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博士在读的她在申请CSC（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项目）时，把文件夹拉出来，发现“没有一个能去，因为都在美国”。
“我的专业方向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这个方向在美国最发达，研究也更前沿，做这方面的老师也最多。当时我收藏这些实验室，根本没有关注政治背景，注意力都在学术成果上”，李霖说。
目前，李霖已经放弃了短期内去美国做学术的想法，积极联系导师的她进展并不顺利，发出30多封邮件，涉及国家有英国、瑞士、丹麦、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
在李霖收到的回复里，丹麦奥胡斯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德国马普所目前都拒收CSC资助的学生。
一位老师在拒信中写道，"absolutely，maybe times change at some point."（当然，时代也许会在某个时刻改变。）
“我联系的老师中，他们中大多数对这个政策（拒收CSC）是否定的。一位德国老师回信给我说，抱歉回复晚了，因为他得知现在关于国际交换留学生的政策变了，他在后面打个括号，里面是alas(叹气)，感觉他们也很无奈”，李霖告诉《知识分子》。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逾八百万名学子跨越国界，寻求知识和合作，丰富了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创新力，助推国家命运的巨变。
“学术振荡”是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学者的共同记忆。正是这些学术先锋的远见卓识与不懈追求，创立和改造学科、引进编写教材、教学方式革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使得中国的科学体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渐完善，展现了学术探索的深度与广度。
然而，当下延续四十年的人才流动大潮正无声地关上了一扇又一扇大门，自由拥抱世界成了一段历史的特殊景观。
像李霖的名单一样，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抬高留学审查门槛，机构、大学、院系参与其中。时代浪潮反复拨弄着个人命运，学术血管正以最小的单位被切割。
有的审查以年为单位起步，也有人中途被退学
李霖遭遇的CSC项目被拒只是中国留学生出国交流遇阻的一个切面。
在《知识分子》收集的案例中，留学生们还面临因学科或者学校“敏感”无法拿到offer，也有人拿offer后无法通过签证审查，有人的审查成为无限期的等待，有人遭遇中途退学。
“据我了解，申请加拿大的签证时，安全调查甚至以一年起步，上不封顶，有人甚至等了6年都没等到”，卢波介绍，他目前在德国读博，量子计算方向，此前他的学术生涯因等待签证审查中断了两年。
这些接受访问的留学生中，他们大多接受了初步的学术培训，不少人考虑以学术为志业，但浪头迎面打来时，他们不得不在慌乱中调转方向，滑向另一个轨道和人生可能。
拿到全奖的罗真一直没能在线下见到导师，尽管他已经读了一年多的博士课程。从2020年之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因为疫情，这位直博生一直都在线上参与课程实验。
2022年1月美国放松COVID-19管制措施，各个方向的交流也逐步恢复，其他学生在前一年12月完成注册，但罗真始终未能拿到签证。他才意识到，是因为疫情之初美国颁布的“10043号总统令”。
该政策禁止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机构有关联的个人赴美学习或研究。罗真毕业的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
早在2001年5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便成为首批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高校。此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被列入其中。
2018年之后，随着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加剧，“实体清单”上的高校数量迅速增长，到2020年12月高达18所。
而“国防七子”，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比实体名单上的其他大学受到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除此之外，“两电一邮”也享受同样规格的审查。
2022年1月，罗真收到退学通知，他被告知不能继续等待，必须马上结束学业，同时，学校不会颁发学位证书，甚至还向他索要过去一年多2万多美元的学费。
在导师的据理力争后，他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没有支付学费，但也没拿到最后半年的助教助研费。
罗真最终还能收到一份硕士文凭，但还有一些中途被退学的学生，什么都没获得便遭遇遣返，仅仅蹉跎了光阴。
2023年1月的凌晨，冯展从香港转机纽约。这是她疫情三年里第一次回国，与家人匆匆团聚7天，又飞回实验室完成博士学业。
六年的留学生涯即将结束，她距离完成科研训练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她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柜台的喇叭传出声音，她被要求停止登机。机场的突然袭击，对于近些年穿越中美边境“敏感”专业的科研人员来说，堪称家常便饭。
《知识分子》访问了一些有类似“被盘查”经历的博士，一些人从行李提取处被叫到一旁盘问数小时，也有人被叫去所谓“小黑屋”。
“当然，小黑屋并不是黑色的，我去的是一间有玻璃门窗的大房间，里面有几条长椅，坐着十几个人，在里面你不许使用手机”，一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留学生告诉《知识分子》。
学生们遭遇的盘查问题大多如下：读博资金来源主要是谁提供，是否涉及政府资助，父母的职业背景，专业研究方向，导师的背景，是否涉及合作方，合作方背景，论文的合作者背景等等。
学生们的纸质文件，包括论文、笔记都会被仔细翻查。盘查者们翻阅学生电脑、手机和硬盘中的论文和资料，在字词之间找寻“可疑的证据”，并反复质询。
甚至涉及个人隐私的聊天对话、照片和论坛发言也会被审查和提问。
为了应对盘查，一些学者和学生们总结了应对经验，准备空白电脑和手机以备检查，为了逼真，时不时还登陆上去，留存些使用痕迹。
冯展并没有这样的经验，就算有彼时也无济于事。航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签证出了一些问题。她不能理解所谓的“问题”是什么，她的学生签证仍在5年有效期内。在香港机场，她反复和美国海关沟通，对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只是让她回去等待消息。
第二天，冯展收到了签证被撤销的邮件。没有检查行李，没有盘问，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个在有效期内的签证怎么会被撤销？”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经过和同样情况的学生交流和信息检索，大致才锁定为“因为本科学校在制裁清单上”。
时代的尘埃终究还是落到了冯展头上。
在过去的学术道路上，冯展并非没有感知到来自政治的挤压，但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2018年，美国收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将敏感领域（航空、机器人、先进制造等）的签证期限缩短为一年，并需要每年重新申请，此举推翻了奥巴马时代允许中国公民获得五年学生签证的政策。
而就在这一年，冯展从“国防七子”毕业，开启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幸运的是，她拿到了五年学签，躲过了政策收紧的影响。
2020年5月，“10043号总统令”的颁布，“军民融合”的指控让冯展的学弟学妹们无法辩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留学的大门关闭。
此时冯展已经身处美国，暂时逃脱了地缘政治的漩涡。即使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混乱时期，她的研究也没有中断。
按照原计划，她将在今年下半年学成回国。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继续眷顾她，甚至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仅冯展对签证撤销毫无准备，在那时（2023年年初），她在美国的博导、国际处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后来，她才发现自己并非个例，光她认识的在返美途中被撤签的就有五六个人，其中还有博士后，本科学校的背景都指向“国防七子”。
许多在美中国留学生提及耳闻与冯展类似的遭遇，他们对此的应对是，“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的几年里尽量不要回国”。
撤签发生后，冯展想过其他办法以延续在美国的学术计划，但都失败了。她实验所需要的数据必须本人在校才能使用；她也无法提前申请毕业，因为还未达到毕业标准。
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堵住，她决定退出博士项目。唯一令她感到惋惜的是未完成的课题，过去几年为之付出的激情和汗水全部白费。没能完成的原因，也并非她个人能力不济。
博士三年从她的人生中被抽出、划掉，她等了一年，选择了国内的博士项目。“我导师和北美有很多学术交流，原本也可以推荐我过去，但加拿大安调的时间太久，也有一定概率会拒签。我不愿意再承担这样的签证风险，也希望有更多机会和家人相聚”。
目前，她已经掉头重新开始新的方向和课题。
一年前，她远程处理了在美国公寓的行李和车子，匆匆抹去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痕迹。就如同对方所做的那样，有一只手在一份文件上，删去了她的名字。
迅速升高的水温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如果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学校在制裁清单上，或者专业“敏感”（其中最明显的是计算机、数学、生物、化工、航空航天等专业），那么美国可能已经是留学交流“不可去之地”。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教授Paul Evans在2022年的一篇研究中提到，在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的禁令更多来自政府高层。
据《知识分子》了解，囿于资助和审查，大学和教授更多被动卷入其中，成为参与者和被审查对象。
Paul Evans告诉《知识分子》，相比美国，加拿大进入研究安全领域迟缓一些，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受到多重压力，成为研究审查的参与者。
“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加拿大部分地区自2018年以来，尤为关注安全议程”，Paul Evans指出，“因为大学曾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主要渠道之一，从1980年以来，加拿大与中国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展开了长期交流，且规模巨大。因此，媒体、公众和议会都参与对大学的施压，导致对学术交流的新审查。”
近年来，除了面对大学越来越严苛的审查外，申请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最常遇到的问题则是安调时间越来越长。
“当时我加了很多留学生申请交流群，其中包括加拿大。我问群主，加拿大安全调查怎么样，好不好过？他说，别来，快跑”，卢波向《知识分子》提到自己的申请经历，他的方向是实验量子计算方向。
2022年，卢波相继申请了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美国、瑞士、西班牙、丹麦、新加坡等地的实验室，一部分学校发来了offer，但因为多国签证政策限制，他不得不延后两年入学。
也正因这段经历，卢波搜集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留学政策，也加了许多签证交流群，他清晰地察觉到水温骤增。
2020年和2021年，英国提出扩大ATAS（学术技术审核计划）的要求。该计划在2007年推出，中国学者或学生如果前往英国研究或学习敏感项目，需要通过审核。
“我可以说是第一批感受到ATAS政策收紧的人。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觉得审查就是走过场，几乎不会有人被拒。甚至在政策收紧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经验分享都只是介绍如何走流程，用什么格式填个人信息云云，而关于ATAS真正最重要的如何避开敏感点，减少风险的经验却鲜有讨论。或许是因为早期没有人有这方面经验。政策突然收紧后，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不仅仅是学生，给卢波发offer的英国导师在当时对此也毫无认知和准备。
“ATAS认证中有这样几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方向感兴趣？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我是这样写的：我做这个是为了未来制造大规模量子计算芯片；同时，我还讲述了这个领域多么高精尖，以及如何推动人类技术发展。对于毕业之后的打算，我老实回答，打算回国工作。两个月之后，我被拒绝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英国的导师。他说，‘是不是你吹得还不够狠，你要不再补充一下，比如我们这个项目是英国国家量子计算的发展计划，得到了英国政府支持，是我们重要的尖端科技支柱产业。’但当时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别人都嫌不够低调，他还觉得我吹得不够。”
卢波花了10个小时给导师写了一封邮件，通过介绍全方位的统计数据，还有其他人的经验案例，告诉对方ATAS的现状是什么。“他说去了解一下，然后告诉我，很遗憾，据他所知，第一次过不了ATAS，之后基本没有可能了，不过他们以后会注意。”。
此后，卢波又申请了法国的实验室，对方给了口头offer，“后来他还是拒绝了我。我打破砂锅追问到底，对方说，我们组很想给你offer，可惜学院没有通过，或许是因为这几年量子计算比较敏感吧。”
在申请过程中，卢波也尝试申请了美国的实验室，拿到了全奖offer，但他最终在选择offer时还是放弃了。“这是有先例的。我在欧洲读的硕士，当时有一个学弟，他本科原本跟我同一届，然而拿了美国的全奖Phd后，不幸签证被卡，耽误了一年转到欧洲，才成了我的学弟。”
同时，对未来的不可知也让卢波作出放弃美国offer的决定。他曾听说过类似冯展的案例，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了四年博士，即将毕业时，因为所学专业突然被划为敏感专业而遭遇劝退。“这个案例最让我害怕的是，就算现在过了签证审查，也难以保证读博的五六年间不会中途因为形势恶化，回国过海关等因素而突然导致前功尽弃。”如此的不确定性让他倍感忧虑。
卢波最终选择了德国实验室，“相比其他国家，德国不太卡传统理工科领域，甚至量子计算等一般意义下的超敏感方向也能通过，只是各国卡的点不一样，例如德国偏偏明确限制了中国留学生学习人工智能。”
此外，CSC被拒范围逐步扩大。2023年，瑞士、丹麦、德国等多地高校不再招收中国CSC学生。李霖的朋友去年还通过CSC申请去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而据说今年该校已经不再招收CSC资助的申请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沈文钦长期关注中国留学生教育，在他最新的研究中也证实了留学目的地的结构转变。以厦门大学为例，2019年该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占比最高的6 个目的地分别是美国（29.8%）、英国（27.2%）、中国香港（14.2%）、新加坡（5.6%）、澳大利亚（4.9%）和日本（4.4%），但到2022年转变为中国香港（30.1%）、英国（18.1%）、美国（17.9%）、新加坡（10.3%）、日本（5.3%）和澳大利亚（4.5%）。
在一些学校，新加坡甚至成为留学的第一目的地。例如湖南大学2023年去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留学人数达46人。沈文钦介绍，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出现了前往新加坡留学人数激增的现象。
学术基石遭遇破坏
留学生们似乎总会找到接受自己的地方，这需要足够的机敏、灵活的策略还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投入，谈不上完全没有选择。但对于部分学科的学生而言，每一条道路自有其附带的价值，其中的得失利弊很少被看见和讨论。
“10043取消无望，邮七出身还有多大机会走学术道路？”，这是一篇留学论坛中的高赞讨论，发起者是一位被迫放弃美国、欧洲在读的博士，他的纠结和困惑如下：“欧洲的科研规模相对较小，资金也较为紧张；整体研究氛围比较轻松，不喜欢追逐热点或偏向应用领域的课题。与此相比，欧洲科研人员在发表论文和引用次数等量化指标上，竞争力往往不及美国”。
“此外，欧洲的华人社群规模较小，信息交流没有北美或亚洲的华人社群那么频繁和紧密。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取得了杰出科研成果的博士生，大多都有在北美学习或交流的经历，这段经历对他们的科研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术竞赛的隐忧困扰了很多人。罗真最后拿到了一个英国实验室的全奖项目，但比起美国，他并不满足于目前的科研环境，“美国会更卷一些，可能会不自觉地推着人向前走，但欧洲更讲究工作生活平衡，导师觉得只要写完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他继续跟着美国的导师做项目，希望能够弥补与自己未能留在美国的遗憾。
从博士生、博士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不同科研阶段受地缘政治波及的程度并不相同。沈文钦强调其中年轻学者所受影响更为显著。他解释说，资深学者通常在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转变之前，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资本。这些学者的紧密学术网络往往是基于长期且深入地面对面交流建立起来的，而海外的访问和学习经历则是积累社会资本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关键途径。
沈文钦进一步指出，历史上的交流经验告诉我们，博士生涯中的导师、同门以及导师的其他学生等，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相比之下，年轻学者在政治环境变化面前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在科研生涯的早期阶段可能未能完成必要的跨国学术和社会资本积累。
学术网络的另一端，美国高校政策的倒退也引发了部分教授的反抗。
3月25日，佛罗里达的一名副教授和两名中国留学生起诉了15名佛罗里达州教育官员，直指该州去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带有歧视并违宪。
该法案为SB 846法案。其禁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系统与中国和其他六个“关注国”进行学术合作，不得雇佣这些国家的博士后和录取这些国家的研究生，除非经申请，正式获得该州最高教育机构的豁免。而该州的私立学校，如果参加了佛州教育奖学金计划，也会因该法案受限。该法已于2023年7月1日生效。截至今年2月27日，约400名佛罗里达大学教职员工签署请愿书表示反对。
一些学生和学者因该法案遭到影响。两位博士生、一位农业经济学教授起诉了佛罗里达州官员，2023年夏天，关正飞（音译）教授在美国国内和国际都做了招生和就业宣传，收到了18份申请，其中3人在中国拿到学位，2人在伊朗拿到学位，并没有来自美国的学生向他提出申请。教授选中了一位博士后候选人，对方来自中国，但由于SB846法案，招聘延迟了四个多月也未能成功，这位博士后候选人最终选择了佛罗里达州之外的工作机会。
失去最佳博士后候选人的关教授希望能从中国招收一位学生，以协助工作。然而，佛罗里达大学的审查者需要他回答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这个人不是安全隐患”。关教授称，他没有资格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安全风险，但他的研究课题是“黄龙病对佛罗里达州大规模柑橘产业的影响”，对国家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截至目前，他招收学生的计划仍然未能推进。
德恒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朱可亮律师代理了上述诉讼，他告诉《知识分子》，受到SB846法案的影响，佛罗里达州确实有留学生退学或者转去州外其他实验室。
另据《南华早报》报道，一位医学院的非华裔教授将自己离开佛罗里达大学的原因之一归咎于新立法。此外，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和物理系的两名候选人因为该法案导致的招聘限制而拒绝接受该校的终身教职。Science早前的报道也称，佛罗里达大学的个别部门严重依赖“受关注国”的学生，因此不得不考虑降低平均绩点以招收原本并不合格的国内候选人。
自我设置的重重藩篱不仅伤害着美国学术界，也对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产生负面影响。沈文钦通过分析各校公布的毕业生去向数据发现在一些国内顶尖高校中出现了留学比例下降的趋势。2019—2021年出国读研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的前5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降13.3%）、复旦大学（下降12.6%）、清华大学（下降11.6%）、北京大学（下降11.1%）和北京理工大学（下降8.1%）。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属于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的高校。
在罗真的观察里，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们放弃留学，安安心心留在国内读研。理由无外乎两个，“去欧洲无论自己多么优秀，都可能没有奖学金，像英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自费项目，有的还要给老师交板凳费，性价比不高。其次，像我所在的计算机专业，北航出来的同学本身就很优秀了，留在国内能直博北大清华。把北大清华和欧洲的学校来比较的话，没有几所学校能够比得过。因此留下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