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澳籍了,妈妈却哭了。”

悉尼华人“格格”和母亲在“老何所依”这件事上,已“僵滞”了两个多月。

女儿想留澳尽孝,妈妈想回乡养老。矛盾似乎无从化解,以后者的落寞回国暂告搁置。

格格把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称之为独生子女移民的“养老之殇”。

在她身后,避不开这道难题的人群,有多达近40万人之众。

离巢“那时候妈妈特别喜欢澳洲,她说我们将来会在澳洲生活。”

格格是北京人,独生女,15岁时被送来澳洲读书。一晃十多年过去,跌跌撞撞在异国迅速长大。



毕业、入职,为自己和妈妈申请永居。她渐渐找到归属感,而澳中两地“空中飞人”的工作状态,给了她更多回国陪伴爸妈的时光。

闲聊时,这对父母也开始畅想多年后移居澳洲安度晚年的场景。

一切都水到渠成得让人羡慕。

与格格不同,小卓的出国与整个家庭的发展计划无关,甚至有点一意孤行。

20多岁时,他辞去了国内的稳定工作,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一路南下来悉尼留学。

“家里人都反对,唯一无条件支持我的,是妈妈。”

彼时年少的他,未曾细细琢磨过父母的养老问题,总觉得还有大把时间去思考。



对于大多数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即便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在机场目送彼此的那一刻,似乎也都没顾得上过多思量,几十年后两代人之间的陪伴问题。

分歧散落在大地上的种子,有的会被风吹去,有的会扎下根来。

格格不久前获悉,她的澳洲入籍申请获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潜意识里,这或许是她期待已久的。

“国内的工作让我焦虑。”疫情前后,她曾尝试换了几份工作,但都无所适从。她最终决定返澳,并希望父母可以跟随来澳养老。

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妈妈的反应却像是变了个人。

“她老了,想法也变了。”妈妈变得敏感低落,对澳洲生活不再表现出兴趣。“以前她会积极学英语、考驾照,现在却总是主动回避。”

格格说她能清晰感受到母亲心态上的衰老,华人“落叶归根”的观念开始显现。陪同来澳出席入籍仪式,让这位母亲敏锐地察觉到,“女儿回不去了。”



“她有一种悲壮的情绪。”

“她总是说着说着就哭,哭着说不要PR了,要回国。我知道,她是理智决定要和我分开了。”

“妈妈说,她怀念和我只有一碗汤的距离的生活。”

听到这句话时,格格哭成泪人。

“我是温水煮自己”,小卓这样形容他与父母之间的“陪伴困境”。

他苦笑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的羁绊,开始体会到与父母的距离远远不是地理上的9000多公里,更难跨越的是心理距离。

曾经唯一支持小卓出国的母亲,几年前郑重和儿子谈过养老问题。留在故土还是去他乡,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通常以沉默无疾而终。

“我回不去了。妈妈其实后悔让我出国了,只是她不说而已。”

“妥协”格格与母亲间的“对峙”,以母亲的“妥协”告终,她瞒着女儿订好了独自回京的机票。

临行前几天,家中格外安静。之前无话不谈的母女二人沉默以对。不聊过去,也不提未来。

出发前一晚,两人都没睡。等到凌晨4点,格格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只寒暄了几句天气。

办好值机手续,看着妈妈拖着行李箱只身走进候机厅,格格心中五味杂陈。

“她没敢回头,我也不敢上前。心像被揉碎了一样生疼,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于小卓而言,他即将迎来与父母的团聚。

时隔几年后,两代人逐步开始趋向“共识”。年过七旬的父母计划再次抵澳,尝试将晚年与这片土地建立起关联。

今年,是小卓来澳洲的第18年。扎根立定的他,如今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时,显得更为坦然。

“我期盼他们的到来,希望能倾我所能,尽尽孝道。”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自中国大陆的44岁及以下澳洲华人,总数多达339,818人。这个群体,出生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正困顿在和格格、小卓类似的境地。

后记看着一路向北的航班,格格哭了,又笑了。

她说,这个遗憾可能毕生都难以弥补。

她又说,两代人都选择了各自想要的生活,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彼此成全。

“活在当下,未来一定会更好。”

“这个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移民家庭的殇,终究会找到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