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德国《世界报》报道称，欧洲议会近期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以调查最近愈演愈烈的“欧洲水门事件”。报道指出，欧盟不少国家存在滥用间谍软件监视政治对手和记者的现象。早在2019年，一位欧洲议员就发现自己与工作人员的通话被非法窃听，而她是最早发现手机被监视的欧洲议员之一。该报道认为，间谍软件丑闻不是一系列孤立的国家滥用案件，而是一个成熟的欧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
“欧洲历史上在电脑和手机发明以后，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间谍监控行为。”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很多欧洲国家和欧盟都强调，信息的隐私必须得到保护。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框架和共同的标准，而且不同的运营商各行其是，造成了欧洲范围内信息更容易受到这些软件的攻击。”
资深媒体人萨苏：
“震惊、愤怒、抗议，但是各国政府的态度几乎是‘装聋作哑’。后来调查发现，很多政府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才明白它们态度不积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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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还提到，以色列公司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被多个欧盟国家用来非法监听。欧洲议会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
调查委员会于今年4月开始工作，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截至目前至少有14个欧盟国家涉及其中。这款软件在波兰、匈牙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被非法使用。
匈牙利是最早卷入欧洲间谍丑闻的国家之一，政府专门使用“飞马”来监视反对派人士，据推测有300人受到影响；
在波兰，“飞马”的使用也是旨在控制公民系统的一部分；
在希腊，根据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说法，更多的是政治影响力、商业利益和裙带关系，超过30名政客和记者被非法监控；
软件在德国也有使用，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和联邦情报局，它们监视手机以追踪可疑的恐怖分子和其他罪犯。
资深媒体人萨苏：
“每一个国家使用这些软件的诉求都不一样，大部分被监控的是新闻界人士以及独立活动家，更有趣的是一些政要下令去监控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被监控着。”
更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卫报》、《世界报》等全球10个国家的17家媒体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禁忌故事”和国际特赦组织合作，对“飞马”软件调查数月之后共同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这款软件监听对象涉及政府首脑、高级官员、记者等，监听对象有至少14位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伊拉克前总统萨利赫、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等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各个国家的王室成员、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人士、媒体记者等公众人物被监视。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很多的国家，包括每个国家里边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希望能够借助以色列公司推出的这种非常灵巧的、成本低、效率又高的信息软件，去截获它认为自己有合法手段可以去截获的信息，但是一旦滥用就泛滥成灾，对很多并没有得到法律许可的人物或者信息进行截获和分析。”
尽管如此，欧洲议会并未呼吁禁止“飞马”或类似的间谍软件，也没有提到制裁的可能性。《Euractiv》引述专家的话说，欧盟不太可能实施相关规则，因为最终具有决定权的成员国拒绝此类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
“如果禁止‘飞马’间谍软件的话，会让各国政府面临一个双重困境，第一，‘我’不去监听别人，别人可能会监听‘我’，造成被动的局面；第二，要克服这样的悖论，如果无法让各国统一放弃‘飞马’间谍软件的情况下，那只能保持原状，或者只是名义上和道义上对此进行谴责，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难以落实到位。”
多伦多大学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开展一项长达两年的研究指出，“飞马”间谍软件可能在全球超 5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它和超过1000个IP地址之间存在关联。据称，目前有超过5万个号码在“飞马” 监视的列表中，有上千个电话号码的所有者身份已被确定。
资深媒体人萨苏：
“这种大规模的监视行动说明在欧洲这些号称自由的国家、尊重隐私的国家里，如果某国的政府想了解个人信息，个人基本没有反抗能力，而且在法律上抓不到漏洞，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使用‘飞马’这件事情做出法律方面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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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间谍软件的攻击能力超乎寻常，它能够远程和秘密地从几乎任何移动设备中提取有价值的情报，可以在不需要点击的情况下，几秒钟之内侵入手机自动激活，提取包括照片、定位、密码、通话记录、联系人信息等手机上的数据，还能悄悄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实时监控机主的一切活动。任何常用的隐私保护措施，如强密码或加密，对它都没有作用。媒体使用了“军事级间谍程序”、“目前为止最危险的间谍软件之一”、“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间谍软件”等措词来形容这款软件的强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
“它是一种军用级别的间谍软件，可以轻易地知道使用者很多隐私信息，包括银行账号、金融信息、所处的地点、每日活动、甚至与别人的谈话内容，都是透明的。”
资深媒体人萨苏：
“这个病毒仿佛专门针对个人设计的，针对某个人手机进行入侵，是有标志性的，但是对其他的手机就没有威胁，并且在入侵时也不需要被监视者进行任何接受反应。”
开发这款软件的是以色列NSO集团，总部位于以色列荷兹利亚，创始人是奥姆里·拉维和沙列夫·胡里奥。拉维公开的个人资料显示，2005年7月至2007年10月期间，他曾是以色列政府雇员；而胡里奥则声称，他曾于1999年8月至2004年11月在以色列国防军担任连级指挥官。
2010年公司初创，依靠与墨西哥政府、巴拿马政府等国家地区售卖监视技术起家，在成立后短短十多年间，已经从一个靠180万美元投资只有20名员工的独角兽，演变成拥有500名顶尖科技人员、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信息安全领域霸主。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危机感是最顶级，那应该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它对于利用互联网了解各方的信息情报，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情报部门，还是所谓的‘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等，都有出其不意的手段，而且技术含量很高、运用起来可靠性强。”
2011年，NSO开始走上了向政府机构售卖“网络军火”的发财之路。根据《纽约时报》报道，NSO的一份商业计划书显示，监视10个苹果或安卓用户的费用是65万美元；监视5名黑莓用户费用是50万美元；监视5名塞班用户费用是30万美元，而且安装费还要另算，平均每台安装费5万美元左右。另外每年的系统维护费用还要另算，大概是总价的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
“间谍软件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它就是一个代码，可以无限复制。购买一份和购买10份、甚至100份，付出的成本其实相差无几。因此多卖出去一份就可以摊低一份开发成本，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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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O集团并不是首次引发争议。2021年7月，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为了应对“飞马”软件被曝光后引发的风波，以色列政府曾经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特别小组，该小组由以色列国防部、司法部、外交部、军事情报部门和情报和特勤局代表组成，调查滥用“飞马”进行监视和黑客攻击的指控，确定是否需要对敏感的网络技术出口进行“政策调整”。同时，以色列政府否认有机会获得由NSO客户收集的信息。
资深媒体人萨苏：
“以色列对这家公司控制得比较严格，所有的签约合同必须通过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对每一个监控对象进行监听时，必须通过专家的操作才能够完成整个监控过程。”
NSO并未否认其间谍软件的存在，公司发言人曾表示，他们在允许客户使用其间谍工具之前，严格审查了客户的人权记录，采购客户是通过签署合同和许可证投标的，一旦出售，公司并不知道也无法看到其客户如何使用软件。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不应为政府客户滥用其工具负责，“我们把产品卖给政府，我们没有办法监督这些政府的所作所为。”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NSO公司推出的软件本身，并不一定有问题。这家公司也表示，愿意进一步的改善软件，使得它更多地用于合法的情报收集。如果一旦涉及非法目的时，它希望可以有信息迅速地传递和警示被监视人。但是说起来很容易，想要达成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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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水门事件”发酵后，美国没有作出任何公开表态，但事实上，美国针对这款“飞马”软件关注已久。去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就将NSO集团列入了出口管制“实体名单”。路透社当时报道中称：“美方指认这些企业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和利益的活动，上述决定意味着美国公司对这些企业的出口受到限制”。
被美国制裁后，不管以色列方面如何努力多方游说，NSO都没有被移出黑名单。之后该公司陷入了债务纠纷、客户流失的困局，不得不被迫准备出售重组。2022年6月，美国一家军事防务承包商，L3哈里斯科技公司突然向NSO伸出了橄榄枝，发出了收购意向。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最尖端的技术而言，NSO软件并不是美国最高标准的。但是NSO能够向很多国家政府和执法部门、情报部门销售，并且得到广泛地使用，它肯定会产生了大量的关于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情报方面的便利，而这一点恰恰是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希望能够予以利用的，而且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本身两者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
L3哈里斯的高管对以色列进行了多次访问，并传递美国情报界的立场。《泰晤士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
据美媒报道，谈判其中一个条件是NSO的技术可以让美国分享给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7月，谈判被媒体泄露后，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任何美国军工企业想收购黑名单公司，都将遇到严重阻力，“如果发生这样的交易，将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严重的反情报和安全问题。”至此，L3哈里斯只得通知以色列政府结束收购NSO集团的谈判。
资深媒体人萨苏：
“FBI和CIA尽管对这个软件非常感兴趣。但同时也开发了一系列的方法来防范‘飞马’的攻击。它们确实觉得这项技术很好，也曾经有意通过民间公司进行购买，最终还是没能达成，因为在美国最终认定它是属于非法的。为了避免被美国方面的舆论界追击，它们不得不放弃了交易。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桌子底下’会不会有其他的合作。”
一方面，美国将NSO列入黑名单，但另一方面，一个由美国高官、律师、说客和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精英网络，已经从NSO那里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很多出自奥巴马、拜登、特朗普政府，包括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特朗普心腹迈克尔·弗林，美国第一任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等，以顾问身份帮助NSO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向世界各国推销NSO间谍系统。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美国方面会不会故意鼓励NSO的软件在世界各地推销？如果它能够有一只隐形的手，掌握世界各国各个单位利用NSO软件所获得的情报，最终美国情报部门也能够从中获利的话，那它就变成美国情报工作的另外一只手。”
“欧洲水门事件”仍在调查中，调查委员会主席杰伦·莱纳斯表示，“飞马”等间谍软件可以获得多少个人生活信息相当可怕，他对许多政府缺乏政治意愿表示遗憾。据悉，调查委员会将于明年春天提交最终调查结果和建议，但是，涉案相关国家的人员是否会绳之以法，仍是一个未知数。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对于NSO的应用软件到底进行了哪些滥用，收集了哪些非法的证据等，很难查清楚。欧盟或是欧洲议会都很难刺透表面上的面纱，钻到背后去掌握更多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
“在调查结束以后不排除欧洲议会将推出相关的禁止非法间谍软件的法案。如果欧洲能够兴起，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形成示范效应，这恐怕对于全球的网络治理会引发一波新的安全考量。”
欧洲议会的调查结果将在明年春天公布。但人们不得不问，调查究竟能改变些什么？监视、窃取数据、定位甚至暗杀，在一张密密匝匝的间谍大网下，一切都可能在隐秘之中悄然完成。这可是发生在以维护人权为标榜的欧洲，看来，一切都难免要为政治对手戏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