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陈小白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要求，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除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同时提出优化调整隔离方式，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等十条疫情防控措施，被简称“新十条”。

对于这一政策调整，有分析者认为，这意味着清零政策已完成使命，步入与病毒共存的时代。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实现与病毒共存，但在共存初期引发了医疗资源挤兑、大规模人群感染、恐慌情绪加剧等公共卫生事件，对相关国家、社会和个体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步入共存时代，中国是否也会产生类似情况？阵痛是否无法避免？又该采取哪些措施以将伤害降至最低？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做出如下分析。



阵痛期不可避免


陈：12月7日，“新十条”发布，这预示着中国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进一步调整。在你看来，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应对新冠感染群体可能日益增多的情况？

黄严忠：退出清零政策后，出台一张统领性的疫情防控路线图，对现在这种过渡期是非常必要的，不能让各省市各自为战，应统筹不同地方的防控措施，使其有效衔接。

比如，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能自相矛盾。而防控路线图的制定，应该依据一些具体的数据指标来操作，如老年人群体特别是80岁以上老年人的疫苗特别是加强针的接种率，以及当地紧急医疗资源的配置情况，都是决定防控措施开放到什么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些都是实现与病毒共存的基本要求。像2021年初的印度一样完全依赖自然免疫算是极个别的情况。

此外，防控政策调整后，感染病例数量会急剧上升，重症率、死亡率也很可能会增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坏的情况，此前采取清零政策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出现。

不过，近期我问了一些印度的学者，他们说印度现在恢复的很好，经历过之前的阵痛后，现在已经恢复常态了。所以，决定是否调整防控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愿不愿意忍受这一阵痛期，并承担阵痛带来的后果。从“新十条”来看，为了长远考虑中国是准备应对这一阵痛带来的后果。

陈：具体后果有哪些？

黄严忠：非常直接和显现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并且随着人员大量感染，重症比例急剧上升，甚至不少人短时间内因感染去世，这些都在一些国家发生过，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陈：有什么措施可以缓解这种阵痛吗？

黄严忠：很简单，比如继续保持戴口罩的习惯。欧美现在基本没有人戴口罩了，但在不少亚洲国家，比如韩国，虽然循序渐进的取消了室外戴口罩的要求，但室内的活动、会议还是要求佩戴口罩的。我上个月去雅加达，室内室外都要求佩戴口罩。

我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也有过交流，大家普遍认为戴口罩是很好的预防措施。实际上，不止预防新冠，戴口罩还可以预防流感，秋冬季节是流感季，如果不希望新冠、流感等多种病毒叠加，并因此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甚至更大的恐慌，口罩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当然加强疫苗接种也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陈：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虽然很高了，但老年人的接种率还不够。

黄严忠：是的，但是不要忘了，中国主要使用的是灭活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2月要求接种这种疫苗的需要打第三针。但中国目前只有71.7%的打了加强针（数据截至2022年7月23日），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只有40%打了加强针。很多人认为疫苗没用，甚至觉得疫苗会对身体免疫系统产生损害，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专家学者们应该出来辟谣，同时政府也应该鼓励支持人们接种疫苗。

这其中，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很重要，比方说，让人们知道老人打疫苗的风险明显小于不打疫苗面临的风险，应将这种常识宣传深入人心。但同时，信息应该更加透明，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的城市开始接种吸入式疫苗，但是却没有告知大众该疫苗的效力的具体数据，这可能会影响实际接种疫苗的效果。





把重症率和死亡率曲线拉平


陈：前几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随着病毒持续变异甚至毒性降低，中国的清零政策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你怎么看？

黄严忠：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从2020年到2021年中，这段时间的清零措施使中国保持了非常低的感染水平和死亡率，经济也恢复得比较快，2020年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而与此同时，很多其他国家还处于被动的应对阶段，所以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导致了大规模的，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死亡。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的清零政策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在新型毒株出现以后，特别是今年春天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毒株进入中国后就改变了这种情况。此前对病毒的有效控制、较低的感染人数对公众营造了安全的错觉，但这也使大众的免疫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陈：所以，现在放开的时机是合适的？

黄严忠：其实早在2021年8月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与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的观点。这时候就应该开始为共存做准备，如批准更有效疫苗的使用，提高老人疫苗接种率，增加对重症病房的投资。另外，在新冠口服特效药如Paxlovid出现后，中国应该大量储存此类药物，争取免费提供给高风险人群。

数据表明，老年人在感染后服用Paxlovid能大大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这一点我觉得对于防止医疗挤兑也是重要的，而且也可以有效的防止死亡率增加。

香港此前有研究发现，国产三针疫苗防重症的效力不比国外的疫苗差，但很多人的疫苗接种时间都超过一年了，是否仍能防重症，需要打个问号。这种情况下，针对omicron的mRNA二价疫苗非常重要。

陈：很多亚洲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都经历从严格防控，到逐步放松的过程，它们的经验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吗？

黄严忠：不同国家有各自的处理方法，但是共通点是，短痛是必然的。比方说越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死亡案例，但是后来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阵痛期，因为奥密克戎完全防不住。阵痛期过后，现在的越南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

中国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阵痛期的危害降到最低，把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曲线拉平，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

陈：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大规模感染和前不久广州的大量人群感染，其重症率和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黄严忠：这并不能确定中国全面放开后，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死亡或者重症比例的急剧上升，这个还需要继续观察。重要的还是保持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行。

当然，如果完全放开后，重症率和死亡率没有急剧上升，这是最好的结果。这意味清零防住了病毒的扩散、拯救了好几百万人的生命，然后毒株的毒性还减弱了，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陈：如何才能防止医疗资源挤兑？

黄严忠：最重要的做法是，医院需采取分流措施。就是说很多轻症患者在家里就可以恢复、自愈，没有必要去医院。

医疗资源挤兑其实分两个方面，第一是新冠患者造成的挤兑，其次是大众的正常就医需求因医疗资源向新冠病例倾斜造成的挤兑。

如果资源分配不好的话，很可能会产生次生灾害，这一点需要注意。所以我建议，医院只接受新冠重症患者，这一点必须明确下来。其实之前国务院下发的疫情防控方案已经提及了医院分流问题，但是没有被严格执行。

当然，对于国家防控政策的调整，公众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和恐慌心理，但我想说的是，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轻微的症状真的可以在家自愈的。



放开绝不是躺平

陈：在你看来，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亚洲地区，到目前为止，他们现在的社会常态会是真正的常态吗？

黄严忠：现在还不好说，新的毒株说不定还会产生。还有一种担忧是，中国目前的群体免疫力水平比较低，在开放的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新的毒株，这也是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所担忧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防控政策调整力度比较大，现在处于调整前后的过渡期，有些地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就匆忙放开了，还是我之前反复强调的，重症死亡病例可能会明显上升，这对高风险人群会是大的冲击。

陈：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是发生在两年前比较好，还是现在比较好？

黄严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考虑到现在的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已经低于，或者说接近流感水平，现在这个时候放开的话，重症死亡数字会大大降低，从这个层面讲，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当然如果考虑到两年内因为清零的巨大社会经济成本还有次生灾害，很难说。

中国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是比较彻底的。但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现在这种开放举措似乎也比较坚定，所以我还是期待政府能出台一些提纲挈领的路线图，以引领全国真正步入新常态。

另外，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在对外交流、恢复国际航班、打开国境线等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踏步的开放。目前，各个国家现在最严的入境政策也只是施行0+3的隔离政策，这是那么多国家在过去几年里慢慢摸索出来的。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一步到位。



陈：你前面提到了，要出台一张统领性的疫情防控路线图，以及提纲挈领的开放路线图，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黄严忠：首先要明确中国放开需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如果不再清零，那现在的政策取向是什么？是只有社会经济的开放，还是也要顾及将重症死亡降到最低？

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要调整。比如，之前以清零作为考核的准则，在现在这种过渡期是否可以调整为以采取措施避免乱象丛生为标准？之前的二十条和现在的新十条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说法。当然详细的举措还需要再观察和研究。

陈：所以“放开”并不是“躺平”？

黄严忠：当然，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躺平”的含义是负面的，就是躺下什么都不做了，这完全不是对与病毒共存一词的理解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很少哪个国家是真正“躺平”的。即使在美国，现在还在向民众免费提供疫苗。

过去三年，政府对防疫大包大揽，但在我看来，现在很多媒体在宣扬个体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可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需要清楚，新冠疫情仍然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应对传染病暴发，国家应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免费的疫苗和药品。如果到了共存阶段就觉得什么都不用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个体能够承担的责任包括尽量出门戴口罩，在感染后尽量不要出门，不要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这就足够了。不能所有责任都让个体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