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洞照，原文标题：《寻找戈达尔》，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让-吕克·戈达尔的噩耗通稿到处都是。我从千篇一律的赞美、惋惜、描述和引用里抬起头来，吸气，吐气，小心翼翼地。
我想起今年3月预告安乐死的阿兰·德龙，1990年，他是戈达尔作品《新浪潮》的男主角。就安乐死这件事两相比较，不免觉得戈达尔有些傲慢而任性。
以此作为我对戈达尔的最后印象未免过于草率，可我的确无法像几年前缅怀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那样，像真正的影迷或电影专家那样，发一条看上去真情实感的微信朋友圈。
我跟戈达尔不太熟。我决定去寻找他——用自己的方式。
宿舍里的戈达尔
北京时间2022年9月13日下午，看到法国媒体发出的戈达尔去世短讯时，我正在路上奔波，脑中闪过第一个念头：国内“最懂戈达尔”的人在哪里？我得找他聊聊。
我给一位敬重的编剧发消息，恳请他一起找找。次日，他推来一篇题为《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的悼念文章，附言：正在帮你联系卫西谛。
卫西谛，知名电影策划、影评人。这可太棒了！我第一时间表明来意，换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回复。
“我很喜欢戈达尔，但没有专门研究过，可能谈不了太多。”卫西谛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我也愿意相信，这其中有自谦的成分。
两天后，通过对卫西谛的采访，我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戈达尔。
进入电影领域之前，卫西谛对戈达尔一无所知。初入圈子时，卫西谛对奥斯卡获奖电影更为关注。那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盗版碟与网络论坛的时代。一天，他在BBS上看到惊人的一幕。
“另一帮人很不屑地在谈论‘新浪潮’和‘特吕弗’‘戈达尔’这些词汇。为了避免自己处于影迷鄙视链中下游，（我）赶紧去盗版店找。”
20年前，卫西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观看戈达尔的电影。卫西谛更为详细地描述了那个曾被他多次书写的场景：“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现在是资深的电影人），在狭小的宿舍里，打开一部旧电视和DVD机，塞进一张戈达尔（可能是《随心所欲》），对着两三个围坐的朋友，开始讲戈达尔如何颠覆好莱坞的视听语言。”
这位教师在讲解里提到戈达尔使用的弯轨，以及用摄影机对着两个坐在吧台的人的后背，摇过来摇过去，替代正反打的拍摄方式。当时大家除了震惊和感觉有趣之外，没有什么话。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卫西谛看不懂戈达尔。
“首先，盗版的中文字幕做得很差；其次，戈达尔的对白都是诗；还有，电影史和视听经验积累不够，根本谈不上认识。”
卫西谛认为，电影史是看懂戈达尔的“不可或缺的门槛”，“当你的电影史和视听经验足够了，你自然就会觉得更了解他——甚至每看一遍都能更进一步地了解”。
另外，对艺术史和古典音乐（戈达尔是古典乐迷）的充分了解也很重要。如果拥有审美上优良的直觉，“可能也可以”看懂他。
5年前，卫西谛启动写作项目“和电影生活在一起”，它由365部经典电影的影评组成，其中戈达尔作品的含量为所有涉及导演之最。
“看什么片没有进行前期规划，只是确实对我自己比较重要的导演，我是预想要排上完整的一周的，也就是连续重温7部。后来实现的是小津、阿巴斯、安东尼奥尼、雷诺阿、希区柯克、侯麦和戈达尔。”
整个项目完工时，卫西谛在统计中发现，戈达尔的电影他一共写了13部。如果加上侯麦的作品，那么“新浪潮”占据的比重就更为可观了。
卫西谛喜欢那个创造性无比强大的时代，它的缔造者们年轻、自由，勇敢地破坏规则，“敢于匕首投枪一样攻击他们厌恶的前辈，也敢于热切维护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人”。
至于他们的私生活，卫西谛幽默地说：“戈达尔和那帮新浪潮伙伴的八卦多得不得了。真正了解他的片子之后，那些就随风飘散了。比起他的作品，他的个人生活不算什么。”
有反叛才有创造——卫西谛眼中的戈达尔是反叛者。他告诉我，在传记《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和《理解戈达尔》，以及任何一次访谈里，都能找到那个“充满机智、狡黠、哲思与诗意”的戈达尔。
那真实的戈达尔呢？
卫西谛回答：“只要去阅读或观看他的作品，谁都可以接近、更接近真实的戈达尔。对于一个毕生都在追求真实的导演而言，摄影机是不会撒谎的。”
碎片间的戈达尔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电影43925部、文字艺术档案32588卷、中外电影类图书29489本、中外电影类期刊15012册。里面有多少涉及戈达尔的内容？
第二天，也就是9月14日上午，我向资料馆一位工作人员请教。经过几轮沟通，联络人没有给出确切答复，并遗憾地表示，资料馆暂时没有可以接受采访的人选。
“还是转向更稳妥的目标吧。”我边吃午饭边想。
我在首都博物馆资源平台选择“全部检索”，输入“戈达尔”，得到35条结果，包含几部电影，以及“此戈达尔非彼戈达尔”的著作；输入“新浪潮”，得到146条结果，包含一些非电影“新浪潮”著作。
实地考察很有必要。我顶着暖暖秋阳，撑伞南行，然后向西，踏上视野开阔的松榆南路，像《四百击》的小主人公安托万一样好奇地张望。
说到《四百击》，今年8月在红剧场观影时，我压根想不到它将成为我与戈达尔的第一次接触，我甚至记不起里面哪个角色由他扮演。
行走2600多步后，首都图书馆到了。我直奔B座5层东侧艺术文献存放区的最后几排书架，寻找可以外借的戈达尔相关著作——他的《电影史》与米歇尔·玛利的《理解戈达尔》。
我第一次看见《电影史》封面是在一位影迷朋友两年前的朋友圈里。巧的是，《电影史》见证了卫西谛与戈达尔的一个强相关的时刻：出现在其中文版腰封上。
“其实我不够资格去推荐这本书，但出版社说可以免费送我一本，就答应了。”回想当年的场景，卫西谛又幽默了一回。
我愿称书籍《电影史》为电影《电影史》的影片截图版，翻阅间，我找到了一个凝练的、冷幽默的、慵懒的戈达尔，他正戴着眼镜，边抽烟边口诛笔伐。
《理解戈达尔》聚焦《精疲力尽》与《蔑视》，对应书中所用译名《筋疲力尽》与《轻蔑》。我没能在精妙的电影和学术评论里找到想找的戈达尔，但电影拍摄前、中、后的故事给了我答案。
一些不可外借的首都图书馆库本书（如《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电光幻影100年》）里，以及散落在外的访谈、纪录片等资料，也提供了许多类似的碎片。我好像接近戈达尔了。
所有人的戈达尔
眼前的戈达尔在富庶的资产阶级家庭出生，却长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嗤之以鼻的人。
他1岁时搬到瑞士，3岁时回到法国，10岁时又因纳粹入侵法国而退居瑞士，并获得瑞士公民身份。二战结束后，他立刻返回巴黎读书。
1949年，戈达尔注册巴黎索邦大学预科。在人种学家的偶像让·鲁什的影响下，戈达尔在艺术、文学和人种学间选择了最后一个。
索邦大学的生活非常清闲，戈达尔的大部分课余时间花在了影迷俱乐部里，那里也是他结识埃里克·侯麦、雅克·里维特和特吕弗的地方。
之后，戈达尔和特吕弗坐在同一排看电影，或读同一篇专栏；他们赴同一场影展，一起睡在人行道上，把时间节省下来疯狂地看片。
20岁那年，戈达尔在侯麦主编的《电影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的刁钻视角和犀利文风引起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的注意。
多尼奥-瓦克罗兹是戈达尔母亲的朋友，刚跟安德烈·巴赞一起创立《电影手册》。后来，他邀请戈达尔为新刊撰文。年少轻狂的戈达尔终于找了件正事做。
1952年，戈达尔借助瑞士护照“逃脱”法国兵役，过起了放荡的生活，并进行了一次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小型环球之旅。这趟不着调的旅行甚至是戈达尔父亲赞助的。
两年后，母亲帮戈达尔谋了份大坝上的差事，没过多久，她便意外地与世长辞了。戈达尔的混乱生活告一段落，他把自己的大坝见闻拍成了短片《混凝土行动》，重返电影文化圈。
又一年，阿涅斯·瓦尔达的《短岬村》在巴黎首映，惜才的巴赞将她带进自己的圈子。那天晚上，夏布洛尔、特吕弗、罗麦尔、布里亚利、多尼奥-瓦克罗兹、戈达尔都在。
瓦尔达记得，男人们在聊天中提到几千部电影，说话快而愉悦，他们“随意坐在一个地方，甚至包括在床上”。
眼前的一切让27岁的瓦尔达意识到，她是手册派中唯一的女性，“好像误入了那里，因渺小而被忽视”。那时她不会想到，戈达尔60多年后竟再次带给她这种感觉。
那些年，戈达尔偶尔以演员、剪辑、制片等身份参与电影同僚们的项目，他还在同一时期接替夏布洛尔，在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做新闻专员。
不久后，在福克斯发行的《魔鬼通行证》的一场放映活动上，胡子拉碴的戈达尔起身痛斥导演皮埃尔·舍恩德费尔：“你的影片很令人讨厌。”
这唐突的表达方式没有困扰舍恩德费尔，他反倒觉得戈达尔毫无恶意，既聪明又好心。两人成了朋友，舍恩德费尔也参与了《精疲力尽》的制作。
那是1959年。夏布洛尔的《表兄弟》和《二重奏》、侯麦的《所有的男生都叫派翠克》、特吕弗的《四百击》相继上映，“新浪潮年”到来了。
当年5月中旬，特吕弗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膺最佳导演之际，《艺术报》召集新浪潮导演们举行会谈，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配文《请注意：这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电影》刊载。
照片中，特吕弗叼着香烟，坐在第一排最右的显著位置；戈达尔则低调地窝在最后一排，墨镜掩盖了他的情绪。
《精疲力尽》也是这一时期开拍的。电影节期间，特吕弗和夏布洛尔促成了戈达尔和乔治·德·博勒加尔的合作。特吕弗也作为编剧，亲自参与到戈达尔的这部长片首作当中。
我在戈达尔的传记里找到这样一个细节：特吕弗的剧本仅收费2000美元。为此，片方特地回信致谢：“我知道您是出于对让-吕克的友谊，可是请相信我，制片人不是经常有机会受到如此无私的待遇的。”
跟电影越走越近的戈达尔，跟自己的显赫家族及其代表的“主义”越来越远。据特吕弗观察，当时戈达尔和他的电影主人公一样穷，“钱包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地铁票”。
戈达尔曾用工整的圆体字，给德·博勒加尔写过一封宣示决心的信。
“天快亮了，赌局即将开始。”那是一个星期一，他如是写道，“希望可以赚到‘银子’，这个词现在很少用了。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如果之后这段期间我脾气坏，请多包涵。”
事实证明，戈达尔对自己的认知很准确，临时改对白已经不算可怕了，戈达尔有时一整天什么都不拍，有时又动员大家一天苦干12个小时以上……
他还启用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拍摄手段，在当时看上去很不专业，令其他主创大为沮丧。许多人觉得这个导演除了鄙视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戈达尔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他写信给皮埃尔·布朗伯格：“茜宝被弄得崩溃了，她后悔拍这部电影。”
瞧瞧这冷冰冰的口吻！这还是我在动图里找到的那个边抽烟边倒立的帅大叔吗？他可是能不遗余力、全情投入的，只为让茜宝拍戏时把刘海剪短一点。
然而，所有被我找到的离奇细节，都没能阻止物质贫瘠无比的戈达尔在电影拍摄中喷薄出丰饶的创造力。这股力量确保《精疲力尽》在1960年上映时引发轰动。
属于戈达尔的时代，或曰戈达尔创造的时代正式开启。我又向他近了一步。
一个人的戈达尔
1961年，31岁的戈达尔与21岁的安娜·卡里娜成婚，卡里娜在此后6年里成为戈达尔多部电影的女主角。两人新婚的甜蜜，被瓦尔达用电影记录了下来。
然而甜蜜只持续了3年。从《蔑视》开始，戈达尔的镜头明显流露出他们的情感变化。1964年12月21日，需要在电影内外都慢下来的夫妻俩正式宣布离婚，他们的合作关系在3年后终结。
在戈达尔的前半生里，那是充满变化、愠怒与无奈的10年，同时他也被正反馈所围绕。
1967年，特吕弗观看了戈达尔新作《我略知她一二》。与各国电影大师不遑多让地一番比较和赞美过后，他得出结论：论傲慢，戈达尔无人能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乏将戈达尔与新浪潮同僚的决裂归因于这份傲慢的人。可我觉得，不能抛开更大的背景下论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就戈达尔与特吕弗而言，他们都经历了二战，目睹了越南战争带来的震荡，也没能躲过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锋芒，这场运动之后，这对昔日挚友开始互相抨击。
纪录片《新浪潮双杰》里有一段戈达尔的话：“当我们对电影的看法不再相同，我们就无法生活在一起，我们会争吵、分开，友谊会终止。这份经由电影产生的友谊，只剩下怀旧、感伤的回忆。”
戈达尔与卡里娜的爱情也是由电影产生的，那些怀旧、感伤的回忆去哪了呢？也许在卡里娜此后多年不变的对于前夫的赞美和感激里，抑或在两人1987年重逢时的婆娑目光和凄美画面里。
同样在1987年，戈达尔再次与金棕榈奖失之交臂，直到20多年后，他才凭《再见语言》拿了个评审团奖。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希望，戈达尔跟电影节的缘分能不止于此。
福茂在日记中写到，筹备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时，他和电影节主席皮埃尔·莱斯屈尔决定以官方身份邀请戈达尔出任评审团主席，“如果他接受，那就真是奇迹了”。
这次邀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戈达尔已经好几年不去戛纳国际电影节了。福茂回忆道：“最近一次，他给我们寄来了（绝佳的）视频录像。能向他提出邀请，我们已甚是满足。”
2015年11月，福茂给戈达尔的助手让-保罗•巴塔格里亚寄了一封信。一个月后，福茂致电巴塔格里亚询问进展。
“我们正在为新电影忙碌，他希望能把所有努力集中在工作上。”巴塔格里亚彬彬有礼地回答，“您的关注和信件让他很感动。他说了‘不’，但他会再给您写一封邮件的。”
没过多久，福茂在电子邮箱里找到了戈达尔的回信，而我们在2016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海报上找到了戈达尔：他的电影《蔑视》的男主角正在一片明黄色中攀爬阶梯。
两年后，颇具轰动效应的《影像之书》获得特别金棕榈奖，戈达尔还是没有现身。我在大屏幕上找到了头发还不那么稀疏的他。
那应当是戈达尔中年的模样。他穿着黑色套头上衣，一个人坐在那里，从黑色眼镜框后面用眼神暗示：我找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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