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通过“协助自杀”离世，安乐死话题再次引发热议。他为何选择在瑞士结束生命？安乐死的程序是什么？为何让许多人感慨“死不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朱颂瑜（瑞士华语作家、记者），原文标题：《100多位华人报名排队安乐死？揭秘瑞士“死亡旅游”真相》，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法国著名导演选择在瑞士“协助自杀”，近年安乐死近千人“死亡旅游”真相
9月13日，法国新浪潮之父，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瑞士辞世。其家人证实，他求助于瑞士的所谓“协助自杀”组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91岁。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被称为“引爆”电影的“弄潮人”，出道于上世纪50年代，他导演的电影《精疲力尽》是新浪潮的标志之一。
让-吕克·戈达尔多年来，一直因强烈的厌世以及精神疾病，隐居在瑞士日内瓦湖畔。据法国《解放报》后续透露消息称，戈达尔没有生病，只是觉得精疲力尽，所以选择了安乐死。这位新浪潮之父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家中平静地去世。戈达尔的长期法律顾问让内（Patrick Jeanneret）表示，戈达尔精神上患有“多种致残性疾病”，最终选择了协助自杀。
他最后的遗言是：“现在，够了。”
戈达尔希望有尊严地死去，所以他选择了协助自杀，而这在瑞士是合法的。
这位知名导演在瑞士选择“协助自杀”，再次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与震憾。
据Swissinfo.ch的数据，2020年瑞士约有1300人死于协助自杀。在疫情之前，约有一半来自海外，大多数来自德国和英国。这一过程主要是在该国两个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尊严”和“解脱国际”的协助下进行的。
另据一份不完全的数据，近十年，有近万人在瑞士选择了通过“协助自杀”组织实施安乐死，其中有十多位不具名华人选择在这里秘密实施了安乐死。
华人安乐死第一人赴瑞士全过程公开：从清醒到历史，只有5分钟
2019年2月24日，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体育主持人傅达仁家人在台湾“安乐善终成立大会”上，曝光了他2018年6月在瑞士执行安乐死的最后服药纪录片，在中华两岸视生死大于天的华人世界，犹如抛下了一颗震憾弹，再次挑起了安乐死这一话题。
这段视频披露了世界上首位华人执行安乐死的全过程。
画面中，傅达仁一生中“最爱的两个女人”以及为他“冲喜”而提前结婚的儿子一家四口，环伺在他的身边。按傅先生的瞩咐，他们请了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他要留下这个对于他，以及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来说，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傅达仁的独子傅俊豪详述了这一过程，“经过安乐死机构人员和医师评估父亲的心理状态和病情后，我们依照他的心愿，在充满歌声的尊严屋里，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安乐死机构准备了两杯药，一杯是止吐剂，第二杯是毒药，因为有时候让病人喝毒药，可能会吐出来，所以需要先喝止吐剂。喝完止吐剂你都还是可以后悔”。
医生将一杯液体药物交给傅达仁，告诉了他注意事项以及如何服用后，嘱咐他“药很苦，一定要尽量快地喝进去”，傅还先试着模仿做了一遍。这位曾经的主持人临终前还反问医生，要一口吞进去吗？两口可以吗？医生表示可以，但是尽量一口吞入，因为这种药非常苦。在得到了医生的回答后，他将药端到嘴边，向所有人告别，“再见，Farewell，So long”。他的语气很安静。
寻求安乐死者：你会得到一杯剧毒巴比妥酸盐
瑞士是全球富裕程度极高的国家之一。与很多国家相比，瑞士患抑郁症人群比例很高，自杀率长期高企不下。比如，卧轨自杀方式在瑞士的上演率就极高，达到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三天上演一宗的状况，形成了一个让人谈之哀伤的社会现象。
从生命意义的角度看来，生活的安逸和稳定性也许是瑞士自杀率高企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以人为本的瑞士社会，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称得上是整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所以，从整体上说，协助安乐死行为在瑞士得以被广泛接受。人具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是大多数瑞士公民的共识。不难看出，这种独特的社会性不仅使瑞士的民间衍生出各类相应的社团，帮助人们去更好地了解和面对生死，同时，经验的实践与积累也使其发展出比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死亡文化与生死经验。
瑞士法律赋予人民这种权利，前提是，这种选择必须是自愿行为。当患者选择死亡是自愿且协助者对其死亡没有既得利益时，瑞士法律允许协助自杀，强加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本人亲手执行结束生命。瑞士联邦法院（Swiss Federal Court）2006号决定明确规定，凡是具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患有脑部疾病，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
不过，瑞士是联邦制国家，各州的自主权利很大。因此，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甚至从一个医院或养老院，具体执行情况都可以各不相同。目前瑞士的情况是，各州对待安乐死的态度不完全一致，但是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护理院对安乐死趋于宽容的态度，而申请协助自杀的人数也正在增加。
从瑞士最大的帮助自杀组织“解脱”提供的最近几年的数据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报名申请协助自杀，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成为机构成员。2017年计有10078名注册成为了新会员，其中60%为女性，平均年龄为78.1岁，这个上升趋势也跟瑞士社会老龄化密不可分。
尽管如此，根据“解脱”组织发言人阐述，辅助自杀从整体上看仍属个别现象。按照瑞士每年死亡人数66000人计算，自尽情况仅占1.5％左右。目前通过“解脱”组织寻求自尽的大多数患者均是来自该组织所在的苏黎世地区以及邻近的瑞士德语地区人士。
协助自杀必须是决定自尽的人自己亲手操作，通过胃管注射或饮用有医生处方的一定剂量致命的巴比妥酸盐进行。巴比妥酸盐是一种剧毒的镇静剂。
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
在瑞士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尊严”的官方网站主页上，标示着一句：“尊严：生有尊严，死有尊严”的所谓标志语。作为瑞士国土上协助自尽的重要机构，它透视了瑞士协助自杀组织的核心哲学，那就是，当一个人再也无法承受活着的重荷时，应该获得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换句话说，死亡，应该享有与活着同样的尊严。
这种核心观念透视了瑞士人以及协助自杀机构对自由的高度追求，并将此自由视作“最后的人权”。
目前，寻求自杀协助最常见的情况是癌症，以及与年龄相关的多种疾病和慢性疼痛。在他们具备满足申请标准的条件下，会员就可以决定结束生命的时间并获得该组织提供的服务。
那么，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获得协助自杀呢？据“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机构提供的流程与相关资料，有意愿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认不是凭冲动行事，不受第三方的影响，自行实施生命终结。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后，才有可能得到协助，如果不符合标准，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仍法无法得到那杯致命的巴比妥酸盐剧毒镇静剂。
但死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接下来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关于安乐死的程序与费用了。
不管是在“尊严”或“解脱”这两个任一机构实施安乐死，首先要获得相关资料成为该协会会员，签字成为会员后便可开始进入安乐死的程序准备了。在情况符合的情况下，申请者将获得“初步通过安乐死”的书面通知，并需提供在瑞士获得死亡证明所需的居住地户籍材料，期限是不超过实施安乐死日期当日的六个月。一般在材料收集齐备后便可预约实施日期，实施死亡。
申请过程中，若申请者有任何反悔或犹豫之意，均可重新考虑，撤销申请。
申请成员后，“尊严”收取最低年费80瑞郎，约550元人民币；“解脱”45瑞郎，约300元人民币，而辅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进行计算。对于经济条件欠佳的会员，机构甚至会酌情给予免费服务，而经济条件好的成员则多付一些，形成一种绝对人道的运作模式。
但近年来，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收取1万瑞郎（约7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使人们一直对其充满了怀疑。此次傅达仁公开的自己“协助自杀”过程全程中所花费用达三百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万。但显然，这还不是最高的费用。
一部专门记录瑞士安乐死的纪录片认为，这家组织对于这些寻求死亡的病患，看人下菜，如果你是亿万富翁，显然他们会收取更高的费用，一位来自德国的富翁就被收取了二十多万美金。这家组织的财务不透明与他们收取费用的方式，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盘赚钱的生意。尽管他们辩解说也会对财务困难的病患给予帮助，但显然，可以“旅游死亡”到贵得让人心惊肉跳的瑞士的病患，没有几个人会付不起这笔死亡费用。
为何协助外籍公民实施自杀
作为世界上唯一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多年来，瑞士协助自尽的机构也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海外患者获得生命最后的尊严，并且分享自己的经验，不断发出相关呼吁，希望政客不再无视患者的痛苦，进一步推进这种人权在更大地域上的实现。迄今为止，前来瑞士寻求帮助结束生命的最大群体来自德国和英国，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一千人选择了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尊严”的官方网站上，一位英国人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他或她的死亡日期和方式。然而不能做到，这让我很愤怒。我认为，‘尊严’具有非常开明的观点，我愿意与之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将继续予以支持。如今其它国家也渐渐地开始改变，我希望有一天，英国也会变得足够开明，允许其公民享有这一权利。”
西方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生命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无疑，即便在瑞士，协助自杀一直都是人们围绕宗教、医学、法律和伦理道德领域的基本价值观而展开的激辩话题和长期角力。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有的人主张限制，有的人觉得应予以禁止，有的人则认为只要每个人自己能选择就好。
一位英国读者就曾在协助自杀的官方网站上留言：“我是一个五十岁的男性，有两个乖孩子和两个孙子。多年来，我一直患有极度抑郁症，除了弯曲膝盖请求上帝，没有药物和医生能帮助我。这种生活可怕得让我每天每时每刻都有自杀的念头，并且多年来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我。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如果我受到审判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那应该是我的决定。那么我还活着做什么呢？死亡应该是我的权利。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个悲惨的生活。我正在拼命寻找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一目标的设施。如果有人知道，我会向他们支付数千美元来帮助我过渡。”
协助自杀的理念一直难以获得保守宗教组织的认同，这是因为圣经里说，人的生命是上帝的赋予，上帝不赞成自杀。安乐死理念与之背道而驰。去年，逾百岁但并未罹患绝症的澳大利亚知名植物学家及生态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前往瑞士，在安乐死机构的协助下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个事件，瑞士巴塞尔的当地天主教主教菲利克斯·格密尔在《瑞士周末报》（Schweiz am Wochenende）上公开予以严词批评。
他认为安乐死正在演变成一种大肆推销的产品，人们为了寻求自杀而纷纷涌进瑞士，这种日趋商业化无异于“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之举，是令人愤慨且可耻的。
只要安乐死这样的机构存在一天，对于身患绝症的人、每天饱受疼痛煎熬的人，也许这可能是他们通往天堂的捷径，但对于保守的宗教组织与信徒们来说，这里通往地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朱颂瑜（瑞士华语作家、记者）