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叶承琪（发自新西兰奥克兰），责编：张希蓓，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6月27日，北半球“占屋运动”风暴过境的两个月后，南半球的占屋者出人意料地登上了政治新闻版面：一名俄罗斯外交官在澳大利亚法院裁定为“非法”的俄驻澳大使馆预租领土“占屋”十余天后，离开了这座废弃的建筑物。
这则多少有些无厘头的新闻发生在俄澳关系恶化之后：6月15日，作为支持乌克兰的最大非北约捐助国，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紧急立法，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裁定俄方不得在堪培拉国家议会附近的土地上建造俄罗斯驻澳大使馆。
6月18日，一名不知何时搬进该区域废弃建筑物的俄罗斯外交官引起了附近行人的注意。在俄澳关系的剑拔弩张中，这个“潜入”的“占屋者”挑起了堪培拉的神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专家唐·罗斯韦尔形容此举为“外交上的非暴力反抗”。
堪培拉或许不想让澳大利亚的“占屋文化”如此进入大众视野——在这个国家，占屋（squatting）并非完全是“强盗”“蛀虫”的代名词。40余年来，主流视线之外的人群成为穿行于城市荒林中的幽灵，无数的残垣涂鸦和纵情嘶吼中催生出各种勃勃生机的亚文化，平权和反抗都是这里的主题。
租房昂贵，社会住房短缺，流离失所的人们再利用被废弃的房屋也成为了解决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答案之一。国家愿意保护占屋者——澳大利亚法律允许“逆向占有”，即某人占有某房屋一定年限，就能合法拥有这栋房屋，即使他没有经过真正屋主的同意。
怀念者深情讲述悉尼棚户区的燃情岁月，不计其数的受害者的愤怒一点不亚于欧美国家的反占屋浪潮：长年旅居国外的澳大利亚人很难防止自己的房产被占有，除非他们离开前直接变卖房屋。
“一个伟大的、伟大的所在”
7月初，悉尼港的冬季季风吹过伍卢莫卢手指码头一排高档餐吧的水晶吊灯，也会一视同仁地光临毗邻码头旁的三层砖瓦小楼——前海军仓库the Gunnery。
郁葱的枝桠遮住了这栋方正体面的棕黄色建筑，但澳大利亚著名画家、剧作家和动画导演托比·佐茨（Toby Zoates）还记得它40年前的样子。
“很久以前，the Gunnery是艺术家、怪人、朋克、异教徒和瘾君子的天堂。”佐茨在博客中写道，“当时的它，像一座令人生畏的暗黑立体堡垒。正如许多都市传说一样，仙女、精灵、食尸鬼和女巫汇聚于此，成为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处。”
这座废弃的海军仓库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悉尼棚户区文化的标志之一。像这样尚未发霉、无人管理的房屋，在当时的悉尼并不少见。它们免费，随意进出，无人在意，可以遮风避雨，正好供不被主流社会理解、贫穷而天马行空的年轻人们容身和聚集，一片亚文化土壤酝酿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1984年出版的一本棚户区改造手册估计，当时悉尼大约有500个棚户区。
“从我1977年新年夜第一次来到悉尼时，我就开始占屋。先是在悉尼的达令赫斯特内城区，1978年搬到了皮尔蒙特棚户区，在那里住了12年。”佐茨告诉The Aither杂志，“因为不需要付租金，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画具和颜料，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在棚户区的生活也给我的绘画提供了大量的灵感。”
在棚户区的生活中，他参加过悉尼白湾的反铀游行，为游行被捕的朋友们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还画了海报。“自那次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实践：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为慈善活动画海报，和音乐家们相处，放映反抗主题的电影，例如保护妇女权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保护囚犯权利等，我也开始自己制作一些电影。”
在此期间，佐茨做了21张丝网印制海报，大部分后来被堪培拉美术馆收藏。“我的作品被达令赫斯特画廊拒绝了，所以我把整个悉尼都当做我的画廊，在街边墙上贴了数千张我的海报。1978年，我在棚户区附近贴海报的时候，一个动画制作公司的制作人经过，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接下来二十年里，我一直在做动画电影。”佐茨说道。
对于佐茨而言，悉尼街头的占屋潮就是他艺术生命的起点，他尽情享受着无人打扰的创作自由。佐茨并不缺乏同行者：在悉尼格里布城区的棚户区，女权主义活动家在一栋废弃的平房中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妇女庇护所；各种形式的艺术展品和行为艺术展示出没在建筑物中，供好奇的路人们留连；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活动家在这里组织游行和抗议；在每年的固定时间，悉尼的占屋者们会举行“占屋节”（Squatfest），他们在大楼里放映一整夜的电影并狂欢。
像佐茨一样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繁华、新潮、文化元素聚集的地段占屋，他们的纹身、涂鸦和鼻环没有被排斥。“这里什么样的占屋者都有，从普通的中年白领到流浪者，它取决于寮屋的环境、偶然性，占屋者的兴趣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艺术家和占屋者马克告诉VICE。
被访者中，不乏从棚户区成长为著名艺术家、学者、社会精英的前占屋者，他们不约而同都表现出对那段自由又野性的岁月的怀念。
但悉尼科技大学的新闻学副教授温蒂·贝肯一直记得那一天。
1973年底，澳大利亚的明媚初夏，卡车载着一群手持拆除工具的工人开进了悉尼内城区帕茨角的维多利亚街。他们和数十名警察一起，将占屋者从一排排旧排屋中驱逐出去，为即将新建的一座大住宅区腾地方。
“这非常可怕，”当时年轻的贝肯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他们使用撬棍和其他工具强行闯入寮屋，所有人都被捕了。”
另一位活动家艾伦·里斯（Allan Rees）当时住在格里布的棚屋里，他也记得那一天。“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人站在一栋三层楼的烟囱上，而一些疯狂的强拆者试图将他脚下的砖块敲掉。”里斯说。
沿着维多利亚街往上走一点，能看到达令赫斯特棚户区居民佐茨在墙上绘制的暗黑涂鸦“亲爱的，它伤害了我”以示抗议。涂鸦背景是一条高速公路，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修建才让政府下令拆除佐茨所住的寮屋。这场抗议最终以失败告终，高速公路最终还是将棚屋夷为平地。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占屋几乎成为反对建筑开发商和政府夷平部分城区的年轻活动人士的必备活动。成千上万的棚户区居民和工会成员联合起来保护寮屋，他们亲身参与到抗议推土机和大锤的活动中，通过占屋和游行和政府商人对峙。
失败的反抗者不计其数，胜利者至今仍被人铭记。2001年8月，在悉尼百老汇街，居住在该区废弃议会大楼的占屋者们成功和大楼的所有者——悉尼南区议会达成了一份协议。占屋者们获得了居住的许可，同时答应议会照顾好这些建筑物。在大楼不得不需要拆除的时候，占屋者们才会搬走。
——在此之前，市政大楼预备拆除，占屋者们被要求在2000年9月之前搬走。但他们通过不懈的奔走、宣传和游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最终逼迫悉尼南区议会妥协，和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这份屋主和占屋者之间的“君子协定”至今都被传为美谈。百老汇占屋者们还组建了一个在当时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和活动家团体SquatSpace，并在大楼里设置了一整条壮观的SquatSpace画廊，挂满了他们的作品。
艺术家和活动家彼得·斯特朗（Peter Strong）亲身经历过在百老汇90年代的地下抗议和聚会。“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伟大的所在，”斯特朗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参加了一个叫‘Ohms Not Bombs’的团体。我们的棚户区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仓库，有一次我们甚至在那里停了一整辆巴士。”
推土机的轰鸣声，一直伴随着占屋者们不知疲倦的狂想曲。80年代的主要寮屋区the Gunnery被推倒，拔地而起的是政府所有的艺术中心和昂贵的住宅区；百老汇棚屋区最终被拆除后，斯特朗和朋友们又不屈不挠地找到了一家20世纪20年代的废弃豪华电影院，在警方闯进电影院将所占屋者们赶走之前，他们在水晶吊灯下举办了很多如梦如幻的演出和聚会。
“直到今天，那家电影院还在，它还是用木板封着，里面空无一人。”斯特朗唏嘘道。
“没有人会被抛弃”
2023年，是30岁悉尼人杰克占屋的第15个年头。这个游牧民族电影制片人的儿子笑道：“这种相当自由的生活诱惑着我，也许我生来就应该过这种生活。”
如今，悉尼乃至整个澳大利亚的高房屋空置率和可住房源短缺形成的悖论，让占屋不仅是物质贫瘠者进行精神狂欢的方式，也让它成为解决澳大利亚社会问题的一个可能性。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目前，整个悉尼有超过16万套空置房屋，包括受占屋者垂青的废弃建筑物以及宁可空置也不会低价出租或售卖的地产项目。与此同时，买不到房和租不上房的人比比皆是。
巴尼·加德纳是眼看着悉尼港海边飞地米勒斯角(Millers Point)，从昔日热闹簇居着各种工人家庭的平民社区，变成了空旷华丽的联排别墅区和度假村，达到了34%的房屋空置率。
“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Airbnb买下了，它们被改造成了单人卧室。”加德纳说道。
北帕拉马塔16%的空置率更好解释——这个悉尼郊区的中心地带，三居室房价中位数高达106万美元——2022年，澳大利亚的人均GDP为39201美元，没有多少普通家庭愿意倾家荡产付这笔钱。而根据CoreLogic的数据，米勒斯角的住宅价格中位数略低于210万美元，周租金中位数为1056美元。
房价是天文数字，租金也在飞涨。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AIHW）的报告显示，2022年，澳大利亚有45.7%的低收入家庭都处于房租压力之中，连购买食物，支付取暖费和医疗费用都成了一个大问题，与2020年的29.4%相比有大幅增长。澳大利亚国立庇护所主席艾玛·格林哈尔介绍道，疫情期间民众收入的骤减和经济下行是原因之一，租金上涨是另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的是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一群人挤在一间房里，和住在大篷车里的家庭......在第一线的人告诉我们，目前无家可归者的情况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糟糕的。”格林哈尔说道。
为了减少租金压力，一些家庭会搬到租金更低的地区，这不仅牺牲了自己的上下班通勤时间，给生活造成不便，也会导致一些偏远地区房屋供不应求的情况，而中心地区则有大量房屋闲置。“一些地区房屋空置率达到了零，另一些地区却超过了10%，这令人难以置信.....健康的房屋空置率应该是3%-4%。”格林哈尔解释道。
“我们的公共住房系统和社区住房系统，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联邦政府的充足重视。租赁市场的问题也很严重，高收入者和Airbnb的动作正在推动租价上涨。”西悉尼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的住房研究员和副教授路易斯·克拉布特里-海斯说道，“很多空置的房产，如果有人在其中居住，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学习棚户区居民使用居住空间的创造性，而不是单纯给占屋者定罪。”
据AIHW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在整个澳大利亚，等候购买公共住房的名单人数超过了16万人，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超过8000户。增加的家庭普遍都处于“急需住房”的状况。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全国范围内只新建了不到4000套社会福利住房（包括公共住房和社区住房开发商出租的房产），一些州，譬如维多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社会住房总数还下降了。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2021年，悉尼33个区议会中的19个都没有达到之前定下的2016-2020年建房目标。
政府新建住房的低效远远跟不上澳大利亚民众对社会福利住房的需求。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例。该州社会住房的等待名单从2014年6月的59354人减少到2022年6月的57550人，但申请者的数量却增加了11.3%。
昆士兰州的克里斯蒂·塞佩尔，被迫从社会住房中搬出，并重新带着两个孩子住回街边的二手帐篷时，她心都要碎了。“我可以付得起每周450美元的社会住房租金，但我却租不到房子。在街边生活太危险了，我现在感觉快要崩溃了。”塞佩尔说道。
因此，澳大利亚作家罗斯·兰恩（Rose Lane）成为了占屋者的支持者。她曾经和一家占屋者成为邻居，体会到了在异常寒冷的冬日，一杯热咖啡和一张厚毛毯可以给无家可归者多大的慰藉。
“他们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腐朽建筑里，围栏似乎随时会倒塌。那户人家里住着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他们的面前摆的不是针管和毒品，而是一罐罐颜料。墙壁上画着美丽的彩虹漩涡，房间里是几个人从河边收集来的石头，卧室门上写着‘Love’。家里有一张很薄很脏的毯子，床板是泡沫做的。女人说她叫贝丝，他们都是艺术家，是一家人，‘没有人会被抛弃’。”
第二个星期，这户家庭被警方驱逐，贝丝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我对将人们赶出房主似乎并不急于居住的房子的感到愤怒。但我学法律的丈夫告诉我，如果房主知道人们住在不安全的房子里，可能会有问题。”贝丝说道。
“真的需要改变了”
在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前，占屋对于无家可归者，尤其是被迫失去住房（如从家暴家庭中逃离）的人群而言，是一根珍贵的救命稻草。因此，支持占屋者的矩阵常常会抛出类似的质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更重视私人房屋所有权，而不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安全和福祉？
对此，私人房产的所有者们也可以回答——占屋的受益者或许不总是那些不幸的无家可归者，但受害者总是房主。
以2018年的一桩著名案件为例。一个悉尼房地产开发商比尔·格托斯（Bill Gertos）通过“蹲守”在一处价值170万美元的房屋里长达19年，从一户家庭手中夺走了这栋房子。
这所房屋是这户家庭中已故长辈的遗产，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份遗产的存在。而格托斯就是简单地跳进房子里，换了锁，修理和翻新了房子，并开始对外出租，赚取不菲的租金。负责此案的法官认可了这种占屋行为，并最终裁决格托斯才是这所房屋的真正主人。2020年，他将这所房子以14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赚得盆满钵满。
62岁的莱尔·克雷菲尔德（Lyle Creffield）则不小心成为了一名“东郭先生”。这名卡布尔彻的男子和占屋者达成了2022年9月23日搬出他家车库的协议。在此之前，他允许他们免费居住。
“我之前就认识他们，他们有时会给我修剪车库前面的草坪，所以当我需要对这个地方进行施工时，我说他们可以住在那里，我每天付给他们100美元，我最后给了他们将近4000美元的工程费。”克雷菲尔德说道，“但现在，时间到了，他们却拒绝搬走。”
“我不敢再去车库了，我怕他们伤害我，警察也不管，他们说我允许占屋者免费居住，因此他们没有权限将占屋者驱逐出去。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用垃圾桶堵着门，然后将门锁上。”
尽管最后法院裁决占屋者在30天内离开克雷菲尔德的家，但克雷菲尔德仍然心有余悸：“我现在的打算是，一旦占屋者离开，就把整个房子卖掉，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允许居住在这里的人对我构成威胁，那就真的需要改变了。希望这个故事能警告其他人。”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的“逆向占有”条款，该国公民只要占据一处房产达到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合法获得房屋产权。在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这个时间为12年，而在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该期限为15年。尤其在南澳大利亚州，虽然占用房屋是非法的，但占用者如果可以证明他们在那里已经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仍然可以合法获得房屋所有权。
澳大利亚法律对占屋的默许，让长年旅居国外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提心吊胆。越来越多的法律咨询机构开始教房主如何对付占屋者。比如在获悉有人居住你的房子时，第一时间报警，控告占屋者“非法入侵”；如果报警不起作用，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依法将寮屋居民赶走，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还需要花费大量金钱。
更直接的方法是在门窗上安装一些打不开的锁和高质量的安全防护网，或者装上报警系统。
莫名其妙将自己财产拱手送人的滋味并不好受，占屋者们的不请自来更不是什么礼貌之举，因此，尽管有一部分声音呼吁占屋可以缓解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拯救一些不幸的流浪者，但官方口径仍然对这个说法慎之又慎。
昆士兰州绿党议员乔纳森·斯里兰甘纳森（Jonathan Sriranganathan）就一直在推动无家可归者的占屋行动。在一条引发争议的脸书帖子中，他批评布里斯班数千套空置的房屋，“如果这些房子被需要住房的人占用，那会好得多。”随后，他详细介绍了如何辨认可以蹲守的社区。“这些社区有大量空置房屋，你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蹲守。”
据斯里兰甘纳森事后解释，这条帖子是为了督促政府对那些宁愿让房屋空置的投资者采取行动。但布里斯班市议员瑞安·墨菲（Ryan Murphy）还是无法认同：“议员们自己发布占屋指南，这太疯狂了。”
而格林哈尔始终不愿意责怪任何一方：“能解决这一切的还是政府。我们需要彻底的租房租赁系统改革，我们需要增加民众收入以缓解他们的住房危机，我们需要政府的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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