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芬医生不会想到武汉疫情短短2年后,自己会再度成为“吹哨人”。2019年12月30日,艾芬拿到了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几个字后转发给了同学。当晚这张截图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包括后来被警方训诫的8位医生。这次艾芬再上头条,因为她成了被告。

11月24日,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勇,起诉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侵犯其名誉权。事起艾芬去爱尔眼科治眼睛。2020年5月,艾芬感觉自己视力明显下降,最初她以为是疫情期间长期佩戴护目镜导致的。经过熟人介绍,她在武汉的爱尔眼科被检查出白内障,并花费2.9万元做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术后5个月,艾芬被诊断为右眼视网膜脱离。当时艾尔眼科给出的补救措施是3天后做手术,可艾芬等不起,最后她是求自己医院的医生第二天加塞才做了手术。术后艾芬在床上趴了3个月,基本丧失工作能力,并且“不能劳累、不能发脾气,连孩子也不敢抱”,因为视网膜一旦脱落过便有复发可能。

目前双方争论焦点是:术后5个月视网膜脱落,医院是否要担责?当时主刀医生是否存在为了盈利而过度医疗的情况?术前检查是否麻痹大意而使自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艾芬的维权之路走了2年,期间闹出不少大新闻:今年1月起,艾芬不断曝光爱尔眼科涉及行贿证据。多个县市区的医生、公职人员拿了爱尔眼科的“好处费”介绍患者前来看病。在每条#爱尔眼科 行贿中国#的标题下,艾芬都会强调“已经向国家相关部门寄出举报信”。

漩涡中心的爱尔眼科股价暴跌超1700亿。更搞笑的是其中3人还承认拿回扣了,并表示早已被举报,且已退还回扣。

对于这次被起诉,艾芬没预想到,但会积极应诉,并且请求法庭公开审理过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艾芬说“我希望通过公开审理,还原我在爱尔眼科整个治疗的真实经过,让所有人都来看一看是非曲直,到底我在网络上的发声有没有道理。”法庭最终拒绝公开审理,因为原告方早已申请不公开。开庭当天,艾芬坚持自己在法庭上宣读了答辩状,宣读时间1小时左右。

并且继续披露爱尔眼科黑料,甚至连背后是“红色资本”的老底都揭了...

评论区有人感慨艾芬现状危险,她回“我也觉得我很危险”;

但她还在继续揭露爱尔眼科可能骗保。至于这次被告,目前案件还没出结果,艾芬估计自己胜算不大。但即使败诉了,她肯定还会上诉。

这次艾芬被起诉闹的很大,多家媒体跟踪报道。但我看了下评论区并没有几个人挺艾芬,甚至有人觉得她就是医闹。

维权之路走了2年,公众对她的评价也转了个大弯。最开始因为她的疫情吹哨人身份,大家都挺她;慢慢开始质疑她的动机,如果艾芬想要个说法,直接申请医学鉴定就行;如果艾芬想要赔偿,按规定3年内都能起诉。但艾芬是2020年做的手术,马上3年即将逾期却一直不起诉。也就是艾芬放弃了正规维权渠道,只是一味制造舆论施压,这就很难不让人质疑她的目的了。

甚至有人愤怒艾芬是个医生,自己都为医闹所苦,如今却化身医闹折腾同行,属实太不仗义。这些质疑都很合理,但我总想起当年武汉疫情初步被控制住后,艾芬接受采访所说的那句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最初的那波吹哨人中,艾芬几乎是露脸最多的。这些采访里她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不仅要说话,还要到处说。

没人能理解艾芬为什么这么想说话,就像没人理解艾芬有多后悔当初不敢说话。作为第一批吹哨人,艾芬没被警察约谈,却被院领导严肃训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艾芬搞不懂。“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但她只能不再说话。她只能强行要求科室人员必须戴口罩。发现某个男护士没戴口罩甚至当场开骂“以后不带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艾芬低估了沉默的能量。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不说。她可以让家人、周边同事做好防护。但她忽略了我们是一个人类共同体。2020年6月,“黑脸医生”胡为锋抢救无效去世,这是艾芬的医院失去的第6个医生。

艾芬在朋友圈给他写了一段话:今晨,小舟终于静悄悄沉没于大海。你选择儿童节过后离开,是否希望你的两个幼子开心地过完这个六一呢?小弟,安息吧。天堂里没有疾病和痛苦,人世间还有我们这群人,永远记得你。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这可能是艾芬哪怕顶着“医闹”的骂名,也要执着揭露医院黑料的原因。693天年来,她发了2000条微博。几乎每天她都会花一小时搜集资料、存入草稿箱,第二天醒来发布。艾芬个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右眼几乎失明,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失去了工作能力;因为高强度用眼她的左眼也出现了问题,丈夫也劝她算了吧。甚至现在的局面对艾芬来说,沉默获利更多。爱尔眼科通过中间人几次私下联系艾芬,价格从300万升到了江景房,甚至还能帮忙给妹妹安排工作。但艾芬要的不是钱,因为眼睛已经没了。

她只认一条路:爱尔医院公开承认错误。当初艾芬说自己不是“吹哨人”,顶多算“发哨子的人”。可没人先把哨子发出去,又怎会有人继续向公众吹哨呢?她顶着医闹的骂名,从最开始曝光自己的个例,到越来越多受害者找来希望借助渠道发声,甚至联系她的不止是患者还有医院在职或离职员工。

或许自己维权的结果已经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人站出来说话。艾芬一直很后悔:“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无论是当初的疫情吹哨,还是现在的医疗维权,艾芬始终没得到自己想要的那句道歉。这却更坚定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