。


陈盼只好做起了自由职业者,先后在798艺术园区和剧场找了两份工作,期间都因疫情时断时续。拍电影变成了兼职。一次,她接到一个去内蒙古拍摄的项目,原本预计只需要4天就可以完成,她没有带电脑,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没收,就出发了。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拍摄结束后,一行人从巴彦淖尔去呼和浩特搭乘飞机的途中,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弹窗了。出租车司机收到巴彦淖尔封城的消息后叫苦不迭,“送完你们,我就回不了家了!”没过多久,呼和浩特也传来封城的消息。


拍摄团队被卡在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公路上,四周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石和草原。最终,司机走了一条鲜有人走的野路,才把他们带到呼和浩特机场。


图 | 出租车停在野路上,等待接应<br>
图 | 出租车停在野路上,等待接应


为了养码回北京,陈盼去了南京,又在南京遭到封控。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后,北京却疫情不断,她所在的社区几度被封控。


事业长久看不到转机,随时被不确定性的阴影笼罩着,陈盼只能待在家里看书。每天一醒来她就捧起书本,一直看到临睡前。她不敢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否则就会深陷现实中的遭遇无法自拔。


图 |  南京隔离酒店的走廊
图 |  南京隔离酒店的走廊


迟迟等不到的春天


疫情之下,高淞业的新生计也风雨飘摇。为了争抢生意,各家装修公司打起了价格战,高淞业一度将吊顶的要价压缩在81元/平方米,最终却敌不过别的公司将价格压得更低。


利润压薄之后,高淞业的日子变得愈加艰难。妻子让高淞业为孩子准备5000元钱学费,高淞业一口答应了,转身却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借了一圈也没借到,他这才发现大家都很困难。


高淞业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混到这个地步。小时候他学习好,但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上学,他想着等自己有了孩子,绝不能在学费上亏待孩子。可辛苦努力了30年,到头来还是拿不出学费。走投无路之际,他一度想从通州大桥上跳下去。


期盼电影行业回暖,支撑着高淞业的最后一丝希望。做装修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创作剧本的习惯,以备有朝一日能重启电影生涯。


工作期间,高淞业观察到,一同干活的工人总是喜欢讲黄段子,起初,他难以放下傲气与他们“同流合污”。时间长了,他开始理解这种生活——工人们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只能逞口舌之快。放平心态后,高淞业逐渐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打工故事,并利用业余时间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剧本,取名《打工人》。


最终,这部剧本入围了吴天明创投基金。一位金华的朋友找到高淞业,表示愿意出资300万元把剧本拍成电影,“你赶快成立自己的公司,钱我立马打给你。”


今年5月,高淞业的新公司注册成功,等办公室置办一新,他也买好了自己心仪的老板桌,再次去联系投资人,发现对方已经杳无音信。


三个月后,对方终于现身,他在电话里对高淞业说,“兄弟,太对不起你了。”因为公司坏账,他再也拿不出当初答应的300万。高淞业听了心里不是滋味,还安慰对方:“你也别想不开,疫情总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


如今,高淞业开始在朋友圈接私活,制片人、编剧、客串演员,什么都接。他等待着疫情好转,那些疫情之前拍完的电影,都在排队等着上映,只等市场恢复秩序,或许他的春天就来了。


一次次的挫败后,高淞业练就了平和的心态,即便跌到谷底也不气馁。他总是想起做装修的堂哥,一次,他们刚把一套房子装好,准备下班,堂哥见地板上还有一块瓷粉,便蹲下身来,用手将瓷粉抠下来,再用抹布把房间擦干净。


堂哥来北京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但干起活还像刚入行时的认真模样。见到这一幕,高淞业不由湿了眼眶。他希望成为堂哥那样的人,不论生活走入何种境地,依然有从零开始的决心。


跌落谷底的电影人,依然没有放弃对电影行业复苏的期待,他们不甘心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盼望能重新找回自己在职场的位置。然而时至今日,电影行业的反弹依然缓慢,谁也不敢贸然乐观,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漫长的蛰伏期。


今年10月,李科翱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刻。他的信用卡已经欠款13万,在外还欠着朋友的钱。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病情加重,每天打工之余,他还要去医院探望父亲。


日子难熬时,妻子总跟李科翱抱怨,李科翱也不说话,只是听着。一度,抱怨几乎要演变成离婚,最后被丈母娘劝和了。李科翱握着妻子的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会让你输的。”


最后一根稻草悬在李科翱头上,似断非断,他安慰自己,“只要我不死,总会有翻身的时候。”


希望似乎开始闪现。一位投资人在公司业绩回暖后找到李科翱,表示愿意投资60万给李科翱做短剧。过去一年,李科翱前后数十次找这位投资人拉赞助,不知是出于对李科翱的同情,还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立场,他最终决定投资。


在为数不多成眠的晚上,李科翱总是梦到自己在拍电影。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他想把一根根似断非断的稻草记录下来,作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见证。


面对无法把控的现实困境,陈盼尝试去调整自我的心境。她想起被困在北海岛上的时候,因为突发荨麻疹体验过的濒死感受,突然看开了,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事业并不是唯一值得奋斗的目标,她已经学会放下执着。


*为保护隐私,高淞业、陈盼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李点,编辑:孙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