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ID：globusnews），作者：兹藐，责编：张希蓓，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是一位有生卒年月的人类女性，王冠（The Crown）是一个不朽的国家机关，而伊丽莎白二世（The Queen，EIIR）是这两者的神秘结合。王冠寄居在这个叫伊丽莎白的人头顶，将她掏空为一具偶像，从而使这个国家机关披上了一张人皮。皇家海军那张旧炮架（HMS Excellent）上载过的每一位英国君主都被安排了这样的命运。现在，这顶王冠换了一个新的寄主，如同寄居蟹换了一个新的壳。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讲法是：一位名唤伊丽莎白的女人戴上王冠，作为女王的职业定义了她的一生。这是大众可以理解的说法。在我们的时代，老百姓希望从高高在上的君王身上看到一个承受着职业负担和家庭矛盾的普通人，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看到一个忠贞不渝的妻子和一个富有权威的老祖母，爱德华时代的人希望看到一个阔气宽弘的开明绅士，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时代的人希望看到坚毅冷静的面孔。因此，这也是大众听到的版本。
理解君主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动用国家力量的系统工程，跟致敬伊丽莎白本人的毕生操劳和诸多美德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如果所谓“深度剖析”的结果是让人愤世嫉俗，还不如单纯一些来得好。不过，世上尽职尽责并且具有种种美德的普通老妇人很多，她们的死亡并不都能引起其他普通人的兴趣。特蕾莎·梅在下议院里笑谈先君如何目睹当朝首相偷偷捡起来掉到地上的奶酪，这块普通场景中的普通奶酪在这个不普通的语境中被用来增添伊丽莎白的“普通性”——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说成是普通的，但是其中一些人享有“更多的普通”。
许多年来，无数的人宣称是伊丽莎白二世的个人威望维持了君主制，进一步拿在她去世之后君主制本身陷入危机的可能性大做文章，就好像他们讨论的不是这位占据一套成熟稳定而高度理性化的统治机器顶端的立宪君主，而是某位古代游牧部落联盟的可汗。
讽刺的是，这反而体现了这位君主的形象塑造工程是何其出神入化。强调伊丽莎白的个人成就并因此看衰君主制的人和强调伊丽莎白的个人品德并因此推崇君主制的人忽视了同一点：正是围绕着王权的整套机器，包括建制内各路头面人物心照不宣的默契制造了他们看到的这位伊丽莎白——普通，也面临着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压力和麻烦，但是具有普通人的理想化的品德，因而深受广大普通人的爱戴。
王权的存废，在这样一个三百多年来高度稳定的政体中，不可能取决于个人因素，毕竟连汉诺威王朝都生存下来了——肯定有人要说现下不比当年，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关于“历史进步”的问题。
英国会不会继续保留王室，在根本上取决于王权是否可能在功能上被一套更优的不包括君主的方案替代。
这个替换的核心首先不在于“民主”与否。在任何可行的政府体制中，永远有压倒性多数的文员、法官、军人、外交家等等不是民选的，只要政治决策掌握在民选政治家手里，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
其次，不在于“平等”与否。所有政体中都存在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君主的存在只不过是把这一点挑明而已。而如果看财富，王室远远不是最富有的（The Crown Estate是主权基金而非家族资产，而且加在一起都比不过美国西海岸随便哪个互联网大佬）。特权阶层维持世袭的财富和地位早就有更隐形的手段，完全不需要把自己跟这一套东西绑在一起。
第三，不在于“压迫”与否。王室的权威确实是依靠笼罩在法律之下的国家暴力在维持，但是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合法垄断暴力，可以进行武力镇压是所有政府存在的前提，跟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没有关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虚位元首的产生方式是否维持世袭制，而回答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世袭的君主制究竟有没有非世袭的虚位总统不能替代的功能。
王权的虚与实
不同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者日本的君主制，在使用不成文宪法的英国，王权究竟有什么功能这件事本身就极为玄妙。
“英国君主到底有没有实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最简单的说法是“法律上保留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实际只会在内阁的忠告下使用”。
比如说，君主理论上可以拒绝给两院通过的法律“御准”（Royal Assent），但是这种权力上一次使用还是1708年，此后的君主即使是乔治三世也只会暗中阻挠立法或者尝试威胁拒绝批准。同样，理论上君主可以自由地挑选两院成员组成政府，但是实际上上一位主要靠君主垂青执政的首相是乔治三世的小威廉·皮特，那是1783年的事。而上次君主独断任免首相的尝试是1834年威廉四世罢免辉格党的第二代墨尔本子爵触发大选，结果是墨尔本子爵赢得大选，威廉四世不得不重新拜他为相。而另一些“保留权力”比如解散议会（2022年保守党立法推翻了《2011年定期国会法》）、宣战媾和、封建贵族和赦免刑罚则只会在内阁的建议下使用。
由此看来，如果问的是“实权”，那么答案应该是“通常没有”。
更熟悉情况的人可能会了解，君主更加实质性的立法权力是通过“国王/女王的同意”（King’s/Queen’s Consent）行使的。依据使用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厄斯金·梅（Erskine May）议会惯例，涉及王室的立法需要在下议院辩论之前得到君主的同意（涉及康沃尔公国的立法需要相应得到威尔士亲王同意）。
虽然通常而言，如果政府正式地提请，君主不会阻挠到底，但是有相当多的立法确实是在这个环节被放弃的。这个机制之所以比御准更有实际意义，是因为这仅仅是下议院自己为自己制定的程序，不会引发宪法危机。
此外，依据1950年确立的宪政惯例“拉塞尔斯原则”（Lascelles Principles），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君主可以拒绝首相提出的解散议会的要求，迫使首相辞职。这项原则从来没有真的使用过，却似乎在政坛被广为接受。至于为什么民选的议会和政府自愿承认君主有这些权力，正是理解君主制本身为什么可以延续的关键。
在政府方面，一旦出现“悬置议会”（Hung Parliament）即没有任何政党拥有多数席位，君主在理论上可以选择哪个党的党首（理论上甚至可以是任何一名两院议员）来组阁，尽管在现实中一般会是等待政党间达成交易凑出多数，或者解散议会重新选。由于自由党/自民党和工党的反复消长，英国议会并不是非常严格的两党制，这导致悬置议会在过去一百年中出现了六次（1929、1974、1978、1996、2010、2017）。而在首相身故或突然辞职、执政党来不及选举新党首时，君主会在挑选新的首相过程中拥有部分自由裁量权。
1923年，由于博纳·劳因病辞职，乔治五世选择了鲍德温而非寇松侯爵；1940年，张伯伦辞首相而未辞党魁，乔治六世任命获得了工党支持的丘吉尔而非其一开始更钟意的哈利法克斯伯爵；1963年，麦克米伦因病辞职，伊丽莎白二世在保守党元老的建议下选择了休姆伯爵。
另一方面，君主也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都发挥过影响力，如果君主在某件事上有意介入，历代首相或多或少要考虑君主的建议和态度，会主动避免跟君主冲突，至少避免分歧公开化。
总之，如果“实权”并不一定需要以硬性的方式运用，那么答案应该是“偶尔可以有”。
这两个答案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是也都有问题。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君主有实权，必然跟民选产生的议会中的政治权威一山不容二虎，从而使得王权失去合法性。而一旦问题的答案被明确为君主没有实权，那么君主也会失去所有的影响力，没有人会再把王室当成一回事。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似有似无、非有非无”。
君主和首相之间每周的交流没有其他人在场，参与的双方都不会公开透露实质性内容，其他的小道消息至多是捕风捉影。同样，诸如在冲突中军队、文官和法院会向着谁这类问题，在冲突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不会有人给任何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避免冲突的关键。模糊性是制度的生命，正是这份模糊维持了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和谐。
无法取代的君主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模糊性，大体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勾勒在英国体制下终身的、世袭的君主制难以被民选虚位总统取代的功能。
首先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宪政体制的运行时不时会出现特殊情况，此时使用哪一个宪政惯例、是否必须要适用这个惯例、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破例或者建立新的宪政原则，这些问题总归要由一个机关来决断，而君主承担了这个功能。
比如说，如果在出现悬置议会的情况下，在授予组阁权时是优先现任政府，还是优先第一大党，还是优先最可能获得过半支持的政党。又比如，在首相失去议会信任的情况下，究竟是应该通过解散议会再给首相一次机会，还是通过拒绝解散议会迫使首相辞职。再比如，究竟多么紧急的状态够得上宣布“紧急状态”。这些问题虽然实际上很少真的用到君主自由裁量，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终的权威可以进行裁量很重要。
有共和派人士对于君主掌握了如此重要的宪法性权力一直持批评态度。然而很显然，既然宪政纠纷总会出现，白纸黑字总是不能自行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权力总归要由谁来执掌，要么是交给民选议会本身或者其他对选民负责的机关，要么是交给一个独立于民意的机构——在美国是最高法院，在德国是宪法法院，在法国是宪法委员会。
由任何一种独立于民意的机构来解释和执行宪政惯例，都会同等地面临“不民主”的批评；而具体到英国的语境下，更会跟议会主权（议会可以独立制定、废除和修改任何法律，行政部门不能否决，司法部门不能审查，公投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律地位）发生根本的冲突。而如果由议会本身掌握这一权力，难免变成下议院多数党自己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从而让整个体制走向崩坏。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在历史中摸索出来了这个两难的解法：在法律的形式层面，一方面，“国王会同议会”（King-in-Parliament）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上议院和御准的形式化使得议会主权在绝大多数时候落到民选的下议院，进一步通过多数党组阁与行政部门紧密结合；另一方面，王权的剩余部分又以“国王会同枢密院”（King-in-Council）的形式握着下议院和政府的缰绳（比如解散或中止议会和任免大臣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内在地受到君主与首相之间互动的调节，外在地服从于同样以君主名义设立的法院的审查。这样，通过王权“既在法之上、又在法之下”的左右手互搏实现了代表民意的多数党政府既可以掌握立法又不能随意篡改规则的设计。
颇为讽刺的是，相比于美国或者欧洲大陆的自恃专业和公正的法官，过去几十年里在类似的难题和僵局面前，反倒是英国王室展示了更大程度的谦抑。很多人将此归因于女王本人的性情，这个解释恐怕过于单薄。世袭王室至少因为几种原因比终身或者固定任期的法官更有动力克制“能动主义”的冲动：
第一，英国宪政史，就是王权不断退却的历史，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宪法惯例，都是在当今君主的祖先一次又一次的政争失败中形成的。世袭王室的存在就是活生生的宪法教科书。第二，法官没有什么太多可失去的，而世袭君主则需要为了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尽量保守手中剩余的权力，而一次使用不当就有可能导致权力不可逆地流逝。第三，世袭君主本就不需要依靠理念和优绩上台，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个人成就来铭刻自己，只要体制能平稳运转下去，他们自动会被披上圣光。
政客愿意为政治生命和政治立场兵行险招，法官则有动力贯彻自己的理念、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把掌握规则的权力交给他们，就总会有至少一部分重要的政治势力不放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王室不会愿意为了任何理念和立场冒险，所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其保留权力。这就是世袭君主制难以被取代的第一个根本原因：“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很难找到其他的制度设计能够既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掌握最终拍板的大权，又能保持 “纯粹利己，毫不利人”并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
第二，君主是政治家集体的强大工具。都说英国君主“政治中立”，这一点经常得不到准确的理解。在《内阁手册》上的表达是“依据惯例，君主不会公开参与到政府的政党政治中”。把话讲得更白一点，王权不能被政府用来加强其相对反对党的优势，也不能被反对党用来削弱其对政府的劣势，只有这样，政党政治才能“费厄泼赖”。
在不涉及主要政党之间的斗争的问题上，君主是可以表态的。举例而言，2020年春，先女王应政府的要求就疫情发表讲话。防疫政策当然都是“政治问题”，毕竟有从始至终都有完全反对封控的，有要求更严格封控的，还有否认新冠病毒存在的。但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主要反对党立场一致，君主的表态就没有任何问题，反而给这些自身信用早就破产多少次了的政治家帮了大忙。君主制的这个特点，当下的政府固然受用，主要反对党即未来的政府也乐得接盘。
哪些问题涉及政党斗争，哪些问题属于跨主要党派的共识，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君主表态欣赏和支持NHS，绝对属于严重的宪法问题，但是在今天却不会。
当年，撒切尔夫人曾经因为南非种族隔离的问题跟先女王闹得非常不愉快，但是时至今日，查尔斯和威廉在加勒比海国家谴责英国的奴隶制历史则不会被任何主要政党批评（虽然加勒比人民不一定满意）。在同性性行为非罪化还是一个重大议题时，王室不会做任何表态，但是在同性婚姻已经在跨党派支持下合法化之后，先女王赦免61年前被判处化学阉割的阿兰·图灵就是一种安全的讨巧。
同样，放在二十年前，东宫热衷于环保的倾向一度引发对于政治中立性的担忧，但是在所有主要政党都把“净零排放”挂在嘴边的今天，虽然查尔斯三世国王不能批评政府的环境政策，但是在气候大会上替政府站台则没有问题。
这一充分代表主要政党能达成共识的价值而又避免触及主要政党政治斗争议题的职能，十分难以由虚位总统实现。假如虚位总统由议会选举，则很难不牵扯到议会政党的较量中；假如单独直选，则为了赢得选举必须就争议性议题发表明确的见解，从而疏远很大一部分选民；假如需要直接或间接的超级多数才能当选，则很可能面临无法顺利产生结果的情况。
即使人们可以说出英国王室及其世袭制有千种万种丑恶，一种既能避免卷入政争又能维持崇高威信还能输出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果的替代方案尚未被发明出来。
当然，事情不能推到极端，如果王位传到安德鲁王子头上，恐怕神仙也救不了。但是只要君主能维持“中人之资”，就比让竞争性选举的赢家扮演这个角色强。英国也有总是在期盼民选总统能更好地代言进步价值的进步派人士，但是考虑到就连建制化的工党都在大部分时间中赢不下大选，这份为民先锋的信心是怎么来的颇为令人费解。
第三，贵族制、骑士制和整套以君主为核心的荣勋体系对于绝大多数资深建制内人士——政治家、法官、文官、外交官、军事将领、警察和情报人员、商业大亨、思想领袖——都是莫大的诱惑。
位高权重而已经走到人生天花板的人还想要的莫过于放下权力之后终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得不到保障，就自然地有动力抓紧权柄并且想方设法抓紧变现，因此给这些人准备一个舒适体面的前景对于政治稳定和建制人物的团结至关重要。而终身贵族的荣耀和上议院的席位与君主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不仅是因为在传统上王权和贵族的关系，更是因为一旦君主制可以被动摇，终身的贵族制就更难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总而言之，英国君主制的延续并不是依靠女王廉价的人气，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长期以来，各路重要的政治势力都发现，让世袭的王室继续发挥上述种种功能，相比于冒险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对于他们自己而言要稳妥而有利得多。
维持现状不需要理由，改变现状则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更优的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常识。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不尊重这个常识的人，我们如今称他们的事迹为“历史教训”。
况且，就算我们假设在长期上虚位总统优于虚位君主，作出这一调整也需要重写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法律、转译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惯例、更换所有涉及君主制的标志，不用说还要占据至少数年多则数十年的政治议程，一次性引爆藏在不成文宪法中的大量模糊的有争议的问题，带来长达一个时代的巨大不确定性。短期内的巨大成本导致，在任何一个可预见的时间点启动共和制改革，对于当时的人都是得不偿失的。
不倒的王座
近代以来，每当人们感受到狂飙突进的潮流时，君主制总是会被拿出来作为腐朽落后反动的靶子来打，但是历史给人的观感并不总是在进步。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以及英国自身的政治改革，英国共和主义曾经一度兴起。这一波浪潮后来随着欧洲革命高潮过去而暗淡下来。
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后期开始，共和主义同样曾经被广泛讨论，似乎人们已经进步到了如此地步，不能再被这个老寡妇拖累了。但是当不列颠治世的鼎盛期过去，帝国开始陷入一轮又一轮挑战和危机时，民心又聚到了君主制这边。
有鉴于以上先例，九十年代和最近几年君主制面临的危机放在长周期里并不稀奇：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好像每一天世界都会比前一天更加进步一点。一旦进步成为普遍的心理预期，古老的冠冕和华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是所谓的“与时代脱节”。然而进步的周期总会过去，危机、停滞、紧缺、动荡和战争或早或晚会卷土重来。“人心思变”和“人心思定”是交替发生的，前者有利于催生锐意改革的政府，后者有利于巩固万世一系的王权，威斯敏斯特制就这样构成了一组奇妙的对冲。
九十年代连续的婚姻不幸和最近几年接连爆发的个人丑闻固然对于王室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王室在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这些问题。正如推特上的一则对话——“背叛妻子的人怎么配做国教会的领袖？”“参考亨利八世。”真的以为因为王室有丑闻百姓就会倾向于代之以民选元首，恐怕是对民选政客的道德情操和当代人的道德追求都有什么天大的误会。媒体可以随意做他们的小规模民调，在开始有政治势力选择利用这些数据说事之前，不会有任何实质影响。
期待一代人总比一代人更进步、更革命，这也是一种迷思。或许现在的年轻人对王室没有多大热情，但是不见得他们对废除王室就有热情，不见得他们不会在未来对王室产生热情，不见得他们的孩子就不会比他们对王室更有热情。相比于稳定的权力架构、利益关系和游戏规则，大众情绪到底是一种高度可塑的东西，跟邦德或者帕丁顿熊合拍的短片就可以产生一些影响，而有时候大炮一响比什么都管用。
英国民众确实刚刚进入查尔斯三世时代几天就已经开始怀念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过去五百年间都在矢志不渝地怀旧的国家。
自由派只不过是嫌弃王室落伍又费钱，而且他们会在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至于那些专拣一抔之土未寒的时候大肆示威的左翼人士，在大多数人眼里则显得过于魔怔。如果说有什么实质威胁，反倒更可能来自右翼草根。
看看大西洋对岸，知书达理的左翼知识分子充其量是从大学跑到华尔街开露天派对，扛起枪冲国会山这种事还是得MAGA人才干得出来。《金融时报》最近的社论就独树一帜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担忧极右翼绑架保守党的可能性。然而极右翼对于整个社会大部分群体都是威胁，如果这帮人真的跟查尔斯或者威廉杠上，对于他们很可能反倒大有裨益。
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但是如果一套体制已经在一次又一次被唱衰中熬死了它在历史上的所有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对手，那么一定是有什么很强大的内在的稳定因素被一次又一次忽视了。完全可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比它的对手更生生不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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