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矛如,责编:张希蓓,原文标题:《法国vs摩洛哥历史之战,撕裂并未发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历史性”(historique)是周三法国报章上最容易读到的词语之一。


随着“蓝队”(Les Bleus)以2:0击败摩洛哥,进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法国国家队创造了历史:在男足世界杯92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五次有卫冕冠军二度进入决赛,上一次有此成绩的还是1998年的巴西。而法国若在本周日再度捧得大力神杯,还将成为史上第三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此前两次分别是1938年(意大利)和1962年(巴西)


不过,比起传统强队法国,这场比赛中更引人瞩目的当属绿茵场另一侧的红色球衣:这是史上首次有非洲球队打入世界杯半决赛。比赛过程中,“阿特拉斯雄狮”们在法国门前几度制造的惊险场面,也传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摩洛哥距离杀进决赛并不十分遥远,而此前相对缺少国际关注的非洲足球则正在悄然崛起。


同时具有非洲国家、法国前殖民地和穆斯林国家三重身份的摩洛哥在足坛的耀眼上升,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不少历史隐喻的意味:在地中海两岸,都不乏媒体和公众舆论将摩洛哥在小组赛中击败比利时、又在淘汰赛阶段先后击败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绩,讲成一个殖民地人民反击欧洲前殖民帝国的励志故事。只是可惜,这个光辉的故事没能在曾于1912年至1956年以“保护国”名义统治摩洛哥的法国面前得到延续。


更谙熟史书的好事者则指出,摩洛哥战胜西葡、但最终败给法国的剧情,宛如重演了公元8世纪初的情节:其时,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倭马亚王朝军队跨过海峡,击溃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国,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但于公元732年在普瓦提埃(Poitiers)败于查理·马特宫相指挥的法兰克王国军队之手,从此退回比利牛斯山以南。至今,普瓦提埃战役仍然在法兰西民族的建国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伊斯兰教在世俗社会中的位置日益挑动法国人敏感神经的今天,“法兰克人在穆斯林大军面前保卫了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叙事,也颇能唤起一些共鸣。


对于在法国的摩洛哥移民社群而言,这场比赛更是一次难得的盛会,让对摩洛哥与法国的两种情感碰撞出格外戏剧性的张力。22岁的Ismail在摩洛哥出生,在法国长大,目前在蒙彼利埃工作。他的许多亲戚从摩洛哥赶来法国,当晚在他家聚会观看这场比赛,“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他也在回复我的邮件中用了“历史性”这个词,“摩洛哥挺进四强,这就够值得我们骄傲了。”


24岁的Ibtissam在巴黎完成学业,她也提到,这场比赛“让大大小小的家庭和朋友们都聚在了一起”,“我们支持我们的狮子,我们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乐观。”


法国队够“法”吗?


周四(15日)上午,勒庞的外甥女、极右翼政治明星玛丽昂·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在欧洲1台上称,这支法国国家队的“面貌(visage,字面意义即‘脸’)是由移民的面容组成的”,未能在“本土法国人与移民法国人”之间形成“平衡”,因此不能充分代表法国。


最近几年,随着法国足球崛起趋势日益明朗,法国队的移民球员比例问题再次成为舆论争议焦点,甚至在一些种族主义评论者口中,这支肤色多样化的法国队已经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非洲球队”:球艺日精的姆巴佩的母亲为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后裔,父亲来自喀麦隆;效力于皇家马德里、本次因伤未能出战的本泽马同样是阿尔及利亚裔;另一位因伤未能出战的著名球星博格巴则是几内亚移民的后代,他的两个哥哥如今都在几内亚国家队。


法国队的多元肤色,凸显出法国成为移民国家的事实,而这本身又很大程度上是19至20世纪法国在非洲建立的庞大殖民帝国的遗产。在日渐难以阻挡的跨国移民潮面前,前述充满历史浪漫主义地将法国国家队划归“白人基督徒”阵营的宏大叙事,以肉眼可见的方式难以自圆其说。


但另一方面,法国队又绝非右翼评论者眼中那么“不法国”。本届法国队球员90%都是在法国领土出生,这一比例大致处于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的平均水平,在各种意义上都并不突出,冷嘲热讽者的心态不言自明,无非是“只有欧洲白人才是法国人”的种族偏见。


而从球队历史上看,上一支创造历史的1998年世界杯法国国家队同样汇集了法国来源多样的移民血脉:他们来自加勒比海、西非、阿尔及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地,两位在关键比赛中打进制胜球的顶级球星图拉姆与齐达内都有移民背景,其中法国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后裔,在半决赛中凭借自己的进球将法国队送进决赛的图拉姆出生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他恰恰来自一个摩洛哥移民家庭。


更为有趣的是,与法国平平无奇的外国领土出生球员比例相对比,本届世界杯上外国出生球员比例最高的队伍正是摩洛哥国家队,其26名球员中有14位出生在法国、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等多国。


摩洛哥够“摩”吗?


摩洛哥队组成的多样性,固然源自国家队多年来从海外系统性招募摩洛哥裔球员的策略,但这一策略得以奏效,本身得益于摩洛哥(以及更广义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与欧洲大陆之间向来难舍难分的历史纠葛。法国与摩洛哥的赛事,与其说是两个民族国家的激情较量,不如说恰好映衬出地中海世界的流动性:无论征战、殖民抑或商贸往来,欧洲与北非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移民迁徙从未停歇。


任何一位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的读者都会记得,片中的卡萨布兰卡并不符合刻板印象中“非洲”的模样,反倒像个典型的欧洲城市,布满咖啡馆、酒吧、餐厅、酒店等场景,处处是如同身在母国一样自在无虞的“欧洲人”(白人)。直至今日,摩洛哥无论城市景观亦或社会文化,皆带有强烈的欧洲印记——这正是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大举移民摩洛哥的遗产。


而具体到摩洛哥与法国之间,由于法国对摩洛哥的44年殖民统治较为短暂、相对“温和”,摩洛哥战后独立的过程亦相对和平,双方的共同记忆更易于淡化冲突的一面,而突出历史纽带的一面。这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形成强烈对比:血腥残酷的内战与族群仇杀划下的伤口,至今仍存留在法阿两国的社会意识当中,始终难以愈合。


早在一战前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就开始以有组织劳工的形式向法国移民。二战期间,不少摩洛哥人加入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抵抗步步紧逼的纳粹德国。二战结束后,随着法国进入经济繁荣的“黄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大批摩洛哥人作为劳工移民抵达法国,以满足当地的劳动力需求。1974年,法国政府在经济“滞胀”的压力下暂停劳工移民,但由于政府并未能强力遣返滞留的外国劳工,加之家庭团聚签证政策的实施,摩洛哥移民仍继续大量迁往法国,并逐渐形成了庞大而稳定的移民社群。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有超过130万来自摩洛哥的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居住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裔并列法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两大移民族群,而如果将所有摩洛哥移民的后裔均纳入统计,这一数字甚至高达670万,占到法国人口的11%。此外,西班牙有近80万摩洛哥裔移民,亦有数量从10万到40万不等的摩洛哥裔移民居住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等地。


在欧洲浓厚的足球氛围和完备的青训体系下,摩洛哥裔移民有更大可能成长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这也给他们在日后回归摩洛哥、“报效祖国”创造了机会。


诚然,摩洛哥国家队这种招徕海外球员的做法并非毫无矛盾与波澜。被中国球迷称为“野鹤”的创造性右边锋哈基姆·齐耶什(Hakim Ziyech)一度效力于荷兰国家队,但于2015年9月宣布加入摩洛哥队。当时,齐耶什表示:“我的血液不是橙色的……我的血液是红色的,就像摩洛哥国旗一样。”


然而,在荷兰出生、成长的齐耶什,说得最流畅的语言是荷兰语和柏柏尔语,后者是他与家人对话使用的语言;首次接受摩洛哥官方采访时,齐耶什讲的是英语,且他至今没有在官方采访中说过阿拉伯语。在摩洛哥国家队期间,齐耶什与两任主帅勒纳尔和哈利霍季奇先后发生激烈的矛盾,今年2月更一度宣布退出国家队,直到雷格拉吉接任教练后方才回归。


在一些评论者看来,不少海外球员选择摩洛哥国家队,至少一部分是出于有利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他们同样可以在欧洲国家的球队发展,但加入摩洛哥却会有更多机会在球场上大放异彩。


但这种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或许并不妨碍摩洛哥国家队的“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众多海外球员的存在,反而令其更为符合摩洛哥族群的跨国离散特性:这些球员并不仅仅代表一个遥远的“祖国”,他们正是出生在我们(移民)当中的一员。


当足球与移民相遇


欧洲摩洛哥裔移民对摩洛哥队的热情,此前几场比赛早已可见一斑。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多个城市,均出现了因摩洛哥球迷在街头庆祝而引发的小规模骚乱。12月10日晚,摩洛哥淘汰葡萄牙挺入半决赛,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庆祝的人群有部分点燃车辆,与警察发生冲突,多达80人被拘捕。


本次半决赛前夕,法国警方更是严阵以待,在全法增派了1万警力,其中5000人被部署在巴黎地区。尽管最终并未发生局面失控的情形,但警方的紧张心态,却也颇能说明法国人对足球的狂热,再加上在法的摩洛哥支持者数量之众,两相作用,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不算低。


在法国的摩洛哥裔移民当中,并不乏同时支持两支队伍的现象,Ismail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他出生在摩洛哥的亲朋好友们更多以支持摩洛哥队为主,这其中不仅有身为摩洛哥人的认同,同时也不乏同为穆斯林的团结感。但Ismail又补充说:“不要忘了这是体育运动,优者胜出。……不论比赛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会共同祝贺获胜者。”


巴黎街头的摩洛哥国旗 / 世界说
巴黎街头的摩洛哥国旗 / 世界说


当晚,在布满酒吧和餐厅的夏特莱(Châtelet)街区,为法国队挺进决赛而狂欢的庆祝人群当中,我也时常见到披着摩洛哥国旗的球迷同法国球迷一同歌唱、舞蹈,而预想中的不愉快并未发生。


在欧洲,足球运动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之一,在节日般的氛围中总能发挥社会粘合剂的功能。即使是在多数人对任何民族主义狂热的表露都条件反射地感到不安的德国,人们也依然能为了足球而情绪激昂地高唱起国歌。然而,当足球与移民相遇,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问题也就浮现出来。


自然,作为法国公民,在法式共和主义价值观的语境下,无论是法国队的任何一位球员,还是身为移民后裔的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比其他法国人更缺少“法国性”。正如姆巴佩在2021年所说:“我生在法国,长在法国,法国给了我一切。我在国家队每次踢球都在努力回报她。我认为我对法国的爱不需要证明。”


但移民之为移民,正在于他们一方面有一个不同于法国的“母国”可以追溯,另一方面又在法国面临着社会排斥、经济状况不佳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一“推”一“拉”之间,即使是从小在法国成长、主要说法语的北非裔法国人,也能自然生发出对地中海对岸“祖国”的向往,从而构成了一种被政治学家称为“双重认同”的现象。


Ismail说,尽管他22年都在法国长大,但他“对摩洛哥和对法国的认同感一样强”。不过,他也指出,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能真正“回到”摩洛哥长期定居,因为他们的社交圈子、工作和生活习惯都是在法国养成,以至于“摩洛哥裔法国人只有在度假时才会回摩洛哥”。


在被问到“双重认同”时,Ibtissam十分爽快地回答:“我们当然可以有两个认同,我们应该两支队伍都支持!不过,这两支球队比赛时,我支持我的母国;当法国和另一个国家比赛时,我支持法国,这是我的第二祖国。”


过去几年,由于经济、安全、社会前景等等要素的变化,法国整体民意右转趋势明显,右翼政党对主流政治的影响力也在加强。身在法国的庞大移民群体也不得不在这一浪潮中浮沉,寻求自身的发展出路。去年,法国大幅度削减了对北非国家(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签证数量,与此同时,移民话题正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舆论争议焦点。


在Ismail看来,双重认同的存在并不影响移民融入法国社会。他指出,在申请入籍时,申请者在入籍面试中就会被问到许多与适应法国社会与文化相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生活的土地的历史,参与社会生活,例如投票、分享观点、参与慈善活动、通过劳动奉献社会……”


而法国与摩洛哥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的碰撞,也正在更为感性的层面建立起地中海两岸的对话和连结,而不是冲突:法国2:0战胜摩洛哥以后,姆巴佩在推特上发出了自己与私交甚笃的俱乐部队友、摩洛哥球员哈基米的赛后拥抱照片,“不要难过,兄弟,大家都为你们骄傲,你们创造了历史。”这条推文获得了超过110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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