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作者：叉少，头图来自：《芙蓉镇》剧照
1981年3月，“文学巨擘”茅盾逝世，第二年中国作协举办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2月15日，首届茅盾文学奖名单揭晓，6部茅奖作品里，湖南占据两席，古华和莫应丰凭借《芙蓉镇》和《将军吟》同时获奖。
“湖南作家”一时间独步天下，“文学湘军”声名鹊起。
当时文艺界公认中国有两大文学阵容，一个是“北京作家群”，另一个就是“文学湘军”。
整个80年代，湖南作家斩获全国性文学大奖30余枚，包括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全国儿童文学奖等，还创造1979~1985连续7届9部作品获奖的奇迹。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板块，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里，湖湘大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作家，韩少功、残雪、王跃文、阎真、田耳、郑小驴、沈念等等，源源不断扩充“文学湘军”队伍。
他们在湖湘大地上书写中国故事，颂扬民族文化，以其地域性的文字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长河，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同时也创造了“文学湘军”经久不衰的神话。
辉煌40年的“文学湘军”，战斗力为什么这么强？
80年代初：声名鹊起
1978年，36岁的湖南籍作家古华到山区大县里采风，听到了一个“妇女克夫”的故事。
那会儿古华在县文化馆歇脚，看见一群人都在围着一个音乐干部听故事，古华也凑了上去。干部讲的是湘西一个女人前后死了两任丈夫，她觉得自己“命独，克夫”，十几年来心怀内疚。后来大家伙儿帮她破封建迷信，可女人坚持说自己命硬。
古华听得入迷，可觉得这故事太过落后，后来他给女人取名叫胡玉音，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写了部小说，背景设在湘西苗族永顺县。这部作品就是日后获茅奖的《芙蓉镇》。
1982年，古华有意把《芙蓉镇》搬上大银屏，可连找了几个电影厂都被拒了。那时运动刚结束10年，风气没有完全放开，电影厂都不敢冒这个险。
1985年，在北影厂碰壁的古华有点气馁，他带着本子找到上影厂，想着碰碰运气，没想到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大力支持，还让《女篮五号》的导演谢晋来执导。
谢晋也不辱使命，找来刘晓庆、姜文等年轻演员，搭档编剧阿城，亲自下场勘景，花费一年才把片子拍出来。
片子的外景取自永顺县王村，内景是在上影厂摄影棚里搭的。为了维持内外景统一，谢晋还派人专门把胡家客栈、秦书田家的木料拆下来运到上海。为了呈现一块青石板的质感，置景工人专门打磨了十几天。
1987年春节前夕，影片在北京、上海试映，一试映就引发巨大非议，不少人觉得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要求禁映。为了保障片子顺利公映，谢晋不得已对一些敏感镜头进行了处理。
可影片虽然公映了，首映式上刘晓庆、姜文两位演员却遭遇了“封杀”，他们被有关部门禁止出席现场，片子也被禁止参加国外影展。
谢晋气不过，找到中宣部辩理，经过几次辗转最终影片获得了国外放映的许可。第二年，《芙蓉镇》还获了1988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女主奖，国外上映后，更是获了蒙比利埃国际电影节金奖等多项奖项。原作者古华也提高了知名度，书籍销量猛增。
影片在全国大规模上映之时，跟古华同一年获茅奖的莫应丰却患肺癌去世了。
莫应丰是湖南益阳市桃江县人，1961年参加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从事音乐和剧本创作，后调潇湘电影制片厂任创作员。
1976年，莫应丰住在长沙文家市，当时桃江老家闹饥荒，父亲家里早已揭不开锅，可身边人还是怂恿他多写写“老革命根据地的新变化”。莫应丰生气了：“你听谁说我会写文章?谁能让我老父亲有饭吃我就写。”
虽然莫应丰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很不满，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还是动笔了。
1976年3月，莫应丰躲进文家市公社院子的小楼上，秘密搞起“地下文学”。创作环境艰苦，他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每天吃低劣的伙食，抽次品烟，偶尔吃一次鸡蛋就算是犒劳了。
凭着一股信念，莫应丰哼着《国际歌》一口气写出了长达47万字的小说《将军吟》，控诉敌对势力对老将军的迫害。他把这本书的初稿用油纸和塑料袋包裹，藏在地下，等待历史的天空重新放晴。
1980年，《将军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就引发激烈讨论。多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感慨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将军吟》是作者用自己的血和泪铸成的。”
80年代中：辉煌灿烂
1982年12月15日，首届茅盾文学奖名单揭晓，一共6部获奖作品，湖南籍作家古华和莫应丰占了两部。
“文学湘军”一夜成名，成为比肩“北京作家群”的文学阵营。
接下来的十年，湖南籍作家创作呈井喷状一发不可收拾，先后诞生了如谭谈《山道弯弯》、水运宪《祸起萧墙》等佳作，斩获了包括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全国儿童文学奖等在内的30余枚全国性文学奖项。
那几年，周立波、叶蔚林、古华、谭谈等一批知名作家，构成了新时代“文学湘军”的领头力量和主力军。与此同时一批青年作家如韩少功、何立伟、彭见明等也开始展露头角。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潮，作家们致力于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这一时期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湖南籍青年作家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首次提出“寻根”口号，被看作是文学寻根运动的宣言。
他以实际创作实践自己的主张，接连写出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反映民族心理的作品，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
在韩少功的倡导和引领下，湖南作家纷纷潜入湖湘大地创作，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文学寻根”热潮，引来贾平凹、莫言、阿城、汪曾祺等多省份作家应和，合力把“寻根文学”推上了顶峰。
“寻根文学”走红全国的同时，颇具实验气质的“先锋派”小说逐渐成型、壮大。
“先锋派”注重形式探索和“文体的自觉”，有着当时文坛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一大批狂热信徒。
“先锋派”前期的作者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原、莫言和残雪三人。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莫言是语言革命的先锋，而湖南籍作家残雪则率先在生存层面进行探索，创造了作品中“人间炼狱”般的场景和梦魇一样的内心世界。
残雪原名邓小华，祖籍湖南耒阳，生于长沙。残雪小时父亲被划为“右派”打倒，她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是个沾满楚地巫风习性的人物。
特殊的童年经历，使得残雪沾染了楚巫文化的神秘气质，她曾表示：“几次跟随外婆在天井里赶鬼的经验烙在了我的‘灵魂’上。”
7岁那年外婆因饥饿去世，残雪也早早辍学工作，十几年里干过装配工、铣工、赤脚医生和裁缝，后来生了孩子还去当代课老师，直到30岁后才开始写作。
1985年，残雪完成了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她笔下怪异的人物和诡异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一出手就震惊文坛。接下来，残雪又写了《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等作品，文风飘浮，情节破裂，形成了典型的“残雪式”实验文本风格。
到了九十年代，之前的“先锋派”作家逐渐转入现实主义，余华写了强现实题材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苏童完成了《米》，叶兆言、洪峰、格非等人也逐步贴近地面，只有残雪在“先锋”的路子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到了后期的创作整个进入了精神世界，形成了所谓的“残雪之谜”。
她说：“一名纯文学作者的真实突破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的作品所达到的精神深度。”
90年代：平稳前进
相较于80年代“文学湘军”的辉煌灿烂，90年代前期，湖南文坛相对沉寂，直到90年代后期才呈现新的格局。
1990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的唐浩明耗费11年完成长篇小说“曾国藩系列”第一部《血祭》，这本书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引发巨大轰动。
唐浩明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硕士毕业后在岳麓书社任职，从事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从八十年代初起，唐浩明就开始编审、分析曾国藩留下的1500多万字的文稿，搜集正史、野史，企图还原这位晚清湘军领袖。
起初，唐浩明只是写了个5万字的中篇，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刊物《芙蓉》的编辑部主任朱树诚看后，觉得这样丰富的素材只写一个中篇太可惜了，他鼓励唐浩明扩充成一个长篇。
唐浩明听从编辑建议，他辞掉了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位，还婉拒了领导调他任总编辑的好意，全身心投入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唐浩明把自己关在书房，耕耘两年完成了这册120万字的鸿篇巨制。小说分三部，第二部《野焚》第三部《黑雨》于1992年4月出版，一推出就引发抢购狂潮。
唐浩明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了我厚爱，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也不可能深刻认识曾国藩，更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
90年代中期以后，湖南作家队伍出现了“60年代作家群”“女作家群”“儿童文学作家群”三大创作阵营。
其中儿童文学作家群影响最大，庞敏的散文《淡淡的白梅》、汤素兰的童话《小朵朵与半个巫婆》和《笨狼的故事》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湖南籍儿童作家也被誉为“童话湘军”。
这一时期，老前辈韩少功还出版了先锋小说《马桥词典》，他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镇的115个词条，通过透视一个民族的挣扎，给读者提供了认识农村的另一条途径。
这部小说是“先锋派”代表作品，在西方影响巨大，新世纪后还获得了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世纪之交，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宣扬核心价值和文学理想的优质作品。“文学湘军”也成功抓住时代机遇，创作出一系列优秀作品。
继《曾国藩》三部曲之后，唐浩明在新世纪又推出《杨度》《张之洞》，此外还有彭见明的《玩古》、王跃文的《国画》、向本贵的《苍山如海》、陶少鸿的《梦土》、刘春来的《水灾》、阎真的《活着之上》和何顿的《幸福街》等多部长篇小说，学术界称之为“湖南长篇现象”。
与此同时，残雪、王跃文等老一辈湘军作家也在不断发力，他们的作品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展示出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为“文学湘军”赢得了新的荣誉与尊敬。
新世纪10年：蓄力调整
新世纪以来，“文学湘军”重新整饬，又诞生了十余部获全国文学大奖的作品。
其中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王跃文《漫水》、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沈念《大湖消息》和龚盛辉《中国北斗》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
小说家田耳出生于沈从文老家，湘西凤凰，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作家是一种神奇的职业，有点像特务，侵入别人生活，又能全身而退。”
从20岁起，田耳就进社会打工，养过斗鸡、修过空调，还在派出所编过内刊。有段时间他常去酒店讨要空调拖欠款，那时他不会讲话，吵不过对方就买盒饭安静耗一天。
命运光顾的那一刻来自2007年，当年他有两篇小说《衣钵》《一个人张灯结彩》入围鲁迅文学奖，最终后者获奖。当年田耳31岁，成了史上最年轻的鲁奖得主，这之后，县里为他解决了工作问题，他还前往上海入读作家研究生班。
2005年，他还被《芙蓉》杂志选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
“文学湘军五少将”另一位“少将”沈念是湖南岳阳人，湖南师大毕业后进了一个工厂子弟学校教书，一待就是十多年。
在工厂，他喜欢看同事喝酒，听他们聊恋爱故事，还用自己的收音机换同事的《乱世佳人》和《新概念英语》等书。假日里，就去洞庭湖边找个树荫读书。
十年里，沈念也想着去服役、考研、学贸易或者当一个文字策划，可终究还是待在文学这条路上没动。
他从2000年起开始写作，写散文、小说，写自己的生活和湖湘文化，文笔带着南方的水汽。洞庭湖是他最常写的内容，他写洞庭的水波微澜、湖上人家，还写洪水肆虐、围湖造田，直到2022年，他凭一本为洞庭作传的《大湖消息》获得当年鲁迅文学奖。
他在后来的采访里说：
“洞庭湖是湖湘大地上每个人的母亲湖，我对这片土地索取得多，回报得少。三年前我动了写洞庭湖湿地的念头，如果不写，这个念头会纠缠我一辈子。”
2016年，沈念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念书，同在人大念书的，还有80后湖南作家郑小驴。
郑小驴原名郑朋，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读大学前一直在隆回乡村长大。郑小驴从小就喜欢讲故事，小时候每天放学路上身后都跟着一群小伙伴，大家抢着给他背书包，听他讲故事。郑小驴一边走一边编，大脑像个舞台，天马行空的故事讲出来却都像真的。
2006年，上大学的郑小驴暑假回到长沙，在中南大学铁道学院的自习教室里，突然想到了奶奶。奶奶是个乡村教师，出身非常不好，身体也不好，但后来奶奶去世家人在她的靴子里发现了诗稿，是那种典雅又凄凉的古体诗，郑小驴震撼很大。
在个夏天，郑小驴完成了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取名《1966年的一盏马灯》，讲的是奶奶的故事。
那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投稿，只知道一个网站叫“榕树下”，就把文章贴在了网站，没想到被推荐了。后来《佛山文艺》的编辑联系到他，把文章发到了杂志，郑小驴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
那之后，郑小驴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2010年开始，郑小驴来到长沙《文学界》担任编辑，期间断断续续完成了几个短篇，其中一篇描写“凋敝乡村种种惨状”的《鬼节》被残雪看到，推荐去了美国《words without borders》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
残雪对这位年轻人评价道 ：“写得如此老练，字里行间透出一股黑沉沉的力量。”
毕业后的郑小驴辗转北京、长沙、海南，又在2015年到北京读书，最后重新回到湖南。十几年来他不断得奖，坚持在写小说的路上孜孜不倦。
他形容写作时的自己：
“写作让我激动，所有的苦难、幻想、忧愁都被激活了……我就像回到了我的村庄，皇帝一般自信着，以至于我后来写着写着就得意地笑起来……我意识到我天生就是干这行当的。”
新世纪20年：重塑辉煌
从2015年起，在湖南省作协的牵头之下，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学会相继成立。
作家出身，曾获8次飞天奖最佳编剧奖的湖南省宣传部部长张宏森（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也多次寄语湖南文学界，要承载历史的辉煌，创造新时代的佳作。
文学学会的成立给湖南作家提供了创作、交流、研讨和相互促进的平台，有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和优良的创作氛围，“文学湘军”持续发力，不断创造新的成就。
其中，以汤素兰为会长的省儿童文学学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邓湘子、皮朝晖、彭湖等儿童作家佳作频出，又有多部作品斩获全国儿童奖项；湖南的网络文学也声势浩大，不仅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收获了文坛的肯定，有40多位作家入选了中国作协确定的全国重点作家名单。
散文方面，龚曙光、谢宗玉、吴昕孺等老将不断开拓创新，由龚曙光创办的《潇湘晨报》更是领跑报业湘军，成了湖南读者的首选报纸。张战、草树、梦天岚等诗人也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分别创作出《黑色糖果屋》《淤泥之子》《比月光更美》等诗集。
80后作家李卓同时也是湖南省知名作文教育专家，他不仅身体力行坚持创作，还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向下一代，创立了教育品牌麦田格。
2020年，李卓出版了散文集《麦田月光》，他用38篇文章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记忆，为读者构建出一幅色彩杂糅、真实完整的人生画卷，被韩少功称赞“凡人小事居然写出夺目锦绣和惊心波澜”。
汤素兰教授读后，也坚定认为作者走的是“经典文学的正道”。
谈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湘军”盛况，作家聂茂说：
“我们似乎感觉到这是文学湘军的重新崛起。其实，这并不叫重新崛起，而是一个延续，这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末文学湘军被撕裂之后重新愈合的自然过程，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2022年刚过去的8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湖南籍作家沈念和龚盛辉摘得两枚奖项，分别是散文杂文奖和报告文学奖，为湖南文艺再添浓墨重彩的两笔。
在一次采访里，记者提到作家喜欢以故乡构建自己的文字王国，问沈念会不会一直书写洞庭湖。
沈念点了点头，缓缓说道：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去深耕、去深入挖掘，去写出这一地域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洞庭湖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我的故乡，是我创作的一个源头，是最有力量、最富情感的一块福地。”
此番言语，令人不禁想起40年前的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上，莫老爷子凭《将军吟》获奖，他手持奖章动情地说：
“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厦上再添一块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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