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吴向娟,编辑:孙雅兰,原文标题:《宝妈考公》,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寻求体制内工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城年轻妈妈的选择。她们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生完孩子后想重返社会,为家庭博取更多收入以外的资源。对全职妈妈来说,不要求工作经验的考公考编尤其友好。在备考与育儿的双重压力下,宝妈们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1. 边育儿,边考公


考场的门大开着,卷着潮气的冷风满场回荡,砸在人脸上、钻进衣服里。夏琳坐在前排,手指冰凉,有些捏不稳笔,字写得歪歪扭扭。比起冷气,更难忍受的是涨奶,来参加这场公务员考试时,她刚生完孩子33天。


考试一结束,考生从考场涌出,夏琳用小臂托着乳房,小跑至厕所。剖腹产手术的伤口,隐隐传来撕扯感。她的乳房涨得像石头一样硬,轻轻一碰像针扎一般灼痛。由于乳汁分泌得多,输乳管又堵塞,夏琳每两小时就需要挤一次奶。一上午没挤,乳房早已不堪重负,再不挤恐怕会发烧。


在冷风中排队20分钟后,终于钻进厕所。两次被敲门催问,她连忙道歉,不愿说自己在挤奶。挤完奶,她低着头匆匆离开,不想与人眼神接触。仿佛自己是个异类。


作为一位新晋妈妈,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准备考公,夏琳的生活被安排得密不透风。她已经连续七年考公,生完孩子那年,是夏琳第三次参加公考。成为妈妈以后,这项任务变得愈发艰难,她只能在育儿间隙见缝插针地备考。


图 | 夏琳的书桌
图 | 夏琳的书桌


那段时间,夏琳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给女儿洗澡,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奶。女儿稍大点,需要准备辅食。等女儿会爬,每天都要拖地、擦拭家具,时刻得盯着,生怕磕碰了。女儿说话后,又多了一项早教课程。每天女儿入睡,她也筋疲力尽,拿起书几分钟就头昏眼花,看着看着就跳行,总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考公七年来,夏琳进过几次面试,依然次次落败,考得她越来越没有信心。近三年,她眼睁睁看着分数线涨了20几分,一路涨至130分以上,而她一直卡在120几分。


夏琳要面对的,是日益激烈的考公竞争。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1.4万人,增幅34%。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最大竞争比超5800:1。考公之外,考编的热度也居高不下,体制内工作竞争连年创下新高。


对许多身在小城市的年轻女性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完成生育后重返社会的最佳途径,往往是进入体制内工作。在小城市受限的就业环境中,不要求工作经验的编制岗位对宝妈们相对友好,而宝妈选择考公,更是出于一系列兼顾家庭的需求。在平衡备考与育儿的双重任务下,她们也需经历艰难的挑战。


丁苹考编的想法出现在女儿出生半年后,那是她做全职主妇的第三年。2015年第一次备考,丁苹笔试仅差0.01分进入面试。丈夫的一句“你肯定不行,别准备了”,让丁苹放弃了面试。一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面试通知,毫无准备的出击,换来的是并不理想的成绩。


第二次备考伊始,丁苹意外怀上二胎。家人并不支持她在怀孕的状态下备考,丁苹坚持利用空闲时间看资料、刷题。怀孕三个月时,她动辄就孕吐。后来睡觉几乎不能翻身,手脚也经常因为水肿而行动不便。


儿子出生后,两个孩子相差不到两岁,正是耗费精力的时候,丁苹的考编计划再次搁置。直到儿子半岁时,她才再次拾起书本,并向父母借了两万元报名县城的补习班。


补习班离家有二十几分钟的车程,每天上课八小时,午休两小时,三小时的晚自习则来去自由。丁苹经常趁午休时间赶回家喂奶,晚自习的时间也用来陪孩子。看着其他人每天都在全力扑学习,丁苹感到极度不安,带孩子都记挂着还没背的知识点。


宝妈们无法做到全力备考,缺席育儿的过程,总是令她们感到焦虑。许多年轻妈妈在分享自己的备考经验时,很容易流露出对孩子的愧疚心理。


考编的日子里,丁苹经常将自己关在阁楼的书房,一关就是一天,将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和婆婆。孩子一见她上楼梯便大哭,还顺着楼梯爬上来挠门,丁苹听得鼻头发酸。时隔几年,她依然感到愧疚。丈夫甚至指责她忘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


一次考前,丁苹去曲阜参加集中训练。上车前,两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丁苹差点淌下泪来。她走后,女儿连续几天喊着“找妈妈”。丁苹打定主意,一定要上岸才能对得起这番牺牲。


在丁苹生活的小县城,考编人数连年上涨。仅她所在的补习班就有400多人,这样的大型补习班,县城还有好几个。班里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从外地过来的,像丁苹这样的宝妈只有一个。


训练班条件恶劣,六人挤在一间宿舍,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坑位之间没有隔板。丁苹挤奶时总被别人撞见,对方先是露出惊愕的表情,然后低头走开,与同伴窃窃私语。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丁苹仍感到在众目睽睽下露出乳房有一种羞耻感。


生完孩子后,丁苹感觉记忆力和体力都有所下降,上学时两三遍就能背下的内容,现在要反复背十几遍,第二天还容易忘记。她感到绝望,“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比不过年轻人。”


2. 小城受限


对宝妈们来说,进入体制内不只为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们会为家庭考虑得更多。考公考编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以及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今年31岁的梁茜过去两年考公均以失败告终。2020年12月婚礼一结束,她就开始备战来年三月的福建省公务员考试,同时也在备孕。本来预计考上之后正好休产假,然而婚后半个月,她就检测出身孕。


休完产假,梁茜回到律所,以前的领导考博上岸离职,公司将她从助理转为律师,这意味着没有底薪,只能靠打官司拿提成。苦于开发客源的难题,梁茜的收入也随之骤减。


梁茜算过一笔账,孩子一月奶粉钱1600元,辅食一月1500元,大人开销也得3000元左右。丈夫月收入在1万出头,刨除每月基本开销,基本攒不下钱。失去固定薪资后,梁茜甚至需要自己缴纳五险一金。在日益拮据的生活压力下,她决定考公。


图 | 梁茜日常刷题
图 | 梁茜日常刷题


梁茜出生于安徽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生意人,从小就告诉她做公务员的种种好处:稳定、福利好、受人尊重。从那时起,公务员就成为她的理想职业。


做律师的几年,梁茜常常在工作中受到法官、检察官的训斥,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令她恐惧。她盼望自己也能成为检察官,就不必再过得战战兢兢 。律师的工作也不再让她充满激情,许多客户并不在意她的专业能力,上来就问她在检察院、法院是否有关系,“很难在这份职业中获得价值感。”


成为妈妈后,公务员的稳定性对梁茜的吸引力与日俱增。通过一些在法院和检察院就职的朋友,梁茜渐渐勾勒出做公务员的美好图景:不加班,不用自己开发客户,不必担心被辞退,孩子还能上指定的公立学校。


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时,民企不再是年轻人争相入围的胜地,稳定的编制成了比不确定的机遇更诱人的存在。


夏琳考公的直接目的是改变一家人的生存境遇。她出生于上海郊区的农村,爷爷奶奶双目失明,父母均是普通的基层工人。夏琳成长的过程,一直伴随着饱受欺凌的阴影。


邻居的女人患有精神疾病,病情发作时,总是朝夏琳家咒骂、泼粪、砸门,父母多次向镇政府求助,只换来一句:“谁让你们住在她家前面。”从小夏琳就听说,村里谁家有公务员,谁家办事就快。她立志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保护家人,考公是她想到最有效的方法。


图 | 夏琳父母家门口被泼粪
图 | 夏琳父母家门口被泼粪


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夏琳一头扎进考编事业,苦考三年后成功上岸,成为上海某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同时,她也没有放弃准备公务员考试,这是她人生清单里必须完成的一项。


孩子出生以后,考公更是事关生存的现实考量。夏琳一家住在上海郊区,每月需还6000元房贷,女儿的早教课每月也要三五千,生活彷佛一口熔金炉。夏琳想,考上公务员,收入至少比现在高。


通过考公去上海市区工作,还意味着能给女儿找个更好的公立学校。从小成长于上海农村的夏琳学习刻苦,最终进入一所211大学。进入学校后,她才发现自己跟市区的同学差距甚大,起跑线的参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自己大学为英语四六级考试苦恼时,却听闻同学高中就考过了托福、雅思;当自己的生活被学习填满时,同学沉浸在广泛的课余生活和兴趣爱好里。


夏琳觉得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除了考试似乎身无长技。而她和同学之间的差距,从一开始就被分配不均的教育资源决定。把女儿从农村送进城里,考公是一条便捷的渠道。


全职妈妈重新走入社会的选择并不多,不要求职业经验的考公考编,不失为重启职业生涯的优先选择。况且,小城市的工作机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实在有限。


做了三年全职妈妈的丁苹,是被动荡的生活突然推进社会的。女儿出生那年,丈夫的儿童玩具店陷入惨淡经营,一整年没有收入,全家仅靠婆婆的一千多元退休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当困难。


一次与朋友约饭,丁苹提出自己做东。付款时,她翻遍口袋也没凑够100元,只好让朋友请客。穷困带来的尴尬,像潮气一样无法掩盖。给女儿买衣服要对比好几家价格,看衣服首先偷偷翻出价格牌。


长期隔绝于社会,丁苹也禁不住反思自我的价值。与丈夫的朋友聚会时,丁苹明显感到有工作的太太更受欢迎,自己则遭受冷落。更令她不安的是,孩子长大后问起妈妈的工作,自己该如何开口?


丁苹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的条件:毕业多年,依然没有一技之长;做生意需要本金,家里无法支持。小县城里可选的工作大部分是服务行业,比如商场或超市的导购,普遍薪资只有2500元左右。丁苹觉得自己拿着本科学历,不做文职有些可惜,况且其他工作时间太长,很难照顾孩子。


思来想去,自己适合的、既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只剩下体制内的编制岗。


3. 母职的束缚


对宝妈们来说,在小城获得一份编制稳定的工作,就能重获家庭地位,改变长期缺失社会生活的尴尬处境,这是其他工作很难带来的满足感。


丁苹在考编的第三年成功上岸,单位是离家仅二十分钟的文体局。前三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第四个月才领到第一笔工资,3000多元到手,丁苹的兴奋难以言表。她抽出几百元给两个孩子买了新衣服,其他的都存下。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偿还了考编期间所借的债务,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她不再惧怕与朋友聚会,也不再避讳跟人聊工作,变得更爱收拾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一次丈夫酒后甚至对她说:“你怎么这么优秀?考上了是不是就瞧不起我了?”


梁茜也曾被全职妈妈的身份所困。去律所工作前,她在家带过一年孩子,感觉自己逐渐与社会脱钩。不见朋友,没有社交,整天围着孩子转,活动范围仅限于小区,对外界一无所知。久而久之,梁茜感到自己已经产生抑郁症状。她立志要在三十岁之前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连续两次考公失败,梁茜决定,从11月开始脱产考公,不再接案子,专心备考。白天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时长保证8、9个小时,晚上等孩子睡着以后再看书,从22:00学习到凌晨1:00。


图 | 梁茜
图 | 梁茜


放弃从不在梁茜的考虑范畴,她打算考到不能考为止,“哪怕最终考不上,我也会去考事业编、银行或者国企。”


家庭支持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宝妈们的结局。在女性需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社会意识改变之前,她们始终在母职的束缚下艰难腾挪。


还在乡镇政府工作的夏琳意识到,没有丈夫的支持,她很难实现脱产考公。在长达七年的考公岁月里,丈夫总是表现出对夏琳的不满:“这么多年都没考上,肯定考不上了,你没那个能力,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带孩子。”


夏琳早已不指望丈夫能替自己分担育儿的责任。孩子出生不久,丈夫还会半夜起床跑腿、给孩子喂奶。等到孩子半岁大时,丈夫逐渐抽身。有时忙不过来,夏琳让丈夫搭把手,但他一抱女儿,女儿便哇哇大哭,他顺势将女儿塞回去,“你看,孩子更喜欢你嘛。”


后来丈夫索性直言:“你是事业编,工作相对清闲,家里你多分担一些,别指望我太多,我会更专注在工作上。”夏琳对这话很反感,却不知该怎么辩驳,丈夫在外企工作,年收入比自己多五万,似乎有理由这么说。


如今女儿已经三岁,陪她学习、玩耍的主要任务仍是夏琳一个人完成,丈夫只在下班后做一些家务。有时候,夏琳感到格外疲惫,她问丈夫:“为什么每次带孩子出去玩的都是我?”丈夫回答:“别人家不都是妈妈陪孩子出去玩吗?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夏琳索性放弃博弈,她甚至想,是不是因为爸爸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参与感不强,因此很难产生像妈妈一样的责任感,妈妈总是更容易对孩子的需求心软。


如今已经31岁的夏琳,打算一直考到年龄红线,在此之前绝不放弃。只是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一定要在结婚生子前拼命考上公务员。


*文中部分人物有信息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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