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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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我们应该能够达成以下共识：即使放开后会产生损失和代价，但新冠管控政策的放开仍然是大势所趋。

特别是在2021年底和2022年，高传播力、高免疫逃逸能力的奥密克戎变种出现之后，实现动态清零技术上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通过高强度的核酸普测，快速发现疫情苗头，在一地有几十例甚至几例社区传播时就实行高强度管控措施——频繁地启动所谓“打地鼠”模式。

姑且不论是否总是管用，这种模式无法在高流动性、高交互性的现代社会中长期持续。

二

但在疫情政策放开之后，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风险是，很多人（包括部分参与决策的人）带着一种轻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进入放开模式。事实上，美欧各国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开放模式也会面临长期、持续、严峻的挑战：

1. 在普遍接种疫苗的背景下，奥密克戎变种的重症率和病死率已经下降到和季节性流感类似的水平（一个较为乐观的估计是0.3%、0.1%）。但其传播能力远超季节性流感，感染人群基数也将会远大于季节性流感。因此，新冠病毒对整个人群健康的威胁程度、对卫生系统的压力，都远大于季节性流感。

美欧各国的数据表明，奥密克戎变种带来的住院、ICU、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之前致病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国内外多个模型模拟的结果也提示，放开后第一波感染中，数十万人级别、甚至更高的新冠死亡难以避免（当然，按照国内目前制定的新冠死亡认定标准，这些人几乎没有可能会被承认为新冠死亡）。

奥密克戎绝对不是某些专家口中的“小感冒”，我们也不应该单纯用病死率的数字来理解其威胁。

2.奥密克戎的威胁也并不仅仅是直接感染带来的威胁。

因其极强的传播力，奥密克戎势必在感染高峰时产生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这不光体现在短期内大量患者需要就医，也体现在大量医护人员会因病缺勤。更危险的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和带病工作，将进一步带动奥密克戎在医疗机构和老人照护机构中的传播，严重威胁这部分高危人群的健康，加剧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各国数据也表明，2020-2022年产生的超额死亡人数显著高于（甚至倍于）新冠直接死亡人数，原因正在于此。

3.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并不应该忽略。

最近国内某些专家的画风突变，开始趋于认定新冠不存在后遗症、或后遗症主要是心理压力过大导致，这和世界各国三年来的研究结论不符。

以美国老兵事业部的多个大规模研究为例，新冠感染（包括奥密克戎感染）能够显著提高全身各器官多种疾病（而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的发病率，显著提高患者全因死亡率。一个粗糙的估计是，新冠普遍感染之后，全社会整体医疗负担将会有10-30%的提升，且将长期持续。这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压力、各类疾病患者就医的困难、医保开支的负担会持续长期增加。

4.新冠反复感染的问题也需要警惕。

最近全社会弥漫着一种反正都要阳、早阳早好、阳了就能解脱的气氛，和美欧2020年不少年轻人搞新冠派对的心态别无二致。这本身当然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情绪，但实际上，新冠能够反复感染早已是学界共识，在奥密克戎出现后，报道的重复感染率已经突破5%（因相当部分的重复感染者无法被识别，实际数字只会更高）。

未来，在疫苗普遍接种和新冠普遍感染的背景下，能够突破现有人群免疫保护的新变种只会层出不穷，人群的重复感染将是大概率事件。特别对于新冠高危人群来说（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等），反复感染将大大提高其罹患重症的可能性。

5.不能建立“新冠越变越弱”的错误预期。

在新冠广泛传播和感染后，新冠病毒向着更强的免疫逃逸方向进化是可以预期的，但没有任何理论和实验证据，可以证明和预测新冠病毒将会向着毒力越来越弱的方向进化，这是对进化论的根本误解（trade-off进化、短视进化等模型提供了更合理全面的解释）。

在真实历史中，也绝不是每种人类病原体都在朝着毒力越来越弱的方向进化。天花病毒和脊灰病毒的毒力远超新冠病毒，但两者在数千年进化历史上并未展示出明确的毒力下降，甚至在局部时空还有毒力上升的现象。

三

从清零模式到放开模式的切换不仅仅是管或者不管、测或者不测、报道或者不报道的区别，需要有一整套准备工作的支持，才能实现平稳过渡。

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他们在2021年6月正式开启向共存模式的转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序的开放动作以实现平稳过渡，包括对疫苗的强制接种、口罩佩戴的要求、公共场所的人数限制、感染者抗原检测和居家自愈的程序等等。这些措施固然无法规避新冠感染带来的生命损失和公卫负担（新加坡也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的下降），但却帮助他们完成了疫情管控政策的软着陆。

相比之下，当下国内这些准备工作是极为欠缺的，这将会影响我们放开之后的疫情走向和结局。

过往的决定没有必要反复纠缠，但面向未来，有一些关键的准备工作是必须马上开始补课的：

1.首先需要的是重建整个社会（包括决策层和专家层）对新冠的正确认识。

在清零时期我们过度强调了新冠的威胁，而在放开后又转向过度强调新冠的无足轻重，这都会干扰我们做出充分和准确的准备。新冠不是魔鬼，但新冠的威胁也绝对不是感冒或者常规年份的季节性流感可比。我的建议是要建立机制，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汇总发布，为公众、专家、决策层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和明确预期。

2.加速疫苗接种。

各国数据都说明，奥密克戎变种的重症率和病死率下降，固然有其自身毒力下降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是疫苗广泛接种（以及既往感染形成的保护）的结果。

考虑到国内基本不存在既往感染，疫苗的接种就成为避免重症和死亡的最大依仗。但国内接种的灭活疫苗保护作用衰退很快（从香港数据可知），而国内大部分人完成接种程序已经过了1年之久，为全人群、而不仅仅是高风险人群补种一轮加强针是必要的，且应该优先推广经过临床验证的异源疫苗序贯接种。

也建议开放辉瑞/Moderna双价疫苗的进口准入，供有需要的人群使用，丰富国内的疫苗选择。

3.加速防重症药物的准备工作。

绝大多数新冠感染者确实无需特效药治疗，能在5-7天内自愈，期间只需要对症治疗即可（如补液、退烧、止咳等）。

但新冠真正的威胁是那部分更容易在感染后发展成重症的人群，包括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等。阻止新冠高危人群感染后转重症，才是阻止医疗资源耗竭、减少重症和死亡人数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尽快大量引进已经在临床试验和应用中证明能够有效预防高危人群转重症和死亡的药物，如辉瑞的Paxlovid和默沙东的Lagevrio，并为高危人群开辟线上就诊/处方通道，方便他们在症状出现早期快速获得药物，有效防止病情转重。如果国内几个类似药物取得了不错的临床试验验证，我们也应该积极纳入。

在“生命至上“面前，我们没有权利谈什么保护民族产业、限制国外药物进口；至于那些根本未经严格临床审查的“神药”，不要拿来误导民众。

另外，伴随着新冠变异株的频繁出现，过往被寄予厚望的多种中和抗体药物几乎全部失效，这方面的预先研发工作也需要继续支持。

4.重启新冠病毒监测工作。

在放开后，几乎所有地区都停止了大规模核酸检测，甚至医疗机构内部也是如此。抗原检测阳性也基本没有正式统计和汇总的渠道。

放开后，大规模人群普测确实没有必要，反而徒增感染风险，但我们仍然需要对新冠病毒做较大范围的监测和追踪。

即便是“躺平”状态下的美国，目前也还会在每天完成数十万次纳入正式统计的新冠（核酸和抗原）检测，也有百分之几的确诊病例会进行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这些信息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规律、新冠病毒的变异规律、并指导医疗系统和整个社会（例如药物储备、公共运输、快递物流等）做好提前准备。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特别要关注全新变异株、特别是那些能够突破现有免疫屏障的变异株的出现。

5.制定放开后的疫情防控方案。

放开绝不应该意味着彻底对新冠病毒和新冠疫情抱着不闻不问视而不见的态度，更不应该假设快速传播就可以快速复苏。

特别是在感染高峰时段，采取一些措施实现“压峰”，防止医疗资源在短期内迅速耗竭，仍然是非常关键的救命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应该不会激烈到清零时期的水平，但诸如减少大规模聚集性活动（包括停课）、强制戴口罩、发放抗原检测试剂并要求感染者居家自我隔离、医疗和养老机构强制抗原检测等手段，在放开之后的感染高峰中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些政策何时执行、何时退场，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防止滥用。

新冠显然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三年我们试图对它进行清零，清零无法实现以后又试图期待全面感染一轮之后可以迅速将它遗忘。很遗憾，这都不是应对新冠的正确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