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纯科学（ID：chunkexue），作者：纯科学，原文标题：《世界标准日 、美国与标准战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最不遵守标准的美国
现在，骂美国成为一个潮流了，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把这当成习惯，而是要科学地认清美国这个国家。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这个是为纪念1946年10月14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而设立的。
在庆祝这个非常专业的节日里，当然要以最专业的姿态来谈一下美国：美国是一个最不遵守规则和标准，却成功引导和培养了其他人，尤其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精英们遵守“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的心理定式和思维习惯的国家。遵守国际标准当然有其好处和价值，但是，一切国际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如果我们只是习惯遵守国际标准，而不知道如何主动掌控和制定国际标准，那就只能是成为跟随他人的二流国家。
计量基准是科学测量的基础，而测量又是科学的基础。现在国际计量体系源头是1875年5月20日由17个国家签署的《米制公约》（希望人们记住5月20日是世界计量日，不要只是当成另一个情人节）。美国是这个公约最初的签署国，但“离奇”的是，直到今天，美国却是世界上极少量的还没有采纳国际计量标准的国家。他采用的本来就是非国际标准的英制，居然又与英国的英制硬搞出很多不一样的定义，更加不标准。例如，1英吨=1016kg，而1美吨=907kg；1英加仑=4.546升，而1美加仑=3.785升。
美国在通信标准上始终喜欢另搞一套。欧洲及国际上在电话通信中音频编码普遍采用A律，而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则采用μ律；国际上主流传输标准是SDH和E1标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采用PDH和T1标准；2G欧洲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GSM，美国采用CDMA；3G欧洲普遍推WCDMA，美国是CDMA2000，中国是三种技术都推。
在广播技术上，美国也是搞出不一样的标准。模拟彩色电视时代世界上有三种标准，美国主导的是NTSC，另外欧洲主导的是PAL，前苏联和东欧等普遍采用的是SECAM制（这个技术是法国主导开发的）。不过客观地说美国主导的NTSC是比较早开发出来的（1952年）。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也是三种制式全兼容，这个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在技术上习惯遵守所有其他人标准的理念。
在数字电视时代，欧洲及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DVB体制（用于卫星的DVB-S、同轴DVB-C、地面DVB-T），而美国则搞出不一样的ATSC标准。美国无论是自己技术出现得早还是晚，总是要与国际标准不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很迷惑，并且可能会让有些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美国习惯于制定规则和标准，而自己却老是不守规则和标准呢？美国的确在很多标准技术的创新上很有作为。美国这个老是不守规则和标准的国家，却又最喜欢指责别人不守规则。
对此该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呢？中国进行了多年的标准战略有什么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这是一些非常深刻和专业的问题，在今天需要深入地思考清楚，并且对于今天中国的总体科技战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二、标准的意义和价值
1. 标准多重的含义
谈到标准一词，需要理解到它有多重的含义。
产业标准（技术标准）。以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简化产品设计难度、提升品质等为目的。
通信标准（技术标准）。一般的产业标准是提升各项指标，而对通信来说，标准是工作的底线的基础。如果没有标准，完全无法进行通信，它是属于刚需。
计量标准。它是一切科学测量的基础。
科研标准。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决定了我们科研投入的效率和方向，也决定了我们如何从跟随型战略转向引领型和原创型的科研战略。
工作管理规范。通过建立这类标准，用于将优秀的工作经验进行规范和固化，以便于减少学习的难度，精确复制、推广过程中不致走样。以相应的规范进行认证、评价等，有助于全社会对需要采用相应规范的组织，企业工作水平的认知。
文明标准。这个是影响力最大和最深刻的标准。
2. 标准的影响和价值
提升生产与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标准是技术与经验的总结与固化，采纳标准事实上是最有效地学习和继承他人的成果，有利于快速提升生产与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行为约束。标准一旦建立，就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约束性。它是生产活动、工作甚至思维的约束与规范。有些标准甚至具有必须遵守的强制性地位。
评价与考核的指标。一旦标准成为评价与考核的指标，就会深刻地决定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方向。尤其考核导向，会自动地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
垄断市场的手段。因为标准具有以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有些国家或企业会利用标准获得市场上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变成了公共产品，有利于全社会。另一方面又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产品、专利列入标准之中，从而深度影响市场上产品的技术走向，使自己优势的技术与产品成为市场的必然选择，从而获得垄断地位。即使他人销售的产品，他们也可从中获得专利费。
控制他国科技研究活动的抓手。科技领先国家要压制落后国家，避免其超越自己，除了对落后国家进行封锁和打压以外，最隐蔽的方法就是深度影响其科研标准，使其深陷跟随型科研的泥潭，使其科研投入效率极小化。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掌控科研、文明标准的制定权，标准制定机构：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世界通用科研语言，发表论文的渠道，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
标准的战略营销。为了使其在标准中占据优势地位，配合有大量战略性的营销宣传活动。其形式主要有掌控国际顶级技术论坛、建立并掌控最顶级的国际标准组织、顶级学术刊物、顶级奖项（诺奖等）、宣传软文、联合强行推广自己制定的技术概念。
3. 标准战略
西方国家很早就意识到标准战略的意义和价值，只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国际工业化国家主要只是欧洲与北美两大势力，而他们又要合起伙来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势力竞争。因此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标准上进行竞争与合作。但到了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逐步有能力进入标准制定的领域，发达国家逐步将标准战略作为一种显性的国家战略来进行操作。
中国的标准战略在过去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积极采纳国际标准阶段。这是在中国各方面水平都还非常落后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跟随型战略，其好处是可以快速地提升中国各个方面的技术、生产、科研等水平。
积极参与及制定标准阶段。在中国以采纳国际标准的跟随型战略过程中，也不断在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国际标准组织渗透，各个国际标准组织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影。例如，在通信领域的国际标准组织ITU（1993年3月1日前叫CCITT），现任秘书长赵厚麟（2014年10月23日当选），在1986年时就受当时邮电部安排进入日内瓦CCITT工作。
顺便提一下，赵厚麟秘书长即是我在南邮的师兄，又是我在当年郑州邮电部设计院的同事。也曾为我第一本学术专著《通播网宣言》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写了很多评语。另一重要国际标准组织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在2021年选举产生新一任标准委员会主席袁昱是华人。我近期与袁昱博士对元宇宙技术标准的问题也有很多交流。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有多位中国人先后任主席。
这种标准战略成功地给中国制定的标准提供了更多机会，不过，目前这种战略依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我们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并制定出国际标准组织战略。1998年10月23日赵厚麟当选ITU标准局局长（151个成员中得票97票，反对的成员还是很多的）。他当选后就迅速成功地推动中国支持的TD-SCDMA标准提交给ITU。
在阻止赵厚麟当选ITU标准局局长不成，并且中国支持的3G标准成功进入ITU候选标准之后，西方紧接着在1998年12月就成立了3GPP，力推欧洲的3G标准WCDMA，并且换了个营销概念叫UMTS——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抢夺了ITU制定3G标准的权力。
什么叫“通用”？这言下之意就是在攻击其他候选标准是“不通用”的。西方人特别喜欢用Global、Universal、International这些概念，而中国成立技术组织要想使用“国际”这个词，在工商局是通不过的。
中国人一般只会纯粹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对以上规律基本无感。我们对国际标准组织如何运作，标准如何推动极度缺乏最基本的经验和认知。在前段时间炒作的联想对华为主推的POLAR码投反对票的事件中，人们根本就没深入想过，通信标准本来是ITU的事务，怎么会跑到3GPP里去确定呢？
事实情况可能与很多人的想象差距太远：联想当时是因为收购了摩托罗拉而无意中具有了第一次参与3GPP活动的资格，他们根本就搞不太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不是成心要阻止华为主推的技术。但这比把他想象成故意不支持华为还要惨，他却只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因为比说自己不爱国更糟糕的事情是，必须得说自己无知才能获得清白。
再如，当年中国做出巨大努力将WAPI标准列入ISO标准，这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努力。因为一方面，局域网标准一直是在IEEE体系内制定的，突兀地将仅仅是增强无线局域网安全性的WAPI纳入到ISO中，并没有足够技术资源去维护和推广这一标准。当然，这么说他人要是较真的话也会存在争议，因为ISO理论上是将自己定位成一切工业技术和管理的标准组织。但事实上，有一些领域的标准是在更为专业的圈子里制定和运作的，尤其是通信和其他信息技术标准。
再者，新的标准组织需要利用新技术群出现的机会来建立，而不是局部改进性的技术（即使3GPP也只能是依附在ITU下面运作的）。美国利用IP及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新建立了IETF标准组织。由此，在通信网络技术领域形成了ITU、IEEE、IETF三个标准组织三足鼎力的局面，它们各自占据了不同的方面。
要使标准真正具有长期影响力，必须是建立在国际标准基础之上的。但我们在执行标准战略时采用的考核指标，主要以团标、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来进行。这样制定的标准有可能面临“更不标准”的问题。虽然它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有可能会更强，但却难以具备国际影响力。
因此，我们的标准战略迫切需要做出重大的转向，从一开始就要建立以国际标准组织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国际标准战略”。标准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国际视野。如果不是国际标准，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是会被国际标准淹没。
例如，中国在汉字编码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汉字与韩文的编码占了全球语言文字编码工作量的绝大部分。因为除这两种语言外的其他语言文字都是字母文字，只要完成了极少量字母的编码就可以了。
但是，中国人在做汉字编码工作时，永远只是从汉语本身的编码来考虑问题。虽然中国人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却被美国公司建立了国际通用文字编码Unicode的专利，把中国人花费海量工作的汉字编码稍微改换了一下，就全成他们的专利了。
三、各类标准详解
1. 产业标准或技术标准
工业化初期，工业品主要是手工业品，产品总体及各项元配件尺寸设计等都是生产者个人化定制的。很多产品参数的设计甚至可能都是生产者个人的技术机密不予外露。这类非标准化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今天依然少量存在，如各种艺术品、手工业品等。
这种生产方式的缺陷在于：所有产品都是从头开始设计生产，所有工序及元配件都是生产者个人定制生产。这不仅是生产效率较低，生产规模很小，成本很高，往往一个产品所有环节都必须要由生产者个人或其师徒在一个生产场地内完成。这样就难以实现更为复杂精深的产品设计。
标准化生产方式是将产品及元配件都制定成标准化的，称为标准件。产品在一开始就基于标准件进行设计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是：标准件可以在平时就进行大规模地专业化生产，由此可以实现生产的社会分工及规模效益。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标准化深入到了工业生产的从元配件到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福特在汽车生产中引入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使T型车的价格从早期的8000多美元，最后逐步下降到260美元。从1908年推向市场，到1927年总共销售1500万辆。这一单品销量水平到今天来看也是属于最畅销车型之列。这是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经典之作。
2. 通信标准
标准对一般的产业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提升和改善，而对通信产业来说不仅如此，还属于必须和前提。如果没有通信标准协议支持，通信就无法进行。通信的双方只有采用相同的标准协议，才能理解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含义，或建立起最基本的通信过程。
尤其是数字通信，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通信协议，收到的信号就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噪声。电报技术得以从电磁学变为现实，就是莫尔斯和维尔首先解决了信息编码的标准问题，他们先制定了莫尔斯编码。在此之前的电报设计之所以失败，问题就是发明者要用极为复杂的电路去代表26个字母还有数字。莫尔斯电码以最为简单的方式进行信息编码，从而使得电报机电路设计得以最大程度地简化。
其实，为莫尔斯电码发明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当时他正在协助莫尔斯进行电报机的发明工作。在通信这个领域的开创阶段有很多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历史。莫尔斯本人最初其实不仅不是发明家，而且是对通信和电子技术一巧不通的画家。他是在1832 年，从欧洲回美国的途中，遇到了发明家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Charles Thomas Jackson），和他讨论了当时刚出现的电报技术，马上产生极大兴趣，由此一头扎进去花了十年时间发明出了电报。
纵观通信业的发展历史，创造历史的奠基人，没有一个是真正干当时归口的邮政通信专业出身，甚至学生时代都不是学通信专业的。当然，他们中有人的确在学生时代是学通信出身的，能猜得出是谁吗？可能让人大感意外，正是上面最后这位美艳的大明星海蒂·拉玛。
我们对杰出人才的评价标准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缺少原创性的发明？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具备原创能力的杰出人才，而是太过于专业归口管理了。真正的原创怎么可能是从专业圈子内部产生的？
当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当年海蒂·拉玛给美国海军部讲解她的发明时，那帮小子根本就听不进去海蒂·拉玛在讲什么。我估计如果不是想亲眼见见这位美艳动人的大明星，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开这个专家评审会。
当海蒂·拉玛讲解完了以后，美国海军部的专家和领导们对海蒂·拉玛说，你最好是帮美军推销战争债券吧 —— 压根儿没把她讲的技术当回事。他们给了海蒂·拉玛1500万美元的推销任务，结果海蒂·拉玛帮着卖了2500万美元。这是她真正对二战做出的实际贡献。
这个技术原理即使在今天的通信专业学生那里，理解起来也非常困难。我当年在北京邮电大学上研究生时，学CDMA的数学推导公式，也是云天雾地学完的。其他的相关通信技术如频分复用、时分复用、空分复用、局域网里的CSMA/CD即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等，其技术原理相对简单，仅凭直觉都很快可以理解。
但这个码分多址直觉上很难想明白，它可以说是通信领域所有技术中最难的知识点，真的不亚于物理学里的量子纠缠。所以，当年美国海军部的那帮小子仅仅凭海蒂·拉玛一个评审会上的讲解怎么可能听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3.计量标准
测量是科学的基础，而计量是科学测量的基础。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之一，是统一度量衡，这个就是测量的计量基准。当年的秦国不仅是统一了计量基准，而且已经开始用产业标准的思路进行武器及很多工具的生产。其弓箭的箭头与箭身都是按标准化、可互换的尺寸生产的。这是秦国为什么在军事上非常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武器生产效率远高于没有采用标准化生产方式的其他对手。
计量这个词汇最初也是测量的意思，只是在测量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步地成为专指测量基础的含义。直到现在，有些测量工具依然被称为计量工具，例如计量称（其实就是重量的测量工具）等。
另外，很多更高精度的测量工具，就可以作为更低精度测量工具的计量校准设备。由于这些情况即使在学术界很多专家也不知道，因此，即使很多领域的顶尖学者往往也搞不清计量与测量的关系和区别是什么。这造成了很多深刻的影响，使得至今很多学科还是留下计量这个概念，却连这个学科的顶尖专业学者也不知其准确含义。例如生物计量学、计量经济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放射计量学和化学计量学等，事实上其学科名称中的计量一词本意都应当是指测量。
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的计量基准自然是不一样的。直到1875年5月20日，阿根廷、奥匈帝国、比利时、巴西、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秘鲁、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挪威、瑞士、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共17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签署《米制公约》（the Metre Convention），确立了以法国制定和推广的 “米制” 为基础的国际通行的计量单位制，建立了协调全球计量工作的永久的国际计量组织框架，如国际计量局（BIPM）等。
1999年，第二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把每年的5月20日确定为“世界计量日”。140多年来，计量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演进，形成了由国际计量局、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区域计量组织、国家计量院共同构成的国际计量架构，致力于实现全球范围的测量准确和可比。
当我们使用“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等词汇时，一定要知道他们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而往往是国际政治角逐的产物，甚至于科学最深刻的基础科学计量体系也是如此。国际计量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角逐的产物，它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由法国国民制宪议会推动建立的。当时的法国与英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当时由英国建立的英制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广泛的影响力。
法国另外推动建立一套计量标准，本身就是与当时的“国际事实标准”相竞争的政治行为。1795年4月7日，法国通过的相关法案对新的计量体系进行了定义，米制单位诞生。1799年，法国政府公告使用米制系统。此后，法国政府一直努力扩大米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到最后成为一种国际计量体系。
1875年《米制公约》签订之前，法国刚被普鲁士击败，因此，签订这个公约事实上是多个国家之间政治角力的平衡结果，它减少了法国对米控制、同时又不让它落入战胜国德国的控制之中。国际计量组织的总部还是在法国巴黎。但是，直到今天，与国际计量体系相竞争的另一个计量体系英制，依然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包括英国与美国。
1875年建立国际计量体系时，法国计量器具的制作技术还赶不上英国，是请英国伦敦铸造贵金属的公司庄信万丰制作了30个米原器和40个千克原器。如果用今天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来说，另外设立一套计量基准，计量器具的制作生意居然是让竞争对手英国公司把钱赚了，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如果我们了解国际计量体系建立的历史就会理解，法国推动建立的这套体系，为增强法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科技、经济发展起到了应有的重大作用。
4. 科研标准与控制他国科技研究活动的抓手
科研标准涉及如何评价科研活动的课题及科研人员的各个方面，包括如何选题，如何评价论文，如何评价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等。科研标准决定了科研资金的流向、选题方向、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科研成果的评定、成果的发表、利用等所有环节的工作。中国现在并不缺少人才、资金，但在科研标准上存在巨大的问题和偏差。
现在中国科研体系受到的较大影响是863计划，这是当时中国科技能力还非常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受压之下做出的反应。863计划的初衷就是我们不能被世界发达国家拉下太远，因此它最大的目标就是有效地跟踪国外先进科技水平和方向，培养人才，并在少量本来就有优势的领域争取有所作为。
如果从863计划的初衷来说，它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形成了极为高效的跟随型科研体制，包括了课题选择、评价，甚至科研人员职称评价等全方位的科研标准。但是，在这个计划执行的过程之中，中国无意之中陷入了跟随型的科研泥潭之中，在今天成为巨大的问题。
以英文为主的科研成果发表标准，这个在最初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在今天中国科研能力已经居于世界相对领先地位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荒唐。我们花费了巨额的科研资金，最后研究成果却要花钱找国外的刊物去发表，如果国内的其他科技人员要看的话，还得再花钱从国外刊物购买。这个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科研全过程的评价标准。
无论是研究人员个人，还是高校和科研机构，都要以国外发表的英文论文数量等为标准。如果我们将论文提交到国外，由国际上最优秀的学者来审稿和提交评审意见，对中国提升自己科研能力当然会是有帮助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向越来越荒谬的地步发展。
中国的这种科研标准已经越来越被部分华人研究透，并且成为从中渔利的机制。一些国外的英文刊物事实上就是海外的华人创办的。即使提交到原来就是国外的刊物，其审稿人也未必就是海外学者，而往往还是华人，甚至就是身在中国的学者。国外学术界当然也会极力支持中国学术界这么做，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更为容易地及时看到中国学者的成果，比中国学术界和全社会更为方便。
中国需要永远融入世界的科研和产品技术发展潮流之中，但我们已经因为英文的语言评价体系而丧失了对自己整个国家科研评价标准的掌控能力，更别提去掌控世界学术发展方向了。这也是国外控制中国科技研究活动的抓手，它比公开的制裁中国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带来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这使中国在从跟随型向领导型转变的过程中，会遭遇巨大的困难。这个转变的关键，就是必须改变受制于人的科研标准，以科学内在的规律为建立标准的基础，将整个中国的科研体系，改造为符合真正的科技创新。
四、对标准的战略营销与垄断市场的手段
一切技术和产品的标准都是人制定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能够掌控全球产品技术标准的走向，无疑会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有先机。但如何使他人接受自己制定的标准，这本质上既是一个标准本身的技术水平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战略营销问题。而我们在过去对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概念的，以为技术标准就纯粹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标准的战略营销与一般企业内的产品技术营销有一些类似，它在表面上不能表现为营销，而要都表现得是纯技术性的活动。无论是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身份还是相关的部门，都得是在名称上显得是纯粹技术性的。
作者本人在担任中兴通讯印度市场总经理期间，曾带着中兴公司高层领导去拜访印度运营商的CTO等高层领导。有一段时间见到几乎所有运营商的高层尤其CTO，90%以上的时间是对方在力劝中兴不要去支持中国推动的TD-SCDMA标准，并且明确说是3GPP组织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和职责。中国的一般政府官员，普通科技工作者们根本没机会接触到这类国外极其强大的标准战略营销活动，而作者本人是亲身承受过大量这种战略营销“炮火”的。
在TD-SCDMA标准发展期间，中国社会来自于各个角落的强烈反对TD-SCDMA的舆论。这类舆论受到国外大量资金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与李进良教授、丁守谦教授等当年撰写大量文章对TD-SCDMA进行战略宣传营销的原因所在。
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者，甚至是搞化学、生物、社会学、艺术圈子等学科领域的人，一不懂通信、二不懂标准、三不懂营销、四不懂经济，却都跑来指责中国搞TD-SCDMA，说这是搞“窄规铁路”。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在所有技术领域最喜欢搞、并且都必然会搞“窄规铁路”的是美国。你见过在哪一个技术领域美国人遵守国际标准的？除非标准是它定的。它连最基本、最普遍的国际计量标准都不遵守，还指望它遵守其他什么技术标准？
电源别人用220伏，美国人是110伏。
直到现在，苹果公司手机充电接口与他人的都不一样。
......
有美国人在前面垫底，怎么可能会有人想得出来指责中国人搞窄规铁路呢？这脑子都是怎么长的。中国人是太习惯于“遵守”，而不是去学会“运作”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了。虽然当时中国在3G标准上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正因为中国发展了TD-SCDMA，才使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芯片的研发人才。包括华为海思里有大量的研发人才都是从研发TD-SCDMA芯片锻炼出来。这一批研发TD-SCDMA芯片的人才，正是今天中国有能力在芯片领域与美国对抗的最重要资本和家底之一。
中国是天然地具有制定国际标准资格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总量=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然后还富余出半个欧盟。中国要搞什么技术标准，天然地就具有国际标准的分量。什么叫国际标准？就是中国人主导的为最先进和领先的技术领域制定的标准。
什么叫国际惯例？就是由中国引领的社会、企业、技术潮流和工作规范。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确有遵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良好美德，这个本身的确不是坏事。美国是最没资格制定国际标准的，你自己都最不遵守国际标准，凭什么你要去制定国际标准让别人去遵守？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争夺制定国际标准的机会？“权”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在过去它是指测量重量的工具 —— 秤砣。官府收税的人会拿上标准的衡器、也就是秤砣去收粮食。《广雅·释器》中说：“锤谓之权”。锤，就是秤锤，也就是秤砣，这个含义就是“秤锤就叫权”。因此，“掌权”的人就是指掌握秤砣的政府官员。“权”本意是一种衡器，这也是为什么汉语中会有“权衡”这一词语。
权衡不是简单地指测量重量，而是测量利弊。中国的古人早就明白，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和利益。可今天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懂这一点了。只知道让中国人遵守国际标准，就是要让中国人只知道做“国际顺民”，把中国人民的权力和利益让渡给其他人。
当年的TD-SCDMA真在技术上有什么优劣问题吗？根本就不是。坦率地说，现在各个国家在任何技术时代主推的标准的确有技术上细节的优劣问题，但从根本上说都差不多，其差异微乎其微。5G的POLAR码与LDPC真有多大区别？作为一个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也可算最资深的通信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各位：这些区别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差异都不会超过5%。而对通信和计算技术来说，没有至少10%以上，甚至数量级的区别，被拿到桌面上讨论的东西，更大程度上都属于是技术政治。
当然，不仅仅是掌控了标准就一定有利益，它也是创新和技术方向引领的能力体现。以现代视频监控为例，其技术起源于CCTV（闭路电视，注意不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CCTV），直到2005年中国还仰赖技术进口，市面上甚至活跃着十几家纯软件的西方视频分析公司；中国用了十年一举反超，一大技术分水岭是2000年初的模拟与IP之争。
中国企业宇视在入局安防市场之前，是做的数字通信。这群人的骨子里面全是“IP、开放、互联、互通”，两个学科交汇，使得宇视切入安防市场时能迅速拿出一个世界首创：首次用大规模视频管理起一座城市，贡献了中国社会的平安、尤其民众可以夜晚出行游乐消费谈情说爱的自由；西方相比中国还停留在小局域网时代、尤其夜晚被人身安危问题“专制”在家里的不自由。
真正的创新往往就是外来基因嵌入导致的。不仅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更是“它山之石，更适合攻玉”。
宇视为啥坚持做IP，不跟随行业龙头在模拟捞一把？直到2015年模拟监控市场的占比还是大于50%，从营收上看模拟还是个绝对的大肥肉。但IP是全球大势，最终成就宇视创业10年营收20倍增长、产品与方案覆盖200余个国家，今天全世界的视频监控都是IP。如果再谈纯电动车vs燃油车，大家就会更理解宇视的选择，IP就相当于纯电动。历史的一幕又在新的领域上演（这确实是看起来很简单的选择，但涉及10年里有7个十字路口怎么走，具体可见我10月12日的文章“中国科技企业如何避坑”）。
在IT行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炒作一些新的概念。它们大多是由美国公司或机构提出的。炒作这些概念的原因，就在于要引领全球IT科技的话语权，并且持续地维持住全球IT科技领导者的形象。很多社会学领域的概念，同样是炒作。例如，我曾在公司里接受管理培训，有综合计分卡和平衡计分卡。
两种管理方法讲完后，很多人非常不理解，问这两种计分卡有什么区别？讲师解释了半天大家还是一头雾水。事实上，它们主要的区别就是概念不同。在质量管理领域，有全面质量管理、6西格玛管理、零缺陷管理。要说他们一点区别没有当然也不是，尤其6西格玛管理的确对测量全面深入地加以应用。零缺陷管理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理念。但他们绝大多数实际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仅要善于做，也要善于在技术发展方向上做引领者。因为新技术的大方向可能大家很快都明白了，但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还有一些非常细节的，不一定有那么大决定性的技术方向。但最终可能就是谁掌握了这些最细节的技术方向决定权，谁就顺带把整个大方向也变成是自己掌握的了。
如果用相同的概念，就有抄袭的嫌疑。为了表明是创新的，就把相同的内容改个名字，稍微加点不同的东西和解释，就成独创的了。我曾在谈元宇宙的一文里深入谈到过美国人在IT技术概念上的炒作历史。参见“资深IT人详解什么是“元宇宙”——细说历史上那些“什么都不是”的概念”。
原来医学领域有个体化医学，奥巴马就叫精准医学；
原来的神经生物学，又称作脑科学。很多动物有神经但还没发育出脑子，也叫脑科学；
GIS（地理信息系统），被叫成数字地球、数字皮肤。
......
美国领导世界科技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地造出新概念，让别人永远认为自己赶不上形势，又out了。
五、中国标准发展战略
不能简单地把标准战略看作就是发动大家一起来想当然地做标准。我们的标准战略必须建立在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标准的规律基础之上。它应当包括：
国际标准组织战略。它有不同的层次，可以依托于现有国际标准组织建立相关新技术的论坛或标准组，也可以借全新技术群体的出现，发展成全新的国际标准组织。中国在特高压领域，已经具有独领全球风骚的技术储备，事实上就具备了建立国际特高压标准组织的条件。这又是一个中国可以在技术标准上引领全世界的机会。中国在特高压、纯电动车、光伏、风能、储能、电池等领域已经具备引领世界的充分能力，还应以更宽广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能源的国际标准组织。除了中国，还有谁有资格在新能源领域里引领国际标准的？
国际标准战略。我们不能仅在地方标准、行业团标、部标、国标等上面做文章，一切标准活动必须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迅速将其变成国际标准。
在发展新兴技术群的同时迅速配合国际标准战略和国际标准组织战略。以自己创新的技术为基础做国际标准更自然并容易成功。新技术的缔造者有天然的资格做国际标准，并很自然地让他人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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