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问题专家”王晓伟翻车了。12月17日，某自媒体受权刊登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则声明，表示“中国公民王晓伟”与该校没有任何关系，其言论与活动仅代表其个人。在同一天，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也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聘请过名为“王晓伟”的人员为中心研究员。
这么一来，王晓伟先前在公共空间展示的“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欧洲中心研究员”头衔已然不攻自破，他那一长串头衔里的其它名号恐怕也将朝不保夕。事件发生后，王晓伟本人第一时间在微信自媒体上声称自己乃是遭人陷害，也发布了自证身份的“莫斯科大学聘书”，“遭遇了境外诈骗，损失惨重，又被相关人员黑了，所以选择了报警处理”。
不过，12月21日莫大社会学系又向红星新闻回应称，王晓伟在莫大社会学系的教育经历、所取得的文凭是真实的，但他从未在该系任职，更不存在被任命为“外籍教授”的行为——可谓“真话不全说，假话全敢说”。
既然“事已至此”，公众也饶有兴趣地打量王晓伟过往的言论与活动。他所撰写的书籍（《走近普京》）原来是“不超出社论水平的拼凑之作”；他在XX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上发表的高论近似哗众取宠、大言欺世（俄乌冲突期间的一系列“权威点评”都与事实相去甚远）；至于他的那封“聘书”，究竟是自己主动骗人，还是真的被别人骗了然后将计就计自欺欺人，暂时陷入罗生门状态。
回顾历史，类似王晓伟的这种“跨国造假”现象可谓层出不穷。举凡在境外的一切学历或是履历，都可以凭借当事人的如簧巧舌抑或生花妙笔，变成影响现实世界的虚构传奇，化为文学作品里的经典掌故（诸如“克莱登大学”）。这些年来，诸如“西太平洋大学野鸡博士”“五百强员工实则为收银员”“助理教授摇身一变为副教授”的案例实在太多，公众在审丑疲劳的同时不禁要问：他们凭什么可以招摇撞骗多年，而且屡试不爽？
“跨国造假”意在欺世盗名，目的无非争名图利，其要素包括：一、留学/出国经历，这当然是真的，也容易查证；二、将在国外期间的经历添油加醋甚至是改头换面，“加工”出半真半假的虚构故事；三、回国以后利用这层涂装而来的假金箔行走江湖，用以假乱真的名声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欺世盗名，大言图利。
问题逼到这一步，其实也就变成了：“‘跨国作案’的欺世盗名者，为何屡见不鲜？”应当承认，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层因素，都对这一现象“有所贡献”。
首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已经深深植入世人的文化心理，出国俗称“镀金”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也是“大词定律”（name-dropping effect）的体现：使用一些流行的、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名词，足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很多事物本来可能只是“相异”，但一旦沾上各种“背景”的修饰语，就立即获致“高人一等”的影响力。公众也据此总结出了“头衔越长，身份越假”的定律，甚至是“精准收割韭菜，头衔越长越好”的“经验之谈”。
其次，即便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证实或者证伪一段国外经历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伪装得好无疑就更难了。这一方面加大了拆穿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会“诱发”当事人造假的意愿。
小说《围城》里虽然虚构但取材真实的情节，就有“韩学愈只是在《历史杂志》发过一则广告，但就敢在简历里写上‘曾于《历史杂志》发表文章’”“罗素只是礼貌客气地接待了一下褚慎明，嘘寒问暖也被褚某人演绎成了‘承蒙不弃，托我解决问题’”这种“三真七假”却又难以查证的桥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内围绕“诚信”（integrity）的制度建设，仍然有待完善。学历学位与头衔履历可以说是人的第二生命，构成生命权与财产权之外的完整人格权利，自然需要当事人负起诚信义务。但无疑地，目前当事人的造假成本、失败风险，都远远比不上欺世盗名的“预期收益”。
即便骗局被拆穿，他们的“损失”也比不上早已博得的滚滚利禄；“割韭菜”的种种“案例”，甚至还会以“成功秘诀”的名头在坊间广为人读（比如某些“币圈”“金融圈”的“大佬”）。即便是目前看似已经翻车的王晓伟，他本人即将面临的损失比起已有的“成功”，恐怕也是微不足道。因此，完善“诚信”这一价值体系的制度建设，方是根治“跨国造假”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