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黄珊珊，编辑：温丽虹，原文标题：《中老年单身汉，游荡在小镇上》，头图来源：《乡村爱情故事》截图
在江汉平原的普通小镇上，游荡着一群因各种原因单身至今的中老年男性。他们中，有人外形条件优渥却家庭贫困，有人自力更生、资产小有所得却因学历而自卑，也有人只是在挑挑拣拣中，滞留婚恋市场，直到步入暮年。漫长的单身时光中，最难安放的是情感和欲望。
一
我的老家在汉水和长江之间一座小镇上。下辖的乡村里，乡民们除了打麻将没有太多娱乐爱好。起初，镇上53岁的皮匠保林也爱凑这个热闹。麻将好玩，只可惜村里的牌桌还是舆论场，上了台桌，自己的私生活免不得要在闲聊中被牌友和围观的熟人透个干净。
“你在厂里怎么就没处一个呢？人家老张都带了个外地媳妇儿回来了。”这天，一个人提起了保林娶媳妇的话头。
“这把年纪就不用挑了，以后你妈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坐到天黑哟。”又一个人说。保林熟悉这种邻里相处的方式，也对此不反感。可是一场牌打完，输了点小钱，焦虑还更加重了，从牌桌上下来的时候，老皮匠保林悻悻然回了家。
家里，只有一位年近90岁的老母亲在等保林。老人身体康健，生活尚且还能自理，但年纪大了，许多地方离不开保林的照顾。
这个家原本有7口人。1980年，保林10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带大了5个孩子。保林是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后，保林就在家跟着母亲种地，帮村里人干点农活领点工钱，就像他那几个早早开始谋生的哥哥姐姐一样。大一点后，他就跟着镇上的皮匠师傅学做鞋。做鞋、补鞋，一干就是30年。在这期间，哥哥姐姐们完成嫁娶，各自组建了家庭，离开了家。
保林庆幸自己在2019年到来前盖好了自己的小洋房。他原本在武汉市一家鞋厂打工，因为这栋洋房落成，他幸运地逃过了武汉封城。退居乡村后，他重新学种地，农闲的时间，有了大把多余的时间，就用来找对象。
盖楼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年纪大了，二楼可能根本就用不上。但房子带给他的，除了安居，还有面子。
年轻时的他蜗居在一个单间砖瓦房，简陋的居住环境，劝退了许多有心给保林介绍对象的媒婆。
人们相信，保林单身至今，很大程度是被窘迫的经济状况所累。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在农村一众中老年男人堆里，保林是很挺拔的那一个。他个子高，做了这么多年工，也没有耸肩驼背，鼻子秀挺得能把这耷拉的生活撑出点气质来。平常不用干活时，保林喜欢穿白色、浅灰色的衬衣。村里的老人都说，皮匠保林年轻时生得修长俊美，还有着农村男人身上少见的白皙肤色。这美若生在现在，用来招桃花也好，引流量也好，总归是不会被浪费。可他偏偏生在了70年代，生在河边一个会漏雨的砖瓦房里。
贫困带来的自卑，与帅气带来的一点骄傲，让保林在农村婚恋市场上处于尴尬境地，从年轻到年老。
年轻时，很多农村女孩连生存都困难，不可能只图一个男人生得好。保林20多岁时，经人介绍认识过一位棉纺厂的女工。那位大概是他真心喜欢过的，他曾经拿两个月的收入给那个女孩买过一条白色无袖连衣裙。女孩一米六几的身高，和他一般年纪，长相也般配。但女孩当时受不了棉纺厂三班倒的工作，最后嫁给了一个在国企工作的男人，男方在外貌上比不过保林，但男人婚后把女孩调去了供销社上班，让她摆脱了她所不喜欢的工作岗位。
随着年龄渐长，保林那点外形的资本慢慢淡去，前来说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按邻居们的说法，这几年也有人给保林介绍过一些女人。和保林同龄的，一般都离异带孩子。保林觉得自己头婚就帮人养孩子，这冤大头自己做不得。遇到年纪稍小一些的，人家也看不上一个皮匠，毕竟他没什么积蓄、没养老保险，何况他的这门手艺现在也不吃香。村里大把皮匠、木匠、泥瓦匠现在没活儿干，和保林一样重新开始熟悉土地，种起了地。
当老皮匠保林还在挑肥拣瘦的时候，小镇上同龄段的女性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春、第三春。明年就满60岁的张阿姨，身材随着年龄越发圆润起来，这非但没让她的风姿少几分，还让她在同龄人中平添一点贵气。前几年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开始相亲。本地一位大她十多岁的男嘉宾，靠着“三金和10万块的养老保险”，成功获得她的芳心。张阿姨每天早上都能享受老伴从早点铺带回家的红糖豆花，她每天晚上跳广场舞，对方也喜欢看。在老年人这种直白的婚姻利益交换中，你甚至能品出“走过大半生，看山还是山”的真诚。
老几辈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塑造了小镇长期以来失衡的男女比例。加上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镇上的许多女性外出务工，一些去往江浙或广东务工的女孩，还会想办法在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找对象安家落户。男女性别比失衡，加上女性向外流失，令小镇本地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比男性更加吃香、有更多选择余地。
所以，在小镇上，男性如果没有一份电力局、工商局、银行这样的国企事业单位工作，普通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都很难找对象。这个定律从20多年前到现在，一直没变。疫情后，一些原本在城务工的男人因为工厂倒闭失业回家，村镇年轻一代的单身汉也多了起来。
在中国，还存在许多跟我老家小镇情况相似的乡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全国有31个省的乡村男女性比均大于100（以女性100为参照），也就是说，有31个省份乡村男性比女性多。其中湖北为111.34，比全国乡村男女比107.91还要高出不少。
和大城市那些忙着搞事业、主动不婚的大龄男女相比，村镇的单身汉，更多是求而不得造成的。在城市，即使是不婚的人，也会有几段恋爱经历，或是更为开放的性伴侣关系。在农村，谈恋爱是头等稀罕又浪费彼此时间精力的事儿。每个人相亲都直奔婚姻主题，几乎没有恋爱和试婚的过程。要是哪对孤男寡女走到一起，最后又不提结婚，人们总觉得这是在耍流氓、偷情。
这种集体惨淡的局面，反倒让保林心安理得起来。
二
42岁的胡平是镇上另一名单身汉。他生得矮小，没遗传他母亲的半分健壮，常年戴着一副金属框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大而有神。
胡平是镇上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从湖北一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他，20年前就在深圳一所中学做英语老师了。没想到16年前，当了3年英语老师后，胡平就回老家来了。他的父母当时以为他只是暑假回来休息，至今觉得损失了一套深圳的千万元房子。
当年为什么要回来？胡平对外只说是太累了，身体吃不消。
如果胡平愿意，当年可以在小镇中学做英语老师，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承受有道德光环的职业。学习了多年的英语，没听胡平在小镇上说一个单词，但这种语言大概教会了他：人有堕落的自由。
作为老单身汉，胡平总是以“游荡”的姿态出现在镇上。大多数时候，人们把他当成懦夫、逃兵。在镇上，从东街到西街，没有人不知道老胡家的孩子自毁前程。有时候他游荡到镇民家中的话题里，成为老一辈口中的“反面教材”——现在镇上偶尔有走出乡镇的年轻人，提出打算回老家歇脚“躺一下”或做小生意，家中长辈想到回到小镇单身至今的胡平，总会语气担忧地劝退孩子们。还有家长言辞焦急地问过自家孩子：“这里哪有什么田园生活？你回来干嘛，和那群老单身汉一起闲晃吗？”
有趣的是，左邻右舍的电脑其实都是胡平帮忙安装的，谁的手机不会用或是要修理，也都找他帮忙。事后，大家又不忘再夸一句：这读了大学的，还是不一样。
在家无所事事两年后，也许是经不起父母成天的唠叨，也许是实在太无聊。胡平拿着积蓄开了家网吧。在十几年前，胡平的网吧生意很好，当时小镇上有上千名初中生和一群闲得慌的小青年，只有两个网吧供他们前去消遣。
胡平的姐姐当年大学毕业后，早早拿着高薪在成都定居，他的弟弟高中辍学后随姐姐去成都找了份工，也成家了。两位老人把全部的关注倾泻在胡平身上，给他安排了很多场相亲。
可是，胡平看不上乡镇辍学打工女孩，觉得她们没文化，那些满身活力的女孩也瞧不上他的瘦弱。而小镇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都巴不得快点插翅离开这里，听闻胡平的故事，连见面都不愿。后来，尽管年岁渐长，胡平还是向往着年轻和美丽的伴侣，因此久久没法匹配成功、走进婚姻。
在一次又一次的抗拒和挫败中，胡平已经主动从相亲局中离场了，他把心思都花在自己的小卖部上——早年的网吧生意后来变得惨淡，他便将网吧改成了小卖部。就算是卖一瓶矿泉水，他也卖得格外认真。逢人进店，他会客套几句。不像一线城市的便利店那样，你进去只能听到一句电子音“欢迎光临”。
比胡平还小几岁的机械维修工郭师傅，对结婚生子要热情得多。
今年38岁的郭师傅，是镇上唯一的农机修理工。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去镇上读了初中，因为成绩不好，他读完初中就辍学了。以前很多农民父母，无力也无心去引导孩子的教育。
从初中辍学后，郭师傅在“立业”的路上独自摸索了10年。他先是在家帮父母干了两年农活，后来在县城的各种工厂打零工。直到20多岁，他存了一笔学费，把自己送进了职业学校学习模具与数控，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农机维修店当了两年学徒，终于在30出头时学成回到镇上，租了家店面开了自己的修理店。郭师傅一年能挣十几万元，这在小镇上算高收入。
立业之后的郭师傅，就剩下唯一一桩人生大事——成家。郭师傅个子不高，不到一米七，比较胖，不爱说话，但和气，见谁都是客气一笑。平常他总是穿着蓝色工作长罩衫，去相亲前，会脱了一身机油味的工作服，换身体面的衣服。
他至今对没有念高中大学感到遗憾，每次相亲失败后，总觉得是自己学历低扣了分。
郭师傅说：以前在工厂也能遇到很多女孩子，但自己也不敢去搭讪。20多岁时，喜欢过一个女孩子，约她吃过好几次饭，还带她去过县城的鬼屋，对方也没有拒绝。但还没表白，人家就已经有男友了。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普通且自信。郭师傅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他主动一点，会不会就成了？他不时埋怨当年不够胆的自己。
回到小镇后，亲戚邻里看他店铺生意好，赚得多，也主动寻上门帮忙说亲。几年前，郭师傅和镇上一个小他10岁的理发师相过。女孩是高中毕业，一直在县城做美容美发。为此，郭师傅特意去县城，定了最好的花园酒店，请女孩吃饭、喝花茶。但一个下午过去后，女孩并不欣赏郭师傅的勤劳质朴，不肯再约了。现在这个女孩已经做了妈妈，有个两岁大的女儿。
女性到底要什么？郭师傅一直搞不懂，他觉得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比店里的机器差别大得多。媒人则觉得：郭师傅太木了，外形是一部分，主要是性格不灵。现在的女人也不光是看钱的。
一轮轮面试下来，在2018年，郭师傅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离异女人定了婚。但结婚前却发生了意外。郭师傅的父亲在操作田地操作悬耕机时，错将“暂停键”按成了“倒退键”。机器斩断了父亲的右腿，也斩断这段郭师傅刚萌芽的婚姻。手术花费了2、30万，这钱原本是郭师傅用来准备婚礼和彩礼的。女方因为这笔钱没到账，就分手了。
后来邻居们常常为郭师傅打抱不平：这种势利眼女人，也幸好没娶进门，何况她还是个二婚的。说得多了，郭师傅自己反倒觉得难堪了：那不也正说明自己没用，连个离异女人都哄不住？
靠轻视他人获得的自我安慰，很快又会在另一个相亲局被践踏。但人们乐此不疲地建立婚姻鄙视链。是买卖，就得有三六九等的标价。
三
因为悔婚事件和父亲的手术，郭师傅消沉了一阵子。
2019年夏天，一位越南新娘嫁来小镇，这给了他新的盼头。住同一街的一位街坊，现在也是30好几了。前几年在杭州打工时，认识一个做跨国婚姻的中介，后来成功娶回一位越南新娘。这位越南新娘不爱打麻将、也不嚷着去城里逛街，嫁来这边不出一年就有了孩子。她还学会了缝纫，现在在小镇服装厂做女工，一个月能赚3、4千块钱。在郭师傅看来，这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妻子：年轻健康、温顺勤劳、好生养。
很多小镇男性和郭师傅的想法差不多，至于语言交流、兴趣爱好这些，他们觉得不重要。这里的男男女女也不觉得花钱“娶”一位外国新娘，是物化女性，或者更严重点，有买卖人口的嫌疑。否则，那不也是否认自己父母或祖辈的婚姻？小镇上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靠包办婚姻，或相两次亲就组建的。就像开盲盒，有的先婚后爱，有的一生无奈。况且，在面对越南新娘时，这里的人还都有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是在给越南女性扶贫，从而自己的行为也更正义了。
“我们这里就算是农村也比越南有钱吧，依我说多找一点越南新娘来挺好的。”这是一位当地50多岁阿姨的评价。尽管她没去过越南，也不知道胡志明的房价已经直逼北上广了。
郭师傅打听好了，他娶一位越南新娘的成本在25万以上，其中18万是给新娘家的彩礼，2万块是给中介的中介费，还要支付往返的机票、住宿费。去一次可能还相不中，得来回折腾个2、3次。郭师傅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最远的旅程就是坐一个钟的大巴去县城，再坐几十分钟动车去武汉。这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郭师傅的越南新娘计划也被耽搁了，他盼着疫情早点结束。
心里有个愿景，郭师傅干活存钱也就更卖力了。仗着现在镇上只有他一位修理师，他也够胆喊价，有时候修一台喊200，有时候喊300。但他也担心，万一疫情让更多人返乡了，有人抢他饭碗了，钱就没那么好赚了。
在单身汉们受阻的婚姻中，也有人看准商机，从中获利。小镇上有一位走街串巷卖面条和卤味小吃的阿姨，兼职做媒婆，帮忙介绍一人就收取20元的中介费，若是谈成了，就会再收200元。等到双方婚礼时，还会再给她派一个红包，金额自定。靠着婚介副业，阿姨已经在县城一个楼盘买了新房子。
这种介绍，都是一对一的，没法像城市里那样组织多人相亲局。城市的付费相亲局或企事业单位组织的联谊，已经从年龄、职业、收入、学历、婚育背景、健康状况等基本门槛上进行了筛选，来者都是同圈层的人，尽管每个人对理想伴侣的偏好不同，还是会存在共性诉求。
如果要在小镇上组织一个几十人的局，你会发现年龄从30岁到60岁的都有，未婚的和已经离异带两个孩子的会出现在同一屋。大家的年龄、婚史背景差别太大，没法有诉求共性。更何况，有的人在县城打工，有的人在村里闲晃，生活也不像城市里996的人那么有规律，很难把一群人凑到一起。
就像人们常说的，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小镇的单身汉似乎在相亲上也要更参差。
农村的夜晚总是来得更快更深，已婚的夫妻关门闭户后，单身的男人们又在干什么呢？
情欲是小镇上的禁忌话题。这里的人可以随口讲荤段子，可以骂人带生殖器，可以花钱享受一些特殊服务，唯独不能将“性”当正经事儿去聊。你要是跟人正经说起来，对方就目光闪烁，憋着痴痴的笑。这种遮掩的态度，导致“农村光棍”，成了和“欧美管道工”一样的小视频类型标签，只是前者更具有侮辱性。
保林非常反感“农村光棍”这个称呼，尤其是还要加个“老”字。当木心说自己的理想是做“单身汉”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可人们比较难相信一个农村单身汉不会惹出点什么是非来。好像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是更为空洞，理所当然会有更强烈的生理欲望。
十几年前的小镇也有过能提供特殊服务的发廊，后来因为有男人在这里染上病，家人来大闹一场，导致流血伤人事件，小店就被迫关停了。歌舞厅也短暂存在过，怎么消亡的，就难以得知了。还有小电影录像店，除了租售一些光碟，也提供包间观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镇的男人们喜欢在这些地方流连。但现在，如果要花钱解决生理需求，就需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每个县城都有自己的风俗街，不用做推广，有需要的人都会摸着黑寻来，跟单身与否无关。
那些发生在工厂的风流过往，发生在乡间的不伦韵事，或是在逼仄小店里的特殊消费，男人们不会拿到台面上。有人觉得，如果不是为了让父母抱孙子，不是为了成个家更体面，定期消费一下，比娶越南新娘要便宜多了。
随着年龄渐长，单身男人们年轻时此起彼伏的欲望，慢慢会稀释成每月拜访几次的念头，最后从一些服务夹缝中溜走。
像性侵事件，在这里倒是鲜有发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地处平原地带，经济算不上太落后，视野也没有遮蔽的缘故。倒也确实有女性说起过自己曾遭受骚扰，比如一位40多岁的妇女反馈自己清晨在河堤散步被尾随，也有年轻女孩提及中学时在家洗澡被偷看。
对胡平来说，连花钱去买服务甚至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年轻时一直要通宵照看网吧生意，很多寂寞就这么被排遣了。每天夜里和一堆男孩联机打游戏，把键盘敲得呼啦啦作响，再飙上一堆脏话，吃一顿宵夜，一晚上的力气就耗没了。白天昏沉沉睡去，甚至懒得去想上周的相亲对象对自己的看法。
对郭师傅来说，赚钱的紧迫感更强烈。单身生活除了寂寞，如果还要说有什么损失，那就是他为了搞好客户关系，参加了村镇上大大小小的婚礼。随出去的份子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来。无论是否结婚，钱都是最紧要的。这是他从毁约的未婚妻身上，学到的重要一课。
这两三年，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工厂宿舍、工地棚屋、城中村出租屋退回来，和那些已经在小镇上守出方寸天地的单身汉不同，他们不仅没有婚姻家庭，连下一份工也都还没头绪，只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在村镇游荡。镇上有人开玩笑，一个村2百多人，差不多有三五十个光棍。
有时候十几人迎着晚霞在田埂上或河堤走来走去，好像要把那荒地踩出一些生机来。最后，又只是往这暮气里添了一些斜影。
*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处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ID：zhenshigushi1），作者：黄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