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金领
资深媒体人
对不确切消息的反应，折射出的更多是听众的内心，而非消息发源地的实情。在2022年12月3日后，一条伊朗新闻就在中文网络上激起了此类状况。
当天，伊朗官媒透露，在持续过两月的社会动荡中，司法部长/总检察长穆罕默德·贾法尔·蒙塔泽里（Mohammad-Jafar Montazeri）称“道德警察已被解散”。这条消息让很多人欣悦不已，但真实情况远为复杂。
总检察长蒙塔泽里的原话全文大意是：“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同司法部无关，已被解散。但司法部门将继续同社会挑战进行较量、会继续监督人们的行为。”蒙塔泽里在当天还表示，伊朗议会与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领导的一个机构正在研究、准备修改已实施数十年的关于强制佩戴头巾/面纱的伊斯兰法律，但没有说明修改的具体内容和方向。
当天，还有伊朗议员放风：警方可能停止对没有严格遵守服饰规范的女性实行抓捕，将以收取罚款的方式取而代之。在12月3日的电视讲话中，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呼应了总检察长的言论，他说：“伊朗的伊斯兰制度被写入了宪法，不可更易。”但他表示，“可以有一些灵活执行宪法的方法。”
伊朗总检察长说了不算
首先是伊朗总检察长的表态，无法改变伊朗执法部门的设置。
蒙塔泽里负责的伊朗司法部，在伊朗的政体架构中，权限其实更类似于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而且权能远远更小。伊朗的司法部，负责的是对议会订立的法律与行政部门的决策，进行基于法律与伊斯兰教义的裁决和指导。具体执法机构的日常作业和裁撤与否，其实并不在司法部的权限之中。
而且，司法部的裁决远不是最终的裁决；由12名高级教士组成的“监护委员会”给出的裁决，才是最终和最上位的。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不长历史中，“监护委员会”经常会给出与司法部判定截然不同的裁决，或者裁定司法部的判断因“不够伊斯兰”而无效。
此次是伊朗总管司法部的总检察长声称，隶属于内政部执法力量体系下的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被撤。清水部门的剑，能否斩到实权部门的官，实在可疑。毕竟“司法委员会”提名的伊朗总检察长，实权远远不如要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钦点的伊朗内政部长。
考虑到司法部、议会在伊朗实际政体运作中的弱势和下位地位，它们先发丢锅扮好人，是政争中的最优策略。首先，解冻松绑的勇敢开明美名由它们获得；而后，不管声张落实与否，阻难和失误带来的更多不满都将会落在强力部门、伊斯兰革命卫队、监护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头上。
12月3日，莱希总统的呼应也很好想通了。作为政府中强硬派系、强力机构的门面性人物，丢黑锅这种事不能让温和派系专美于前，他也得及时插一脚，才能分润可能有的好处。
伊朗司法部管不了国内一堆的“道德执法”部门
外界对伊朗的道德警察机构设置有普遍误解，以为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警察体系和沙特一样，由 “推广美德和防治恶行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之类的单一机构总揽一切“道德执法”。
伊朗的现状，并不是如此简单粗暴。
在伊朗，有“道德执法”职权的强力机构，既多且细碎，有着总体制国家官僚体系常见的叠床架屋特征。
1.即使道德警察真的被裁撤，在内政部的执法部门体系下，还有其他有“道德执法”职权的警察单位。
这里被称为“道德警察”的“Gasht-e Ershad”，波斯语意为“指导巡逻队”/“道德巡逻警”，在内贾德总统执政时的2005年创立，2006年开始在大街上巡逻，负责在公共场合执行伊斯兰教着装规范的法律，在机构架构上属于伊朗内政部警察体系的一个分支。
然而，“道德巡逻警”的直接上级部门，是“道德安全警”（Polis-e Amniyat-e Akhlaghi），权限除了可以抓“着装不检”者以外，还可以抓“男女混同/使用酒精的聚会”、“不合教法的舞蹈/音乐”等更广泛的“违反教法”行为。也就是说，就算声张兑现，少掉的只是巡街滥捕的一些人手，“头巾法规”等伊朗受争议的法律照样会得到内政部主管单位的继续执行。
这个判断，可以得到伊朗官媒体系的佐证。
在总检察长发声后，强硬派官媒称“境外传媒蓄意误读我国高官发言……道德巡逻警从创立起就与司法部无关”，“不要被虚假的头条题目迷惑，头巾法律仍在我国有效。”
2.出于伊朗的特殊政体，国家平常政体的一切职能和机构，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都有一套对应的复刻版。
“道德执法”业务，自不例外。从1992年开始，伊斯兰革命卫队下辖的青年组织“巴斯基”民兵（Basij），就在伊朗各地有长期的“道德执法”实践，当街打人抓人，全套手艺精通。
更别说，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章程里，就有“保卫教法指导下的社会良俗”、“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等内容的明文。也就是说，伊朗国内权力最大、武力最强的政治实体，本身就有“道德执法”功能。
伊朗议会里的政客们再有种，估计都不敢喊出“废除IRGC”的口号，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功能就略等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本身。喊这种口号，强力部门会很合理地问：“你几个意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伊朗“头巾法律”：执法者肆意发挥，守法者自有理解
这次激发伊朗社会动荡的，虽然是“道德巡逻警”对“头巾法规”的滥权执行，但社会激荡的原因并不全在头巾上，很大部分是强力机构的滥权让平民忍无可忍。
“道德巡逻警”是在内贾德执政时的新设单位。然而，着装品位奇谲的内贾德总统，给伊朗在衣着管制上留下的遗产；和他其他政治遗产一样，都不是啥好东西。伊朗法律的相当部分，是基于实权机构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来要求男性和女性都要“穿着得体”。
然而，何谓“不得体”，并没有统一的、精准的指导方针或法律细则。
据此，很多伊朗女性自认为找到了对抗官方专横的工具。既然法无明确细则，那么即使是塑形紧身衣，也算“足够宽松的衣着”。因为并没有细致法律规定女性戴头巾后究竟可以暴露多少头发，很多时尚女性将头巾戴成彩色外饰，并外露出时髦的大面积发型。伊朗议会2018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0%-70%的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没有严格遵守着装规范。
然而在伊朗，平民不免会遇到“你法我笑”的状况。“道德巡逻警”和“巴斯基”民兵，才懒得跟平民讲什么法条细则。
虽然“道德巡逻警”在理论上可以对男性和女性平等执法，实际上也抓过穿洞洞牛仔裤的男性。不过实践中，成为“道德巡逻警”靶子的大多是女性：头巾没盖全头发，可以抓；粉底和口红太显眼，可以抓；裤子不及膝，可以抓；衣衫颜色太鲜艳，照抓不误；穿紧身衣裤、洞洞牛仔裤，那更要抓；敢给女人做奇装异服的发廊和服装店，抄掉砸掉。
那些被“道德警察”抓捕的人，将被直接带到所谓的“教育和咨询中心”或警察局，或在某些情况下收到官方通知，“必须参加”一个“关于头巾和伊斯兰价值观的讲座”。然后，被捕者必须打电话让人给送来“合适的衣着”才能获释。
伊朗人民在忍不下这口恶气后，抗议了。
“道德巡逻警”因何激变伊朗？
这口恶气，不止于头巾，也不止于女性，还反射了伊朗社会的更深矛盾。抓女孩子强制进班已经很让人恼火，更让人恼火的是抓人的家伙并非来自让伊朗平民看得上的人群。
内贾德时代开始，伊朗官方偏好用运动式方法和“XX警察”名目来治理临时的社会状况：所以，乡下不平静了，就新设“山地警察”；大家日子过不下去纷纷漏税，就新设“税目警察”；大家悄悄换硬通货，就新设“外汇警察”。
这么些个新增执法机构，既然有事即起，很难不事定即撤。机构旋起旋灭，对平时政府的公职人员招募和报酬职能会带来太大压力。为这些机构专门招人和发钱显然是不经济的，更可行的方法是从常设的强力部门直接平调人手。
“道德巡逻警”在内贾德时代并没有显现出将会常设的未来，所以人员从“巴斯基”民兵中平调很多。即使在持续十余年后，两个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和行为模式也是相互支持的。但是，“巴斯基”民兵在伊朗并不是个让人看得起的组织。
平民社会普遍认为，在1979“伊斯兰革命”后十年内加入的第一代“巴斯基”民兵，敢徒步踩萨达姆军队的地雷阵、光脸趟萨达姆军队的毒气区。这些人即使不是信仰纯洁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也算足够猛人，值得敬畏。但是，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加入的“巴斯基”民兵，就很难让人敬畏了。
按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向伊朗社会公布的数据，2006年首都地区88%的“巴斯基”民兵来自过去二十年搬进首都的乡下和小城镇居民家庭，55.4%的“巴斯基”民兵来自贫民阶层、43.4%的“巴斯基”民兵来自下中产阶层。这种阶级分野在首都地区的学生中体现得更鲜明：首都学生只会有略多于十分之一自愿加入“巴斯基”民兵，然而小城镇地区的学生此比例是过半。滥权专横的“道德巡逻警”，人员主来源是这些人。
更多小年轻穷人加入，不是没有理由的。加入“巴斯基”民兵，按规定，有份稳定的收入，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盖的公屋住、向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信用社借钱利率更低，考大学也更简单：伊朗法定40%的大学招生名额和20%的研究生名额，必须留给在册的“巴斯基”民兵。
在此背景下，玛莎·阿米尼的悲剧因何激变伊朗民众就更好理解了：一个西部省份小康之家的安静害羞健康女孩，刚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憧憬着毕业后做律师。结果，在全家出游时，被一群社会底层文盲，用扯大旗做虎皮的生硬借口，横拉硬拽捉去警局，然后在两三个钟头内突然不明不白地离奇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